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副书记：地方政府与分裂势力对抗从未终止

丝绸路上多穆斯林，与藏区有关系吗？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副书记徐强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2015年9月下旬，甘南州进入草黄牛肥的季节，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的“网络媒体丝路行”系列采访活动中，徐强向包括凤凰网在内的多家媒体介绍，甘肃地处古丝绸之路的黄金段，甘南是其中一个重要板块。

作为大陆十个藏族自治州之一，甘南州位于甘青川三省交界处，也是距离东部中国最近的雪域高原。24个民族聚居在这里，74万人口中藏族占54.2%。

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甘南州与其他丝路名城的不同。徐强说，甘南州委州政府除了发展区域经济，还要肩负抵制分裂势力的责任。

他同时透露，地方政府与分裂势力的对抗从未终止，“我们与达赖集团的斗争表面风平浪静，实际是暗流涌动。”

对抗更多的表现为能否赢得藏民的支持。这位出身汉藏联姻家庭的中共官员认为，抵制分裂的根本在于改变甘南经济现状，让包括藏民在内的各族民众受益于经济发展。

“我们的工作重心是改善民生，让他们在中共领导下过得更好。”

一

与中国其他区域的地方政府一样，发展区域经济始终是甘南州政府的重要责任。长期以来，这个风景秀美的藏区同样以贫穷闻名，糟糕的交通状况恶化了这里的经济环境。

官方文件里，全州7县1市辖99个乡镇（街道）、663个行政村，农牧人口55万，占全州总人口的75%。“甘南是全国、全省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

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央政府和甘肃省府加大了对甘南州的投资规模，高速公路开通，机场落地，航线可直飞拉萨、成都等地。

2013年，甘南建州60年周年，兰州至甘南铁路项目获批。次年12月，项目正式开工，全长180.093公里，总投资104.57亿元。州委副书记徐强说，甘南州因此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

现代交通拉近了甘南州与东部地区的距离，但贫困仍然是这个4.5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最急迫的问题。

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这里的牧民一直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甘南州的玛曲、碌曲两县和夏河、合作、卓尼及临潭大部分地方的乡村为纯牧区，民生艰难成为生产方式落后的必然结果。

地方政府试图从改变藏民生存方式中寻求突破路径。

官方统计，从2008年至2012年，甘南州投资13.33亿元，通过采取县城集中定居、乡镇集中定居、公路沿线集中定居、半农半牧区集中定居等方式，建设176个定居点，让这6县市的14524户（共73708人）从游牧走向定居。

既往经验教训表明，改善民生不能寄望于单向施予。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要求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扶贫开发。

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重视当地民众的参与，尊重当地民众的主体作用，体现其发展意愿。

如何促使当地民众主动参与由政府主导的扶贫项目？中国政府借鉴了格莱珉（Grameen）模式。

在诸多脱贫致富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尤努斯(Muhammad Yunus)的格莱珉模式被证明较为成功。尤努斯主张针对贫困人口和贫困程度集中的乡村提供小额信贷，为贫民脱贫提供经营资金。

甘南州政府把贷款融资作为破解发展资金短缺难题的根本途径。官方文件称，自2012年以来，甘南州发挥双联惠农贷款“火车头”作用，全州累计投放贷款18.2亿，惠及全州3.86万户游牧民，另外，还对贫困户实行全额贴息，重点解决贫困户贷款贵的问题。

徐强说，甘南州当下有12万贫困人口，政府必须加快扶贫工作，改善民生，方能赢得最广泛的支持。

二

夏河县城西部的群山之间，有一座宏伟的藏传佛教寺院。这里是拉卜楞寺，设有六大学院，如今是甘、青、川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

这座创建于18世纪初的寺庙经过300年扩建，占地1234亩，其中经堂6座，佛殿84座，僧舍千余间，常驻僧侣超过3000人。

甘南州统战部副部长阿班（藏族）介绍，甘南州现有藏传佛教寺院123座，其中格鲁派寺院107座，宁玛派寺院8座，笨教寺院7座，萨迦派寺院1座，僧尼1万余人，活佛119人，信教民众40余万人。

相对于拉卜楞寺宏伟壮观的建筑群，更多的藏传佛教寺院地理位置偏远，寺僧和教众相对贫困，一些寺院建筑因年久失修成危房。

官方调查资料称，大部分寺院自自养能力弱，僧尼主要靠家庭自我供养，僧人生活普遍困难，教众供养负担沉重。

信教民众供养僧人源自藏区传统。

2015年4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

白皮书称，20世纪50年代，西藏社会依然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在旧西藏，神权至上，政权庇护神权，神权控制政权，神权与政权融为一体，共同维护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封建领主的统治。据统计，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共有寺庙2676座，僧众114925人。僧众人数约占男性人口的四分之一，其比例远超欧洲中世纪神职人员，世所罕见。

60年后，寺院对教众的影响依然不容忽视。徐强说：“达赖集团通过寺庙渗透群众，他们提出管住一个活佛就管住一个寺庙，管住一个寺庙就管住一片信教群众。”

宗教管理部门认为，寺院稳则藏区稳，寺院安则藏区安。

地方政府的措施是加大与寺院的联系。徐强说：“我们单位联系寺院、村子，干部联系僧尼、贫困户，帮助他们发展经济，了解民意，化解矛盾。这是我们的双联。”

在甘南州的39848名干部中，其中22778人为藏族。官方要求藏族干部必须学汉语，汉族干部必须学藏语。藏族干部占大多数和语言的无障碍化，增加了地方政府与寺庙的联系。

在地方政府针对寺庙的诸多措施中，有一点值得注意。甘南州政府计划把登记在册的教职人员逐步纳入社会保障范围，8114名宗教教职人员获得医疗保险，6249名教职人员获得最低生活保障，5872名教职人员参加养老保险。

徐强认为，分裂势力不会放过甘南州，这是甘青川交界的结合部。“在这里搞出事情，会立即影响其他地方，因此我们必须做得更好。”

三

2008年，一位中国青年学者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任教，开设了一门“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的课程。在美国，只要是与中国历史文化相关的课程，“西藏”似乎是永恒的话题之一，美国学生总会提些刁钻的问题或展开热烈的讨论。

这位历史系教授回忆，自己曾试图展示中国的历史文献，来帮助美国学生了解西藏历史，但效果并不理想。学生们不懂中文，即便中国教师翻译出来，他们也将信将疑，总以为这些文献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其背后是中国人的某种“立场”。

程龙试图用学生们认可的西方历史文献来讲述西藏历史和文化。在图书馆收集资料时，前美国外交官、汉学家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

中国学者发现，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柔克义登上了中美关系历史舞台的中心。1888到1889年，1891到1892年，他两次考察西藏，虽没到达拉萨，但对西藏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地理，风俗、文化和民族人类学进行了深入研究。

1899年，柔克义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面对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这一外交策略的前提是“保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

5年后，英军入侵西藏，打破了“门户开放”预设的前提，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1906年，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柔克义积极斡旋西藏危机，他几度会见因英军占领拉萨而流亡在山西五台山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力劝他到北京觐见光绪皇帝，与中央政府一道维护领土主权、反对英国对西藏的入侵。

在参考了柔克义的意见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联合其他列强，向英国施加压力，迫使其退出西藏，从而向国际社会清晰传递了美国政府的态度：“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应得到保证。”

在《柔克义与中国》（2013年6月刊发于《读书》杂志）一文中，中国学者回忆，美国学生在了解到上述史实之后的表情可用“惊愕”两字来形容，这跟他们平时在《纽约时报》和CNN等媒体上看到的介绍大相径庭。

由于历史及当下的诸多原因，在西方舆论场，中国政府就西藏问题直面达赖及其支持者时，往往处于不利位置。这种情况甚至出现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3.14暴乱”中分离主义者烧杀平民时。

徐强说，此后发生在甘南州的数起极端案例中，鉴于国内媒体集体失声，国外媒体的报道往往在真相的另一面，自治州政府百口莫辩。

“关于自焚，我们的媒体一直不报道，结果他们在外面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去年一个妇女身患绝症，被达赖集团煽动去自焚。反正无法治疗了，就自焚吧。”

地方政府的调查结果认为，自焚往往是生活处于绝境的人们，被他人煽动后采取的极端做法。

2012年10月8日，达赖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说：“我非常肯定的是，这些自焚者之所以牺牲自己是因为怀着真诚的动机，是为了佛法和人民的福祉，从佛教的观点看，是积极的。”

2013年10月22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在意大利罗马接受了《快报》记者比安吉的专访，就达赖集团与“自焚”事件的关系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朱维群称，“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把自焚说成是崇高的、利他的行为，菩萨的行为，是有极大功德的。奇怪的是自焚者几乎都是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和小喇嘛，鼓吹自焚的人中却没一个有钱人、一个大喇嘛去自焚，成就这番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