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最想看见的衣服，就是中国运动员的领奖服

原创 晏非 新周刊

当见过不少世面的中国人，回头发现自家的礼服还停留在印朵牡丹、装个盘扣就自称“中国风”的操作时，很难不觉得遗憾。

眼看着多少洋牌在生搬硬套中国元素的路上翻了车，把好好的新品设计成了四不像的”翻新古董“后，我们真的不愿再见到简单粗暴的“你的星我的星串一串”，更希望提花锁甲纹这般寓意丰富且耐看的设计越来越多。

不负众望，孙颖莎赢了！

从痛失乒乓球混双金牌，到提前锁定乒乓球女单金银牌，短短几天，体育迷们内心的焦灼已溢出屏幕。所幸，被万众期待的孙颖莎，很快便能站上属于她的领奖台。

腾讯体育视频截图

说起来，在本届奥运会开幕以前，大家可能并未想象到，在我们一向具有强大优势的项目上，也会形成如此紧张的局面。大家除了调侃开幕式的二次元含量会有多高，就是关心奥运中国代表队礼服“土不土”了。

在此之前，酷似“干煸茄子”的“睡衣”套装挨了好一顿骂，甚至有网友意图召唤2008年的“西红柿炒鸡蛋”出来比划比划。闹腾了好一阵大伙儿才回过神来：“有内鬼！停止吐槽！这是皮划艇国家队队服。”

相比之下，姗姗来迟的“白糖拌西红柿”套装属实养眼了不少。

只是，男装衬衫、男装纽扣上的图案来自国旗上的五角星，裙摆上的图案来自故宫明代洪武“釉里红缠枝牡丹碗”，女装纽扣上的雕花来自战国时期的瓦当纹样……诸如此类直观元素的堆砌，不免让人觉得“要素过多”。

而外套上的锁甲纹提花，却因为造型抽象富有设计感，以及“环环相扣”“坚不可破”的寓意，反而为人称道。

而关注度不那么高的奥运领奖服，其白色为主、简约大方的风格，得到了一致好评。

作为人才资源丰富的服装产业大国，设计不好一套礼服似乎很难被容忍。而比起偏西式剪裁的套装，有一部分网友更倾心于传统的汉服。

说起来，若不是短视频平台的崛起，多数人对中式服装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中山装、旗袍甚至“被发明”的唐装。如今我们对代表队礼服设计的不理解，或许正体现了互联网生活下，国人在服化审美上的变迁。

为什么是红？

自打1984年中国带队参加奥运会开始，代表国家形象的礼服、运动服设计中，大红色的运用似乎从不缺席。

实际上，属于中国的色彩向来纷呈。靠红、沔阳青、太师青、淮安红、余白、出炉银、杭月青、泥金色、松花色、酱色……这些依托于地名及想象力而生的色名，被记录在一册册晚清文献中。

而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进口纺织品及合成染料，又让稀有色如洋灰、洋雪青、洋藕色、阴丹士林蓝等，得以在人潮汹涌的街头浮动。

博主@大谷Spitzer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将拍摄于1929年3月4日、馆藏于南卡罗莱纳大学影像库（MIRC）的一段胶片录像进行复原、上色和翻译。

在更久以前，平民百姓对服色纹样的选择，不仅受染整技术所限，往往还要看统治阶层的心意。一时必须穿本色麻布，一时只可着暗色，一时又不得沾染大红。或许正是因为暗淡了太久，我们才会对艳丽的颜色如此渴望。

服色所承载的含义，并非亘古不变。恰如现今稀松平常的白色礼服，在20世纪初的人眼中，“多少带点阴间味儿”。但自打民国新服制颁布至今，走进婚姻的姑娘们早已习惯了登堂白纱、入室红绸的“中西合璧”式穿法。

宋美龄的婚礼，让白色婚纱在当时得以风靡。/《宋家皇朝》

20世纪初，女学生开始走向街头和讲堂，身上是“雪白的，衣衫儿，窄窄身量”（《竞业旬报》）、“冬春蓝色也，夏秋浅蓝也”（《申报》）。五四运动催生出的“文明新装”，“衣衫狭窄修长，黑色长裙相配，袄裙不施绣文”。

1915年《妇女杂志》第一卷第3号内页刊登上海“爱国女学”国文专修女学生集体照片，展示了“文明新装”初期流行之时的白衣黑裙的轻便装束。

而《服制》中要求的燕尾服、西式白衬衫、背心、黑领结、白手套、黑色高筒礼帽、黑色漆皮皮鞋等，则为当时常穿长袍马褂的男士们带来了新的时尚启发。

但很快，属于男性乃至全民的服色，开始逐渐被“中山灰”占领。20世纪20年代后期出现的中山装，几乎奠定了此后几十年里普通人的服装基调。

劳动至上的时代观念，让人们无暇顾及优雅，一切只为方便。灰棉布列宁装紧随其后，成为20世纪50年代进步女性的日常着装。20世纪60年代的“男女同装”，更让国人的衣着无限趋近，直至千人一面。

《我和我的祖国》中的服装设计，真实地反映了时代面貌。

谈及改革开放前的国人形象，我们往往以“老三样”与“老三色”概括。一片混沌的蓝、绿、灰的中山装、军便装、人民装背后，是动辄攒上一年的布票和棉花票。但再往前倒个十几二十年，一身白衬衫、搭配或灰或蓝的背带工装裤，就是最时髦的装束了。

要问中国街头何时开始再度明媚起来，怎么都绕不过《街上流行红裙子》这朵星火。片中“劳模穿红裙”“去公园里‘斩裙’斗艳”的设定，在那时无疑是极具颠覆性的。劳动者的形象不再沉闷刻板，街头掀起了一阵穿“红”的风潮。

这样的设计，放今天也能成为“某宝爆款”。/《电影杂志》1984年10月刊

即便是在近20年里，“红”依然是国人心目中希望的象征。20年前被《半边天》所报道、不甘于精神贫瘠的“娜拉”刘小样，曾将“红衣”作为在黄土地上生活的寄托。

启发她的，正是那时中央一台循环播放的一则公益广告：穿着红棉袄、围着红围巾的女孩，从农村雪地舞到故宫，从地坛舞到高楼天台。随着那一抹红同时刻进国人记忆深处的，还有那则广告的口号——“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看得见的图案与“看不见”的衣服

这次代表队的礼服设计，虽然配色相对和谐，但纹样依然有改进的空间。

确实，照搬五角星、化用文物瓷碗上的牡丹而设计的印花，给人的观感多少有些生硬。其实，回望传统服饰时尚化的一百年， 把传统风情与设计感妥帖结合的印花比比皆是，有些甚至比我们想象中更超前。

如果你看过电影《阮玲玉》，或许不会忘记她穿过的旗袍。色块鲜明的简笔玫瑰、杂乱无章的抽象线条，来源于上世纪20年代国际上颇为流行的Art Deco风格。而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已近上世纪30年代。

在此之前，我国的纺织行业刚迎来西方工业技术的大规模冲击。20世纪20年代，烂花绒、玻璃丝、乔其纱等新型织物开始涌现。这些轻薄、透体的面料，甚至让当时的女装潮流开始向凸显曲线的“性感”靠近，故而饱受时髦女性的青睐。

左图出自《近数十年来中国男女装饰变迁大势》，右图为1932年《良友》杂志的一期封面。

随着印花、烂花、烤花技术得以广泛应用，服饰上开始出现各类花鸟鱼虫乃至抽象几何图形，日渐摩登的图案陆续涌入大众视野。而从“绣花为美”到“印花为美”的进程，不仅是国人在服色审美转变的体现，也让越来越多爱美的职场女性就此省下手工刺绣的时间，不啻为一种解放。

今天我们考据历史，主要以尚得留存的丝织物作为研究对象。但忙于谋生的普通人衣柜里，多半还是透气、吸湿、价廉的棉织物。其中，“永不退色”的高素质棉布——阴丹士林蓝布，在民国时成为大众心中的上选。

当时的阴丹士林广告画。

进口纺织品固然带来了新的潮流，但也对本土纺织品销售造成了不小的影响。1933年，《民众周刊》发布了“土布运动专号”，劝服国人“穿着国产绸布服装”，振兴本土服装产业，救济农村。

正因如此，土布后来又得名“爱国布”。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等人，更是穿着土布旗袍上“土布展览会”、进出社交场所，从而在名流圈、各中学高校乃至全社会都掀起了穿土布的风潮。

倡导支持本土纺织业的“土布运动”，是民国时期“国货运动”的一个分支。/《觉醒年代》

都听过“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俗语。物资紧张时，多数人往往以打补丁、戴袖套、戴“节约领”（假领）等方式解决棉布衣物破损的问题。1959年，有一位八连班长因在衣服上打了38个补丁还舍不得丢，被《解放日报》作为勤俭节约的典型来报道。

随着纺织工业的发展，各色合成纤维开始崭露头角。渐渐地，人们不再以一身“服役多年”的棉布衣服为荣。“禁拉又禁拽，禁洗又禁晒”的“的确良”（Dacron）衬衫取而代之，成为大众眼馋的装束。

昂贵的新式面料，一度被视为奢侈浪费的象征。/《上海故事——的确良的记忆》

由涤纶制成的“的确良”面料，据说最早是在上世纪50年代在国际上流行开来，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入中国。当国内厂家也开始研制出的确良产品后，的确良先是被用于出口赚外汇，后来才转内销满足市场需求，逐步走入百姓的生活。

的确良耐磨、挺括、速干等高性价比的特点，让它经常一经上柜就被疯抢。1968年，上海一服装店甚至有顾客为抢购的确良而挤碎橱窗玻璃。

回看当代人对服装舒适度的追求，早已快进到以数据论英雄。T恤的支数要60往上，羽绒服的克重不到300便不值得买。材质配比、原料产地、制作工艺……任何一个指标都要被仔细比对。

这么一看，的确良是断然不能入手的。材质不透气，夏天穿不了多久便汗涔涔黏糊糊。但若不是的确良等合成纤维的普及，布票或许不一定能从1983年12月就停止发放，国人为穿衣所苦的日子也不知何时才能结束。

而当的确良于上世纪90年代走向没落时，也意味着在品类日趋丰富的市场之下，国人对服装的要求逐渐从“耐穿”变成了“时髦”。

开过眼界的中国人

早看不惯“抄作业”了

时装的概念在中国得以普及，或许要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算起。但中国人对个性的追求，从未被时间所抹灭。

就说上世纪20年代出现的旗袍。由平面剪裁的传统袄裙发展而来，却又逐渐吸收了西方立体剪裁的思路。

旗袍之下，溜肩都变得合理了。/《色戒》

不过一二十年间，底摆在脚踝与膝盖之间升降，开衩从无到低再到高及臀线，袖长从“不过肘”缩至“肩下两寸”，版型从直上直下到收腰紧身……每一次变化，都是女性随时局而调整的心机。

在作家曹聚仁看来，旗袍长度的“这张伸缩表也和交易所的统计图相去不远”。但与“经济越紧张，裙摆越长”的裙长理论相反，抗战的爆发，反而让“扫地旗袍”又回到了利于日常行走的模样。

1938年9月1日，黄柳霜在美国洛杉矶。

传统纹样仍大行其道的时候，追求“先进”的女学生们以素色衫裙为“文明”。而人人身着中山装、列宁装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自苏联而来的布拉吉（连衣裙），以其鲜艳的颜色、活泼的泡泡袖设计，成为当时的女性心目中不可错失的靓丽。

《金婚》中，蒋雯丽身穿布拉吉。

20世纪70年代，可能是近一百年间国人服装最统一却也最乏味的时期。当时来华访问的法国记者罗伯特·吉兰说：“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

即便如此，女性也不放弃打破沉闷的机会。“老三样”上或尖或圆的领角、时大时小的领子、由“暗”变“明”的口袋与压线，都是她们的巧思所在。

随处可见新与旧的碰撞。/《庐山恋》

国人时尚的基因彻底被激发，或许要感谢1980年的电影《庐山恋》。坐在荧幕前的老百姓，被真挚爱情打动之余，也不忘数数女主角换了多少套衣服。后来摇滚乐的兴起，又给时装潮流猛添了一把火。

自此，健美裤、喇叭裤、蝙蝠衫、皮夹克、蛤蟆镜等轮番登场，文艺与生活互相碰撞，成就了个性澎湃的八十年代。

《青红》中，秦昊饰演一个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模仿猫王跳舞的叛逆青年。

“时髦在兜着圈儿”这件事，早在1935年就被评论家彭兆良指出：

“在体裁上不过自大而窄，自窄而大；自长而短，自短而长。在色彩上总不过自鲜而雅淡，自雅淡而鲜明。其余如衣袖、领子，以至小至花边扣纽等等，亦不过如是而已。”

为了反割时尚一把“韭菜”，张爱玲还曾听从朋友的预测，囤了一些“今年来老是没有销量的乔其绒”，预备等时尚回潮时送到寄售店赚一把。

如今，“穿妈妈以前的衣服”反而成为一种时尚。/@壶提提

但前人或许没能想到的是，今天的人们不再需要在门店里反复摩挲面料、在不方便试穿的时候将裤腰围在脖子上比划，仅需打开电商上叫卖声此起彼伏的直播频道，便可提前预览上身效果。

当服装工艺已被开发到几近极致，突如其来的疫情，反倒激活了21世纪20年代的赛博因子。78元一双只能在APP上看到的奢侈品虚拟鞋、9500美元一套只能用来发朋友圈的区块链虚拟时装，正在打破我们对时装的想象。

所以，如今再回过头去看“中国风”时，我们当然无法满足于印朵牡丹、装个盘扣的偷懒式操作。

尤其是眼看着多少大牌，在生搬硬套中国元素的路上翻了车，把好好的新品设计成了四不像的“翻新古董”之后，我们真的不愿再见到简单粗暴的“你的星我的星串一串”，而更盼望着提花锁甲纹这般寓意丰富且耐看的设计越来越多。

当全民审美正随互联网时代越走越远，中国风的服装设计也是时候加快脚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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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们穿旗袍，没想过和性感扯上关系》，F小姐MissF，2020-03-09

✎作者 | 晏非

✎校对 | 凌晨

封面 | 腾讯体育视频截图

头图 | 新华社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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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我现在最想看见的衣服，就是中国运动员的领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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