包慧怡谈中世纪｜中世纪的彩虹有多少种颜色？

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奠定现代光学与透视法的陈词滥调，今日想必已得到了足够的澄清。几乎一切重要的近代光学理论都植根于中世纪，尤其是受益于以阿尔哈森为代表的阿拉伯学者的研究；在欧洲范围内，则主要受到罗伯特•格罗塞泰斯特的光源（lux）与流明（lumen）说，其学生罗杰•培根的 “外射”（extramission）与“内射”（intromission）说，以及约翰•佩尚的透视论的影响——三位神学—科学家都活跃于十三世纪的英国，其中两人曾出任重要教区的大主教。  

视觉在中世纪所对应的元素是火（“最纯净的元素”），火被认为是光的一种变体，并且视觉的动物图腾是鹰——传说中唯一能直视太阳的动物。按照格罗塞泰斯特《创世六日》中影响深远的基督论，“圣子—言—光”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三位一体的原力之一，光照崇拜因而在整个欧洲中世纪具有神正论上的重大意义。十五世纪N镇神秘剧《基督诞生》中，迟到的产婆不敢进入马厩，因为畏惧其中“比日月更璀璨的光芒”；十四世纪护教作家约翰•默克的《节日布道集》中记载：以得撒国王派画匠去为耶稣画像，然而圣容太过耀眼以至于画匠无法睁开双眼，只好用一块布盖住耶稣的脸，布上奇迹般拓下了圣容（即著名的“以得撒画像”，与维罗尼卡汗巾和都灵裹尸布并为早期基督生平传说中三件“自然圣像”）；在圣烛节（Candlemass）被祝福过的蜡烛不得用于非宗教场合，除非先将它们融化。教堂彩窗玻璃，手抄本上的金箔，书龛、圣物龛或十字架上的装饰宝石，神秘剧中闪亮的面具……众多物件因其反射或折射光的特质而具有神圣性，随之发展出一种光的拜物教，这种拜物教深深植根于《启示录》中对金碧辉煌的新耶路撒冷的描绘：纯金铺地，光盖日月，十二种宝石构成十二道璀璨的墙基，而基督羔羊本身就是至高的光源。

视觉自古典时代起就位于感官金字塔的顶端。主要在奥古斯丁的影响下，中世纪盛期发展出许多关于人眼所能感知到的视像的三分学说，其中以十四世纪女隐修士诺维奇的朱莉安（英语语言中第一位著书立作的女性）的表述最为确凿。在她接收到的一系列著名天启中，朱莉安声称看到过三个等级的视像：“肉体视像”、“智性视像”和“精神视像”——最后一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神秘视像，连职业幻视者朱莉安都承认，自己无法理解这种终极之光，“只有上帝能解释”。

然而在中世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连“肉体视像”——物理之光——都神秘而费解。中世纪对感官世界的普遍认知有别于现代的首要一点，在于感受过程的“双向性”：我们的感官不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器，同时还是发射端，能够向感知对象散布看不见的、独属于我们的“物种粒子”并改变它们的性质，反之亦然。这种双向性在视觉中表现得最为直接：我们的目光能够改变我们所观看事物的属性（哪怕那只是一张桌子），同理，也必须谨慎选择观看的对象，因为我们必然会被所看之物散发出的物种粒子改变。视觉过程具有物质性，是一个交换“粒子”的过程，这种双向论潜藏在一大批中古英语／法语关于视觉的情色表述中——“飞镖般伤人的一瞥”、“使人死亡的甜蜜目光”、“勾人的邪眼”等。中古罗曼司中，被禁闭在高塔或城堡中的女性的目光常被描述为“致命”的，能使与之对视的男子赴汤蹈火——但她们自己也常分享这种命运：坠入爱河，并且坠入噩运。

中世纪人对光学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色彩学，也有一系列与古典色彩理论（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和现代色论迥异的看法。若说在色彩三要素中今人往往聚焦于色度，热衷于区分和命名各种差别细微的色调，沉迷于光本身的中世纪人更看重的却是颜色的明度和纯度，因此他们描述色度的词汇远不如今天发达，一个词往往可以指代多种颜色。比如古英语中的“read”一词既可表示红色又可表示黄色；中古拉丁文中“perse”一词则可以指现代调色盘上介于深蓝到湖绿间的任何颜色，同时还可以描述朱红色。相对而言，盎格鲁—诺曼法语具有较为丰富的色度词汇，比如十三世纪晚期法语中rous, sor, goules, rouge, vermaille这五个表示不同深浅红色的词在同时期英语中一概被译为reed（“红”）。到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交，英语中的确新增了不少描述红色的词汇，但一些今天的常用词——比如pink（粉色）——要到十七世纪才会出现。

中世纪百科全书《物性论》的作者，“英国人”巴多罗买认为色彩取决于温度和湿度与光的互相作用。譬如，低温造就白色，高温造就黑色和红色，绿色则由温暖的空气作用于湿度高的物质而产生（比如树叶、水果和青草）——当岁时更替，温度湿度变化，这些事物的颜色也更着改变。色彩也被认为与人类的情感密切相关：嫉妒或恐惧导致绿色，愤怒或骄傲导致红色和蓝色，许多中古寓言诗中，每种拟人化的恶习都穿着与之色彩对应的衣裳。在盛行于中世纪医学的体液说中，肤色可以是体液比例和个人体质的外在表征，比如多痰质者的苍白、黄胆质者的面黄和多血质者的红润。

有理由相信，暴雨过后挂在中世纪天穹中的彩虹，在物理外形和色彩上与今天并没有太大不同。然而，在大多数现存绘有彩虹的中世纪手稿中，彩虹的颜色一般只有三色，最多不超过五色，其色层的排列顺序也常与自然顺序相异。与其说它们记录了中世纪人亲眼看到的彩虹模样，不如说那是一种深受解经学传统影响的图像学惯例：彩虹毕竟是上帝与诺亚立约的信物。巴多罗买受到亚里士多德和可敬的比德影响，认为彩虹当为四色，对应地火水风四大元素。十四世纪英国宗教异论者约翰•威克利夫（路德宗教改革的先行者）认为彩虹象征神与大地之间的和平，因此接近穹宇的最高层应为表现皇室高贵的紫色，离地面最近的内层则是绿色，代表上帝对教会满有恩赐的统御。罗杰•培根认为彩虹本身当为红、蓝、绿三色以对应神圣三一，外围被黑白二色裹挟，有时候绿与蓝可以分别进一步分为两种色调——如此便完成了彩虹色层数从三到五，最后到与今天相同的七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