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70周年︱台湾民众是如何抵制“皇民化”的

今年是台湾光复70周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在中国大陆进行八年全面抗战同时，台湾民众也在另一个无形的战场上抗拒着日本帝国主义“皇民化”的图谋。70年后的今天，台湾岛上竟有人为“皇民化”时代招魂，声称“当时台湾的同胞们，毫无疑问都是作为日本人，为了祖国而战，大家身怀保护国家而死的觉悟”，其数典忘祖竟一至于斯。

从穿和服到改姓名

全面抗战爆发后，台湾总督府向东京报告时不得不承认，台湾人民“依然视支那为祖国”，民心“很不安定”。“七七事变”后的第五天，台湾军司令就此“向岛民发出重大警告”；台湾军参谋长在7月14日“对非国民的言行再次发出警告”；淞沪抗战爆发后，台湾军司令第三次对“岛人阳表忠顺，而阴怀不逞，常有非国民之言行”发出警告；当时的台湾总督小林跻造惊呼殖民者“犹如坐在火山口上”。

为防止台湾人民进一步响应祖国抗战（一年中有五万台湾人内渡参加抗战），一场覆盖台湾全岛的“皇民化运动”全面铺开。小林跻造希望通过这场“灵魂革命”，“使台湾全岛更接近皇国民化”。

暴风雨来临了。殖民者认为，“皇民锻炼，陶冶日本精神之涵养，无论如何以懂得含有日本精神的日本语为先决条件。”据此，台湾总督府气势汹汹地叫嚣“绝对禁止使用台湾语（指闽南话）和汉文，不满者滚回支那去”，原本规定“本岛人”学日语而在台日人学“台湾语”的学校变成统一教授日语，汉文科被全数撤废，废止各报刊汉文版及栏目，关闭多所私立学校和千所汉文书房、私塾；强迫台湾人民学习、使用日语。战争末期，日语夜间讲习所已遍及全岛各个角落，学生总数超过100万人。

日常生活的日本化，同样是“皇民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殖民者企图使台湾人民“通过日常生活的充分日本化，来首先体会日本人的心境，然后在不知不觉中感受皇民意识，并达到这一境界”。

台湾总督府强迫民众穿着和服或西装代替“上海风格（指旗袍）或中国式的装束”，甚至群众喜闻乐见的歌仔戏中的古装戏服也不能幸免；规定每家设置榻榻米、日本式澡盆；采用日本式的嫁娶仪式和葬礼；废除旧历春节改过公历新年，不许贴春联、贴门神和放鞭炮，代之以在门口的两边插松竹；原本“为内地人（日本人）风范的本岛人善良风俗”而供奉在家庭正厅里的祖宗牌位也得取下来改拜天照大神（所谓的正厅改善活动）。

为切断台湾人民对祖先之思念及对过去的眷恋，更过分的改姓名运动也接踵而来。台湾总督府总务长官森冈二郎声称，让台湾人将汉式姓名改为日式姓名，是推进皇民化工作的最实际、最适当手段。1940年2月11日是日本皇纪2600年的黄道吉日，台湾总督府借机宣布此日为本岛人更改姓名的实施日。不肯更改姓名的公职人员会受到撤职处分，一般居民则不予登记户口，不分发木炭、米糖、面粉、烟酒、布类等战时配给品。

凡此种种“皇民化”运动的根本目的当然是为“大东亚圣战”服务——“不光是口头上说臣道实践，而是挺身于实际在遂行臣道实践。”“奉仕”（日语服务、效力之意）是这一期间岛内最流行的字眼。殖民者发起“献金报国”分摊军费并强迫台湾同胞从事毫无报酬的繁重劳动，榨取台湾的民脂民膏。为弥补兵力不足，殖民当局先后实行志愿兵制和征兵制，台湾役龄青年被强征入伍，充当炮灰（战后日本厚生省统计台籍日本兵及军夫共有约20万人）。

“皇民化”运动收效甚微

但是，“皇民化运动”的威胁利诱，并无法泯灭台湾人内心中的汉民族意识，这从台胞写给大陆台湾义勇队的信中表露无遗：“我们如一群受牢住的小鸟……我们在痛苦中无日不在淬砺精神抵御强盗，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不灭的民族精神。”

虽然殖民当局严禁汉文教学，但是台湾民众坚持让子女在家学习汉文。《台湾民报》报道了当时稍为富裕的家庭，多聘请塾师教授汉文；而贫民子弟渴求学习汉文的愿望，“更有超过富人”。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虽然根据台湾总督府的官方数字，到1944年全台日语普及率已经超过70%，但实际上就连日本人也被迫承认，即使是学生“毕业时已有不少日语能力甚低者，毕业后因遗忘而日语能力低下者为数更多”。废除汉文报纸的倒行逆施更是自食其果，“农村的老百姓大多不解日文，报纸的汉文版又早已废止”，导致日本军方征兵动员的宣传效果极差，殖民当局十分后悔当时“废止汉文版之不智。总督府当局一度曾认真考虑汉文版复刊的问题，但终因碍于面子而作罢论”；到头来日本殖民当局还是要借用声称绝对禁止的“台湾语”进行战争动员（当时的广播几乎全用闽南话），日语普及运动实际无果而终。

同样，殖民地在生活习俗上同化台湾民众的企图也收效甚微。虽然台湾总督府下令旧历春节不放假，还专挑这些日子让台湾人从事纪念性事业或工作；但民众依旧坚持过春节，放鞭炮、拜神明、祭祖先、蒸年糕、吃团圆饭。除了应付殖民当局检查在公共场所穿和服以外，台湾也很少有人会在私下穿着日式服装。

至于焚毁祖先牌位和各类神灵偶像更招致台湾人民的极大反感。接替小林跻造的长谷川总督上任伊始就曾不得不对此类禁令略加宽容。日本人自欺欺人地将此称作“仁政”，实则是“唯恐不满产生反抗，反抗带来抵抗而不得已采取的策略上的后退”。一般台湾民众也在家庭正厅里偷偷供奉着神明佛像和祖先牌位，拒绝参拜日本神社。直到其统治的终结，日本殖民者不得不接受这一令其难堪的事实，诚惶诚恐地保护神龛等离台，惟恐台湾民众泄恨破坏。

被殖民者寄予厚望的更改姓名运动更没有多大成效。尽管“（改姓名）虽是奖励，但若拒绝，会受到有形无形的压力”，但1940年2月至8月，台湾仅有168人改名，1941年改换姓名者70875人，1942年约为10万人。作为首府的台北县当时人口有51.95万人，改换日本姓名的仅3.77万人。

而同时期另一个日本殖民地朝鲜2500万人口中有80%创氏改名，难怪台湾总督府每每向台湾人民夸耀朝鲜创氏改名的“赫赫战果”，指责台湾人民不热心。岂止不热心而已！即便是不得不改用日式姓名的台湾人，“由于不愿失去民族自尊，又对祖先有所交代，改姓者可谓用心良苦，设法保留与原姓名同音、同义或同渊源的字”，如姓吕的按字形改为“宫下”；姓陈的改为郡望“颖川”；姓黄的改作郡望“江夏”；姓刘的改成日语里同音的“龙”。

台湾民众的抗日运动

“皇民化”究竟取得多大成效，日本人自己也是心知肚明的。早在日本殖民统治初期，在台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就断言过“假如要将在台湾的中国人同化，再花八十年，或者一百年时间能成功的话，已经是很侥幸的”。因为“同化有几千年历史传统的几百万人之民族，是绝没有先例的”。而末代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在败战前夕仍然只能哀叹：“如果统治真正掌握了人心，即使敌人登陆。全岛化为战场，台湾人也会协助皇军，挺身粉碎登陆部队。真正的皇民化，必须如此……据本人所见，对台湾人并无绝对加以信赖的勇气和自信！”

殖民者大肆推行的皇民化运动，终因广大台湾人民的坚决抵抗，并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恰恰相反，皇民化时期日本殖民当局“不法的战时统制及想要毁灭台湾人意识及生活的横暴作为却起了反作用，使台湾的青年们更加提高政治觉悟，所以反日和反战的思想意识迅速滋长并弥漫全岛”。

1940年4月，台南州东石郡朴子街小学教师及50余人，成立台湾民族主义青年团，公开反抗日本人推行的“皇民化运动”。中日战争正处在胶着状态的1941年5月，高雄旗山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被日籍教员要求以《我对支那战争的看法》为题写一作文。小学生作文中竟然写上“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又一次引起了日本人的极大恐慌。

在“皇民化”高压下的台湾社会犹如火山，一旦找到裂缝，就必然要爆发。许多台湾青年被强征入伍或征夫后，更是不愿充当侵略者的炮灰而发动暴动和反战斗争。1939年10月10日，基隆壮丁三百人被征入伍，准备开赴大陆战场，在领得枪械后立即“哗变”，当场倒戈，消灭日寇30名，在激战中又消灭日寇145名，然后持械退入山中开展游击战争。此类事件，台北、高雄甚至在日军机关中均有发生。

在国民政府的军队收复台湾前，台湾岛内的抗日力量早已做好准备响应祖国军队的登陆。中国军队开进台北城时，受到台人欢迎的程度更绝非“热烈”所能形容。台北3万民众手持国旗走上街头，民族情感达到炽热的程度。据时人回忆，不仅台北街道两旁站满了人，就连房顶上都有人挥舞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高喊“万岁”。这正如台湾著名作家吴浊流所写的那样，“日本的皇民化，在光复那天就吹走了”！

参考文献：

1、薛军力、徐鲁航：《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

2、郭明亮、叶俊麟：《一九三零年代的台湾》，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

3、何况：《拥抱阿里山 1945年光复台湾纪实》，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

4、黄新宪：《论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对“皇民化运动”的抵制》，《台湾研究》2005年第5期

5、陈小冲：《1937-1945年台湾皇民化运动再论》，《台湾研究集刊》，2007年第4期

6、杨选华，《日据台湾时期“皇民化运动”之嬗变研究 1895~1945》，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