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城市史话|和苏辙一起出使辽国

出使辽国的路，其实并不算太漫长，只需要走一个多月而已。

从东京出发往北，经滑（今河南滑县）、澶（今河南濮阳）、大名（今河北大名）到达河北路，便能直通辽南京（辽五京之一，又称燕京，今北京市）。使臣的车当然行驶在官道之上。北宋以东京为中心，修建通往各州县的官道。官道主要是土路，在南方亦有砖路，道路两侧通常植有杨柳、榆树等树木。一路上可以看见均匀出现的路标“堠子”，标志着出行的距离。堠子由土筑成，上面插有木牌、石刻，分为里堠、界堠两种。里堠一般相隔十里或五里，界堠则是国界、州界、县界的标示。《元丰九域志》精确记录了各地到京城的里程，例如雄州到东京“一千二百里”。根据北宋的制度，官道上每二十里有马铺和歇马亭，每六十里则设有驿站，提供补给。

元祐四年（1089）十月，苏辙奉旨离开京师出使辽国，庆贺辽道宗耶律洪基的生辰。自从景德二年（1005）十二月签订澶渊之盟以来，宋辽两国经常互派使者，不仅每年固定有正旦史、生辰使，遇到国丧和新主即位还有告哀使、告即位使等，此外还有专门负责陪伴对方使者的接伴使、送伴使。

苏辙此次能承担生辰使的重任，是由于不久之前在西夏事务上有突出表现。从东京出发后，他经由滑州，再过相州、雄州，一路均留下诗作。到达白沟驿后，过了白沟河，便是辽境。白沟河起源于太行山，是宋辽两国的界河。北宋徐元宗在《奉行使程录》中提到：“白沟河阔止十数丈，深可二丈。”从白沟河往北，通往燕京的路途共计二百二十里：至新城县（今河北新城）行四十里，彼时属于涿州境内。从新城开始，十五里渡横沟河，三十五里渡丧河，到达涿州的永宁馆。永宁馆歇息一晚后，从涿州北门出，北行六十里，到达良乡县。再北行六十里，到达燕京（路振《乘轺录》）。燕京城被桑干河环绕，宋使在此地会投宿于城内的永平馆。

苏辙记述道，当时的桑干河已快结冰，他心里开始忐忑，不知道辽国的毡房之上是否已有积雪：“北渡桑干冰欲结，心畏穹庐三尺雪。”刚到达燕京，前来迎接的辽国接班使便问起其兄苏轼的新作《眉山集》，并提议大苏还是应该出版全集才好，苏辙不由得再以诗记之：“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

宋使参见辽国君主通常是在辽南京、中京、上京或犊儿山四个地方。燕京并非苏辙此行终点，还需一路北上，奔赴辽中京。苏辙离开燕京，过西山，奉命接送的辽国官员在此特意奉酒相送。当时“北障南屏恰四周，西山微缺放溪流。胡人置酒流连客，颇识峰峦是胜游。” 眼望层峦叠嶂，溪水潺潺奔出其中，心情自是闲适起来。

出燕京后，到达城东北三十里的望京馆。望京馆东行稍北十里后，便可出古长城，四十里后抵达顺州（今顺义），宿怀柔馆。自顺州向东北行七十里，途中经过白水，宿澶州密云馆，一路皆车骑之道，道路平坦，车行顺遂。再自澶州东北行四十余里，到达金沟馆，于此可远望川原平旷的金沟淀。过了金沟馆后，便再无里堠来计录路程，只能靠马行记日来推算里数。再往东北行三十余里，眼前便是险峻的古北口了（沈括《熙宁使虏图抄》、王曾《上契丹事》）。

古北道崎岖难行，陡峭山崖之间仅有一条狭窄道路，车辆无法通过，只能容单马行走。若是冬天，行驶更为惊险，因为辽国的道路冰冻多在沙底，所谓“暗冰”。燕云十六州，本应属于宋境，穿行于古北道上的苏辙自是心绪难平。沿途又经过杨业庙，想到绝食死于此地的杨令公，他忍不住做诗感叹，诗中写到寂寞庙宇、野草血痕，“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辽国的道路条件比宋要差上不少，但也不乏野趣，“乱山环合疑无路，小径萦回常伴溪。”（苏辙《古北道中》） 经过会仙馆（今河北承德境内），一路驶出燕山，山川逐渐平坦，田舍开始现入眼帘。这些田舍一般是奚人（匈奴人后裔）居住的草屋，契丹人的马车则依在山泉畔，牛羊散落于山谷之间。

元祐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苏辙在惠州附近的神水馆作诗，托人寄给苏轼（《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描绘此处景色为“苍莽平川绝四邻”。而后往南折返前往辽中京，途中经过木叶山。木叶山是契丹祖庙所在地，这里寸草不生，其实就是一个沙丘，一派荒芜之景。苏辙在此处写道：“胡为独穷陋？意似鄙夷落。民生亦复尔，垢污不知怍。”

和唐朝的边塞诗不同，北宋的使辽诗大多充满着对北境荒凉的渲染、对失去国土的惋惜、对缴纳岁币感受到的屈辱，耻辱与无奈交织在一起，难免流露出对辽地的穷陋以及契丹人“野蛮”行径的鄙夷。然而同样是置身边塞，唐人的笔触就要张扬大气得多。例如高适《塞上》，描述唐与契丹的战事时，一派洒脱豪情跃然纸上：“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倚剑欲谁语，关河空郁纡？”盛唐气象，可以是“大漠孤烟直”，是“风萧萧兮夜漫漫”，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是“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这等情怀，却绝迹于北宋使臣笔下，除却失落、鄙夷、忧虑，他们还分外想家，在北国风雪之中殷殷怀念南方的烟雨濛濛，几乎都有些婆婆妈妈。不只是苏辙，还有苏颂、欧阳修……哪怕是最锐意进取的王安石，在嘉祐年间伴送辽使时所作《白沟行》一诗中写道：“蕃使常来射孤兔，汉兵不道传烽燧。棘门灞上徒儿戏，李牧廉颇莫更论。”虽表露出忧虑，却隐去了锋芒。

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距离燕京九百里，距离白沟河一千一百四十五里。中京幅员三十里，城分三重，效仿中原都城制度，皇城、内城和外城的正南门之间由一条大道相连，是为中轴线。城内少有建筑，内城里的街道两侧并无居民，用短墙来遮掩空地。宫殿也只有文化、武功二殿而已，此外的宫室其实就是毡庐了。与宋不同，辽国的宫殿、毡庐均为东向，这与契丹人尚日的传统有关。辽主通常不住宫殿，而是四季往返游猎于捺钵之地。大致安排是正月钓鱼，二三月打雁，四五月打麋鹿，六七月于凉淀处停留，八九月打虎豹，有如汉人的耕种，如此年年往复。因此在捺钵地处理政务、接待宋使成为常事。

抵达辽中京的苏辙，并没有遇到想象中的三尺雪，就连临行前准备好的貂皮大衣都没派上用场。到了宋使通常居住的内城阳德门外大同驿，三苏的粉丝们又纷纷现身。先是在欢迎宴席上有人问他父亲苏洵的文章；行到辽主帐前时，又有馆伴王师儒抓紧机会询问苏辙茯苓应该怎么食用，应当是看过他写的《服茯苓赋》的缘故。

若干年前，同样曾作为生辰使的路振，完整记录了大中祥符年间为辽圣宗祝寿的全过程。首先，宋使接受辽主的亲设宫宴，然后拜见国母。生日当天的宴席设在武功殿，“酒十数行，国母三劝汉使酒”。此后文化殿宴席三日，又宴射在朱夏门外的南园。苏辙想必也在文化、武功殿上喝了许多的酒。终于见到年已六旬却仍身手矫健的辽主耶律洪基，一路受到热情款待的苏辙，对辽国的观感开始慢慢有了转变。在《虏帐》一诗中，他记载了契丹冬捺钵的行宫景象，包括击兔、射鹿、钓鱼的活动——“钓鱼射鹅沧海东”。苏辙对矫健善猎的契丹勇士甚至大加赞赏：“弯弓射猎本天性，拱手朝会愁心胸”。

元祐五年正月，苏辙启程南归，再次行至桑干河畔时，河面的冰封已开始融化。春天要来了。虽然一路颠簸辛劳，对契丹“腥膻酸薄”的饮食也不甚习惯，但数月以来的情谊已改变了他的心境。“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干上，欲话白沟一惆怅。”他与辽使依依惜别，快马加鞭，只用了一个月便返回京师。

此时东京城春意渐浓，北国风雪虽是不久前的经历，却足够让他沉静下来分析北朝政事。在奏章中，他对中原书籍迅速流传至辽境一时耿耿于怀，生怕此举会泄露朝廷机密，甚至建议禁止民众开版印文字（《栾城集》“北朝所见于朝廷不便事”）。虽然北风南渐较难，北宋甚至禁止民众的衣着与契丹相近。如庆历八年诏：“禁士庶效契丹服”。天圣三年又诏：“…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蓝、黄、紫地撮晕花样”——连颜色花样都规定到了。但南风早已默默北移，哪能挡得住。其实岂止辽人，不管是哪国使臣，来东京的头等大事便是求购各类书籍。政治军事的盘根错节，就不再详细论述。但若能在燕京驿馆的墙上，抬头看见苏轼的《老人行》……

有什么要紧呢？击中人的情感与诗句才是永恒的，皎如明月在秋潭。

参考文献

1.《宋会要•方域》

2.【宋】王存，《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1984

3.孔凡礼，《三苏年谱》第三卷，中华书局，2004

4.程民生，《略述宋代陆路交通》, 暨南学报，1992

5.王水照，《论北宋使辽诗的两个问题》，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9卷第2期，1992年4月

6.石光英，从《奉使辽金行程录》透析辽代社会生活，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