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为何延宕了17年才出版

【编者按】

1934年，作家沈从文创作了小说《边城》，他在文坛的地位就此奠定。然而从1948年起，他开始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并逐渐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文物研究上。

建国后，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64年，他撰写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然而这本物质文化史巨著历经波折，17年后才得以出版。

作家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

沈从文在博物馆三十年，“前十年条件比较便利，文物各部门，大都有机会过手经眼十万八万件”。由于和各类实物的接触，对文物研究中的空白点尤其敏感，“近三十年新出土文物以千万计，且逐日还在不断增加，为中国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扎实有用资料。一个文物工作者如善于学习，博闻约取，会通运用，显明会把文物研究中的大量空白点，一一加以填补，能取得崭新纪录的”。沈从文《曲折十七年》中的这些话，说的其实是他自己的体会，因为心中抱着研究物质文化史的宏愿，所以眼手所及，并不是单独的文物类型，而是文物的“各部门”，而且是“会通运用”。

沈从文文物研究的涉猎之广，专题之多，是令人惊讶的。尽管由于环境和条件的极端苛刻的限制，他计划中的很多专题都没有系统地完成，但就是以文字和图像留下来的各类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从《沈从文全集》的第二十八至三十二卷，可见他在以下这些方面的专门性研究：玉工艺、陶瓷、漆器及螺甸工艺、狮子艺术、唐宋铜镜、扇子应用进展、中国丝绸图案、织绣染缬与服饰、《红楼梦》衣物、龙凤艺术、马的艺术和装备，等等。而他得以系统地完成的，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一巨著，成为中国古代服饰这一专门领域的开创性著作，也是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的代表性成就。

一九六四年，周恩来总理提议编一本能够反映民族文化发展和工艺水平的中国古代服装史图书，沈从文承担了这一工作，历史博物馆并调人协助。这种工作虽为“创始开端”，由于沈从文此前的积累，特别是对实物的熟悉，“进展格外迅速，由一九六四年初夏开始，前后不到八个月时间，本书主图二百幅，附图约百种，及说明文字二十余万，样稿就已基本完成”。

经过重作校核删补，本可望很快出版，却“由于政治大动荡已见出先兆”，拖延下来。“文革”开始后，这份待印图稿就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书毒草，沈从文也因此接受审查。“本人虽不久即得到‘解放’，却和全国百十万老年知识分子命运大体相同，接受延长十年的特殊‘教育’，真应了一句老话：‘在劫难逃’。所有个人进行研究工作的图书资料，既在无可奈何情况下，一律当作废纸处理完事，使得我任何工作都无从继续进行。”（《曲折十七年》）

《曲折十七年》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后记主要不同在于，前者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作者从编著这部书到这部书最终出版这十七年间的经历，特别是下放阶段和回京之后的遭遇。

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底，沈从文作为博物馆三户老弱病职工之一，被首批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三家人到达后，“才知道‘榜上无名’，连个食宿处也无从安排。于岁暮严冬雨雪霏微中，进退失据，只能蹲在毫无遮蔽的空坪中，折腾了约四个小时，等待发落。逼近黄昏，才用‘既来则安’为理由，得到特许，搭最后那辆运行李卡车，去到二十五里外，借住属于故宫博物馆一个暂时空着的宿舍中，解决了食宿问题”。

这个地方离先来下放的张兆和所在干校连队约有五六里路。“因为人已年近七十，心脏病早严重到随时可出问题程度，雨雪中山路极滑，看牛放羊都无资格，就让我带个小小板凳，去后山坡看守菜园，专职是驱赶前村趁隙来偷菜吃的大小猪。手脚冻得发木时，就到附近工具棚干草堆上躺一会会，活活血脉，避避风寒。夜里吃过饭后，就和同住的三个老工人，在一个煤油灯黄黯黯光影下轮流读报，明白全国‘形势大好’。”这种离奇的“教育”使他“想起这正是‘亚细亚式’迫害狂历史传统模式的重演，进一步理解《阮籍传》中‘有忧生之嗟’含意”。这样过到一九七一年二月底。

“有一天，下午正在菜秧地值班，忽然有个人来通知我，限二小时内迁移住处，到五十里外双溪区后，另作安排。”在五里外劳动的老伴闻讯赶来，说不到十句话，卡车就开动了。“在车中我想到古代充军似乎比较从容，以苏东坡谪海南，还能在赣州和当时阳孝本游八境台，饮酒赋诗。后移黄州，也能邀来客两次游赤壁，写成著名于世前后《赤壁赋》，和大江东去的浪淘沙曲子。”

到双溪后，先在区公所门楼上稻草堆中摊开行李；过半月，转移到一个孤立空空小学校教室里去，“我在湖北前后两年中，迁移过六次，以这个地方住得最久，约占一年时间，留下印象最深刻”。住处不远有个分配棺材的机关，沈从文说“唯一不相熟的，是分配棺材那个小楼房，有点天然排斥因子。我即或血压最高时有二百五十，还只想尽我做公民的责任，从不担心会忽然间死去”。这段话或许可以算作沈从文回忆当时苦境的“黑色幽默”，实际情况是，他那个时候的书信屡屡提及身体因肾和心脏等的问题随时可能“报废”，请求去医院检查得不到批复，八月病重，不得不要张兆和请假来照料十天；更危险的一次是十一月，肾结石和高血压心脏病发作，幸亏张兆和赶到，送咸宁县医院治疗，住院四十天。

一九七一年夏天，沈从文又转到湖北丹江市一个采石区荒山沟去住，这次是和老伴在一起。地方离火葬场不远，“《静静的顿河》译者金人先生，就是我和家中人到达后第二天故去的。……我平时已不大便于行动，间或拄个拐杖看病取药，总常常见雪峰独自在附近菜地里浇粪，满头白发，如汉代砖刻中老农一样”。

凭记忆进行的文物研究

下放这两年，沈从文最焦虑的，就是他计划中的许多文物研究工作无法进行，手头没有任何书籍和资料可用。这个时期他试探着写了大量旧体诗，有时候甚至想，不能进行文物研究而创作旧体诗，或许是自己不得已的第三次改业。但他其实已经无法放弃文物研究。没有文献、图像和工具书可用，就凭记忆来做。

从一九七一年三月写出《关于马的应用历史发展》、《狮子如何在中国落脚生根》，到七月写出《谈辇舆》，短短几个月就积累了二十篇小文章的初稿；六月到八月，还为历史博物馆的通史陈列写“改陈”建议，写出了六十个展柜的建议。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图稿更是在念念不忘中，在双溪和丹江，“只能就记忆所及，把服饰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下来，准备日后有机会时补改”。

十七年波折后终于出版

沈从文一九七二年获准回京治病，此后以不断续假方式留在北京，一个人在一小间屋子里进行对中国古代服饰资料图稿的修改增删，和其他文物研究工作。“为了工作便利，我拆散许多较贵的图录，尽可能把它分门别类钉贴到四壁上去，还另外在小卧房中，纵横牵了五条细铁线，把拟作的图像，分别夹挂到上面。不多久，幸好得到两位同好的无私热心帮助，为把需要放大到一定尺寸的图像，照我意见为一一绘出，不到两个月，房中墙上就几几乎全被一些奇奇怪怪图像占据了。”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著作数易其稿，后来在出版上还是多经周折，直到一九八一年九月，才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印行。这一年沈从文是七十九岁。

（本文节选自张新颖，《沈从文九讲》，中华书局，2015年9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表，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