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女权运动如此接近于“行为艺术”？

当一场与中国女权相关的演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之时，中国妇女权利和平等问题第一次如此高调地进入了国际公共视野。过去二十年中国女权运动的追求目标，似乎在最高层面上得到了背书。在这一背景下，如何看待中国女权运动的发展？

尽管20世纪的中国革命进程中，女权运动一直是一条副线，但从没有像今天这般得到如此瞩目。追溯下去，20世纪初的何震、唐群英、秋瑾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女权运动，直接参与了缔造共和。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运动贯穿了国内革命和1949年后的前三十年，但也因与体制的合流而最终导致自身运动生命的凋零。直到1995年在延庆举行的联合国妇女大会，新的自由主义女权运动才在1990年代早期的市场经济中艰难复苏。而过去三年一个年轻女生为主的“女权行动小组”的出现，运用街头行动和新媒体传播，一改运动死气沉沉的面貌，短短时间内在反家暴、反性侵、争取女厕平等、女性教育平等、呼吁废除收教制度等议题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公众关注，并切实推动了立法和政策层面的进步。未来到底是抗争，还是回到三年前的状态，正困扰着年轻的女权行动派，也成为中国女权运动的一个难题。

也正因此，面对国际女权界的声援和杯葛、而同时联合国妇女署热烈欢迎的微妙情势，中国官方成功“收割”了1995后二十年中国女权运动的发展成果。某种程度上，这也算给被外界雾里看花、甚至寄予过高期望的“95＋”的二十年中国女权运动盖棺定论，也为未来的中国女权运动规定了方向。

而收割之谓并非戏言，只是反映了过去三年女权行动派与传统妇女运动之间的距离，而这一距离并不妨碍运动的体制化。相反，恰恰由于女权行动派的出现，才使得中国女权运动成为现行体制下几乎唯一成功的社运，也就是唯一成功整合体制内资源和草根自组织、能够结合公开行动和新媒体传播、并且有效推动政策游说的一个社会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说，今年三月女权行动派的挫折，与其说是街头行动其敏感性所致，还不如说，只是草根社团的“无结构”特性，包括卷入行动网络的“蔚之鸣”，误触高压线而遭遇技术性的控制，其挑战性尚在容忍范围内，并不致全面取缔。

若从女权运动的内部结构入手，便可看出这一挫折并非外界如台湾罗世宏教授所理解的那般荒诞，只是结构使然。具言之，1995年作为中国新一波女权运动的起点，赋予其自由主义内涵，也因此与体制内的妇联和传统的妇女解放运动保持着距离，这正是社会运动能够半游离于体制政治之外、自我发展的基础。事实上，在1995年后的短暂热潮后，能够在寂寥中坚持下来并且成为今天女权运动内部的领袖，如冯媛，也多是1980年代自由主义的薪火相传者。她们仍然相信渐进式改革，并且与体制保持着良好互动。另一拨更为温和的女权运动者，也是自称“女性主义者”的，则安于学院的象牙塔内，从事女性文学和女性艺术的理论研究，在运动内部发挥着另一种体制联结和立场平衡的功能。

近年来较为活跃的一批女权组织，如“女声”，则介于这一女性精英群体和草根年轻社团之间，有着极强的理论导向，扮演着积极社会批判的角色。正是她们，在最近数年发动着一次次对各种女性不平等、女性歧视问题的舆论质疑，主导着女权政治的相关议程和传播。只是，她们和世界的女权运动一样，过分着迷于理论，在社会批判和监督过程中，极为小心地避免直接批评体制，理论构建和舆论导向上也以男性霸权为第一目标，男权体制的另一面，其所依托的体制则位列其后。单纯的女权倡导NGO部分幸存了下来，她们的自由主义盟友，则已经或正在面临更为悲剧性的命运。对后者而言，只有在人权运动框架下做更大范围的动员，才可能得到关注；但是仅仅“女权即人权”的等式，也可能同样被收割。

在女权运动选择性策略的侧翼，还面临着更为左翼的女权主义的压力。后者，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思潮，是在90年代兴起的“新左”思想潮流下催生的，但直到最近才尝试走出象牙塔，经由马克思主义的劳工NGO（如破土网）和体制内“女性主义”理论者共同制造出来，意在牵制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及其运动。而无论从理论还是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虽然发展出了妇女解放运动，但是正如1949年前后中国革命的妇解运动的命运，只是作为群众动员的工具，其主体性附庸于不平等的强制体制本身。身在北美的女权主义理论者王政，对大寨“铁姑娘”的研究和态度或许最能代表这一转向。一方面，她公开声援国内的女权行动派，另一方面极力强调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意义，为辩护，声称“铁姑娘”才是妇女主体性和实现女性平等的体现，罔顾在重工业化产业政策对农村极不平等的剥夺背景，那时期所谓的妇女主体性，也许不过是农村劳动力被强制密集征用的美化而已。按此逻辑，进入市场经济和国企改革之后，劳动女性大批进入性服务市场，难道也是资本强制下的另一种主体性吗？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内在的对制度缺乏批判能力，正在左右着中国女权运动的方向，赋予其双重政治合法性——一方面协调着体制目标，另一方面联结着国际左翼的女权运动资源。

而在草根层次，即女权行动派的社团与网络，虽然以各种活泼、类“街头艺术”的传播行动改变了女权运动的沉闷面目，成功地扮演着女权运动的行动角色，构成当下所有社运中最为整齐、富有公众感染力的关键一环；但是，这些草根网络却严格服从于女权运动内部的层级体系，并未出现欧美女权运动内部最为常见的“无结构暴政”（the tyranny of structureless），即结构松散、无层级、相互激烈斗争的结构。相反，她们更倾向以受害者姿态，以“伙伴暴力”的狼群方式，向运动的目标个人发起舆论攻击，也动辄与其他运动撕逼，即外向型的“暴政”。

如果继续深入探究这些年轻的女权行动派内部，还能发现：支撑她们“伪激进主义”的伦理核心，在于反伦理。换言之，她们以女权至上为唯一原则，以姐妹情谊为纽带，团结了一批出身底层阶级、带着受歧视、受伤害的伤害记忆、有着强烈反叛性、却接受了大学教育的年轻女性，构成女权运动的新生代，也即女权行动派的主体。她们蔑视男权社会的几乎一切社会伦理，又带着难以克服的阶级软弱，与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形非常相似：从杯水主义到伙伴暴力，从阶级反叛到反男权，同时混杂着价值观的极端混乱，常常表现为对运动的极度功利主义和反伦理的并存。因反男权社会而反社会、漠视基本伦理的倾向，与采高度实用主义态度对男权资源的利用，便混合成了女权激进主义“反伦理”的伦理。女权运动草根层面的这一内在伦理，与运动的体制化高度同构。

因此，她们的街头行动，或者目标个人化的抗议行动，尽管看上去很像社运的激进主义，却更接近于去政治化的“行为艺术”，服务于精准传播本身，与激进主义上的“直接行动”保持着“精心计算”的距离。因上述只反男权的内在局限，将女性政治与反对运动的自我隔离，而沦为一种相对安全的、充满矫情的“伪激进主义”运动，典型如“天然腋毛”、“反校园性侵”等议题，并不愿意去触及底层妇女真正面对的计生问题与身体压迫；也容易被随时收割，而成为体制化的游说运动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借助街头抗议与体制内声音的微妙张力，过去几年，刑法的女童嫖宿条款被最终废除，《反家暴法》草案也得以付诸讨论，中国女权运动在政策层面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推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面对复杂利益集团阻击的环保运动，相对于庞大的维权运动，一个从1995年世妇会以来遗存、在新媒体时代复苏、致力于政策游说、完美结合街头行动和传播技巧、结合体制内和国际运动的资源与正当性的伪激进主义的女权运动，成为当下中国社运当中几乎唯一成功的运动。

而此运动未来如何，或许继续孤军前进，或许迅速终结，并不确定。如同女权的游说与传播行动中，迄今最富挑战性和阶级关怀的议题——呼吁废止收容教育制度（一个与收容、劳教平行的针对所谓“失足妇女”的强制制度），其制度性资源和街头抗议的结合能否成功、能否长期坚持，便可当作检验女权运动是否能够超越身份政治而影响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