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除原油出口禁令看美国中东战略转向

当全世界都在关注美联储是否会做出加息决定的时候，美国国内事实上还在进行另外一项经济政策议题的讨论。而且其重要性可能丝毫不亚于美联储加息，特别是当考虑到其长期影响的时候。

今年9月17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电力分委员会投票通过了废除原油出口禁令的“HR-702号法案”。原油出口禁令是1975年美国在石油危机之后为了保障国内石油供应而采取的一项措施。这项议案接下来会被送至众议院和参议院投票表决，如果投票通过并得到总统签署的话，将为未来美国新兴油气产业的扩张和走向国际市场铲平法律障碍。

尽管禁令解除对当下原油市场的短期影响比较有限，但笔者认为，其在另外一个方面却具有堪称标志性的意义——如果说2014年下半年石油价格的“腰斩”标志着过去二十多年以来“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出现拐点的话，那么美国石油出口禁令的解除则极有可能标志着美国将对其中东外交战略进行大调整。

像其他众多历史事件一样，如果单独拿出来看，意义并不见得明显，或许就像是历史长河中一块不太起眼的普通石子。但是如果结合当时的经济政治环境、放在时空脉络中与其他事件结合起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其非同寻常的意义所在。我们不妨来梳理一下过去一年多时间以来发生的几个相关事件。

第一件事是也门战争。今年3月26日，沙特阿拉伯联合十个海湾国家对也门胡塞反对派武装展开了空袭。战争伊始，大部分观察家的判断是，这将会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认为双方武力对比不成比例，认为胡塞武装很快会被沙特联军击溃，然后也门局势会恢复稳定。当时，笔者撰写了《三“圈”两“线”理解也门乱局》一文，阐述了也门乱局背后的复杂地缘政治背景。正如笔者当时预计的那样，也门事态后续的发展超出了大部分观察家的预测，从空袭开始至今已有半年之久，战事仍在升级。至少从目前来看还尚未出现任何迹象能够表明也门乱局会在短期内终结。即便沙特多国联军退出也门，笔者预计，也门国内的混乱局势仍将持续较长时期。

第二件事是伊朗核谈判。今年7月14日，伊朗与美英法俄中德六国就伊核问题达成全面协议，前后僵持十二年之久的伊朗核谈问题终于取得了重大阶段性进展。按照该协议，国际社会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将逐步取消。伊核问题取得历史性进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美国态度的转变——多年以来，由于美国的强硬态度，伊朗核问题谈判鲜有进展，而近期美国对伊朗态度出现了明显的缓和迹象。

第三件事是“伊斯兰国”（即“IS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迅速扩展。IS组织引发的战乱已经造成了超过400百万难民向世界各地寻求庇护，特别是向邻近国家以及欧洲地区。IS组织活动的影响已经不再局限于叙利亚和伊拉克，而是大有向中东其他国家扩散之势。例如，上述也门战争中，就不乏IS组织的身影。与此同时，受战火影响的大量难民流离失所，对周边国家的社会稳定也造成了强烈冲击。

第四件事情是去年11月27日，以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油价已经大幅下跌的情况下，仍然坚定地对外宣布将维持原产量3000万桶/天不变的决定。沙特等OPEC传统石油输出国巨头的意图非常明确，那就是发动不惜价格战也要与北美新兴的页岩油气产业展开竞争，试图将其遏制在萌芽状态。OPEC的声明一经宣布，国际油价应声继续暴跌。从相关数据来看，国际油价的低迷已经对美国新兴油气产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不论从新增投资、产量、还是就业来看。

这些事件并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传统上，人们惯常于分析中东地区政治动荡对于国际原油市场及原油价格造成的影响。比如说，也门爆发了战争，是否会影响曼德海峡的石油运输通道？对国际油价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再比如IS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扩散会不会造成这两个地区石油产量下滑？会不会影响向欧洲的石油运输？而这一次，更重要的分析和启示恰恰来自于相反的方向，那就是，石油产业的变化对于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甚至对于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可能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在当前特定的时间点上，这一方向的影响要来的更加本质，更加深刻，也更为深远。

首先，美国页岩油气产业的崛起使得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降低，这将直接导致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全球石油贸易格局将出现调整：在需求侧，美国占世界进口的份额会下降，中国和欧洲作为石油买家的地位更为重要，回旋谈判的余地更大了；在供给侧，沙特等OPEC国家、俄罗斯以及其他石油输出国也都需要调整自己在国际市场的定位。

更加重要的是，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的降低还会促使美国调整其中东战略。而这一调整，可能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毫无疑问，上述中东地区的不安定局面固然有宗教方面的原因；不论是也门的乱象，还是IS组织的兴风作浪，都直接与教派冲突密切相关。但宗教复杂性远非决定中东地区稳定与动荡的唯一因素，很多时候甚至不是决定性因素。从逻辑上必须注意到，教派冲突是一直存在的，因而地缘政治的动态还需要从其他因素中寻找原因。

如果我们放在大历史的长周期中来看待上述一系列事件的话，就会发现，中东地区的治乱与域外大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战之后，美国和苏联的对立将全球划分为两大阵营，中东地区也不例外，处于两极对立的冷战大体系之中。美苏两国各自通过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在中东地区培植势力，打压异己。后来，阿以冲突又一度将美国在中东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紧接着，第一次石油危机给西方社会带来了沉重大打击，造成了经济外交。在此阴影之下，美国不得不在中东地区开始推行务实强硬的外交战略——为了保障美国国内石油供应安全，逐渐实行向沙特一边倒的战略，通过扶持沙特、依靠沙特，一方面维持中东地区的低水平稳定，另外一方面保障美国的能源供给安全。而其他一切对该战略形成挑战的因素，都被美国视为反对派，不论是与沙特对立的伊朗，还是后来主动挑起战乱的伊拉克。

应当说，美国197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东外交战略是建立在保障国内石油供应安全的大前提之上的。这一前提即便在“9·11事件”之后的反恐时期也仍然是美国中东战略最重要的基础。但是近年以来，新的勘探、开采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美国国内新兴的油气产业方兴未艾，页岩气革命的兴起将从根本上动摇这一战略前提。设想，如果美国实现了石油自给自足、甚至成为石油净输出国，那么它是否还有必要每年花费巨大的军力以及外交资源来维持中东地区的稳定呢？至少继续这样做的激励会大大降低。

2014年下半年油价的暴跌对于新兴油气产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但美国人一定会想办法谋求恢复。最近美国国会讨论通过解除原油出口禁令就是一种尝试。从中长期来看，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一方面会带来规模效应，造成边际成本下降；同时，技术也会在产业应用的过程中不断趋于成熟。因而，美国实现石油自给自足基本已经成为可以预见的事情，甚至在不久的将来还可能会成为石油净出口国。倒过头来看本文开头的话题：为了实现这些利益，美国也一定会解除石油出口禁令，促进新兴页岩油气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一旦美国能源自给自足，甚至成为石油净出口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成为中东国家的竞争者的话，那么它过去四是多年间既定的中东外交战略就一定会发生较大的转向，美国将不再会花费浩大的军事、外交资源来主动维持中东地区稳定。事实上，我们从上述一系列事件中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苗头：比如说在打击“IS组织”的战斗中，奥巴马总统一再声明，美国不会派出、也不应该派出地面部队参与大规模战争，这样做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再比如说，美国在伊朗核谈问题上态度出现了明显缓和，促成了伊朗核谈在12年的漫长蹉跎之后终于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又比如说，在也门的战争中，美国虽然声明为沙特联军提供武器和情报方面的支持，但是我们看到，它的支持力度是非常有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沙特联军和也门政府军在战局中的不利。

继续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在中东地区，已经不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一方面是因为保障国内能源供给安全的大前提条件转变了；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本土远离中东地区。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的中东战略为全球提供了一种公共品，为国际社会创造了正外部性。即便未来中东局势在一定局面上失控，对美国的负面影响也要相对小得多。最大的成本将由欧洲、中西亚国家，以及大量依赖石油进口的中国来承担。

当然，相对于美联储加息而言，放开石油出口禁令以及美国外交战略的转变是一个“慢变量”，对于国际金融市场的世界经济的影响要来的缓慢得多。但是，不能因为是慢变量，就忽视它。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正在崛起中的大国而言。我们应当对这些转变保持密切关注，及早设计应对预案。■

（作者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青年研究员，现供职于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