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班的少年们：我们需要怎样的“方仲永”

少年班：一种充满中国特色的教育思路

“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我们要学完全部高一数学。”一名担任多年教研组组长的中学数学高级老师对着讲台下的十余名学生宣布。学生们面面相觑。

这听起来野心勃勃，但其实是一个并不困难的任务。高中数学课的难度是为了绝大多数学生的平均水准设置的。如果特地挑选出少数特别擅长数学课的学生，辅以有经验的教师，把教学时间大大缩短并不稀奇。事实上，两周之后，这个目标果然不打折扣地实现了。

这是二十年前的事。我自己是当时台下学生中的一员，我所在的班级被称为：少年班。在不同的学校它还有许多别的名字：特长班、提高班、实验班、教改班，诸如此类。它们的指导思想都差不多：把所谓“学有余力”的学生（有时被称为超常或早慧学生）通过选拔考试集中在一起，因材施教，以更快的步调学完课本上的内容，让他们早日毕业。

这是一种充满中国特色的教育思路，它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7年。当时主管科技教育的方毅副总理收到了一封长信，向他举荐一名叫做宁铂的天才少年。方毅将此信转给中国科技大学，上有批示：“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这成了日后为世人所熟知的少年班之滥觞。

在那个百废待兴，举国上下如梦方醒急起直追的年代里，宁铂成为了民族心理的某种寄托，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人们（特别是家长们）相信，人才教育和工业建设一样，可以（也应当）只争朝夕大步向前，宁铂就是最好的榜样。“破格”成了一个带有魔力的词汇，“早出人才，快出人才”这句口号鼓舞着少年班模式在全国遍地开花。1985 年，我日后进入的那所中学获得了“全国超常教育试点学校”的称号，开始开办少年班。在我入学那年，报考这个只收几十人的班级的考生，至少上千人。千千万万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下一个宁铂。

我后来在十六岁时保送进入大学。当然，这种事在那时已经不具有任何新闻效应了。我并没因此成为宁铂，只是短暂充当了一阵父母工作单位同事间的谈资而已。

当神童泯然众人矣

2003年，宁铂辞职出家，舆论一时大哗。

这则戏剧性十足的新闻迎合了许多人的既定认知，成为对少年班口诛笔伐的最好理由。在宁铂的故事里，少年班的弊端暴露无遗：它扭曲了孩子的心理，让孩子身上承担了太多不该承受的压力。它无视孩子自己对未来的选择权利，把一条规划出的道路强加在了孩子身上。最关键的是，它揠苗助长，违背了青少年的成长规律，剥夺了孩子游戏和人际交往的时间，忽视乃至妨害了人的全面发展。和宁铂一起被翻出来讨论的，还有他少年班的同学谢彦波和干政，这两位日后的发展也都不甚顺利，干政甚至还一度患上了精神疾病。

而为少年班辩护的人则指出，宁铂并不是少年班学生的合适代表。和宁铂一起作为天才少年被招入首届中科大少年班的，还有一名叫张亚勤的孩子，他在少年班毕业后赴美留学，后来成为全球最出色的电子工程科学家之一，曾经先后出任微软全球副总裁和百度公司总裁。在宁铂的若干届少年班师弟师妹中，81级的骆利群和87级的庄小威也都成长为世界级的科学家，2012年双双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1996年以13岁的年龄进入中科大少年班的尹希，在2015年秋被擢升为哈佛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华人正教授。在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时，他这样谈到所谓少年班扭曲青少年成长规律的问题：“这些所谓的成长规律都是人胡乱定出来的，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中科大少年班给一群孩子更多的选择，这正是中国教育普遍缺乏的地方。”

也正是在这份采访里，尹希屡次表示了对“神童”和“超常”这类称号的反感。他反复强调是：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年龄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重要因素。自己只不过是努力追求自己喜爱的事物、乐趣和工作，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罢了。当记者问他智力超常的孩子在生活和相处中是否有区别于普通人的有趣地方时，他断然否认这个问题有任何意义：“我不喜欢智力这一词，也不知道它的定义。我身边的人，和我自己，都是普通人。”

他当然不可能不知道智力这个词的意思，但这似乎是大多数少年班学生的共同心态：拒绝自己的“神童”身份。既然年龄和智力是自己成长过程中最醒目的光环，也带来最沉重的压力。对当事人来说，在心理上最好的保护机制就是不断说服自己相信年龄和智力并不重要，自己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张亚勤后来取代了宁铂，成为中科大少年班的宣传样板。当宁铂名满天下的时候，张亚勤只是少年班里一个各方面都毫不突出甚至有些落后的孩子，无需承受少年宁铂所承受的重担。有人觉得，正是年少时的默默无闻，才成就了日后的张亚勤。

在《伤仲永》这篇文章里，王安石惋惜地得知仲永最终“泯然众人矣”。但是，如果泯然众人并不是件坏事呢？

怎样的环境才最适合青少年成长？

几个月前的春天，在美国硅谷的一家餐厅里，我见到了好久没见的同事Bobby。他是我的师弟，14岁时就进入大学，18岁时本科毕业来到美国，22岁拿到博士，24岁完成博士后研究进入了硅谷一家技术公司做工程师。

Bobby 和我一样，构成了少年班的故事里不同于宁铂和张亚勤的那一部分。我们早早进入了赛场，几经周折之后才调整了自己的脚步，踏上了“正常”的步点。说来讽刺，曾经在年少时显得意义无比重大的几年时间差距，会在漫长的职场生涯里自然而然地泯于无形。事实上，这也是绝大多数少年班学生的共同成长路径。

毫无疑问，即便如此，少年班的经历也会在一个人身上留下或多或少无可磨灭的印迹。无论如何，在心理和生理成长最关键的几年时间里被冠以“超常儿童”的头衔，成为老师、家长、同学乃至新闻界瞩目的对象，这样的人生经验当然会深刻地形塑一个人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哪怕是自己为了抵御这些压力而做出的自我防御本身，也不是全无代价的。

但这也并非少年班学生独有的体验。一个孩子有太多可能性在儿时以某种方式承受瞩目或光环：可能是机缘凑巧少年成名，可能是富贵逼人的家世，甚至也可能不过只是天生出众的容貌。凡此种种，都可能把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孩子投置于并非自己选择的湍流之中，承担不足为外人道的种种压力和挑战，这本来就是一个人叵测命运的一部分。

少年班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完全是把一个人为制造的特殊环境强加于少数孩子身上。它来自这样一种思路，即社会应当动员最好的条件，以特别对待的方式来促成超常儿童的教育和成长，让他们尽快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也正因如此，少年班的成败往往以学生日后的成就来衡量。如果学生出家了或者落魄了，那就是少年班的失败乃至污点；如果他成了总裁或者院士，那就是少年班的成就和光荣。

但人才并非植物，能够被如此简单地计划和培植。创造力可以被扼杀，或者被鼓励，但无法被强行推动。“少年班应当如何培养这些少年”，也许根本就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呢？

如果说社会对它的下一代有什么义务，应当是给青少年创造这样一种条件，让他们可以无忧无虑地融入群体，不受瞩目也不被忽略。他们不用惧怕老师的暴力或者同学的霸凌，与众不同的孩子不被孤立，默默无闻的孩子也不被漠视。它应当让孩子们可以广泛接触到和自己出身、性格、家庭条件、生活习惯都有差异的小伙伴，开阔自己的心胸和视野，了解和欣赏参差多态的世界，学习如何尊重不同的观念与不同的人。它应当给学生打开尽可能多的窗户，让他们见到人生更多的可能性，并且不必因为自己的家庭背景而束手束脚。这才是我们作为社会的责任。

如果一个孩子真的有才华，他自然能在这样的基础上飞翔起来，并且以他自己的方式回报这个社会。他不需要再强调他是个普通人，因为他本来就是。没有人应当在意他的年龄，这完全是他自己的事才对。

在我和Bobby 吃饭的那个餐厅周围就是硅谷的核心地带。在这里，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来来往往，步履匆匆地创造风起云涌的未来。他们中不乏神童，但绝大多数并未上过少年班，或者听说过它。

也许对他们来说，这世界本身就是最好的少年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