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中国教育为何如此重视学霸？

斯巴达VS雅典：中国基础教育打败西方了吗？

腾讯思享会上周发布了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刘擎教授和人文公益讲坛创始人樊阳，围绕中国教育现状展开的对谈精选。

许纪霖认为最典型的中国式教育，是毛坦厂中学、衡水二中这类“高考工厂”，奉行集中营式的军事化管理，上厕所都要掐秒表的。他把这种基础教育，形容为斯巴达模式。在古希腊，斯巴达是高度军事化的集权国家；而雅典模式，是为求知而求知，尊重人的个性，注重公民的德性。一旦进入竞争，看一时之输赢，雅典就不是斯巴达的对手。不过他思考的是：谁笑到了最后？

并且，这样的基础教育，他发现只有50%是真正有用的知识，另外50%只是为了打败别人而已。“中国现在的小孩子，反复地习题操练，有一点像体操运动员。为了保证不失误，同一个动作，每天几十遍、几百遍地操练，最后操练得炉火纯青。”

由此，许纪霖归纳中式教育培养的是适应性人才。对已有的知识、社会既成的规则，烂熟于心，并且懂得如何在这些既成规则中获得自己的利益。北大的钱理群教授称这些学生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式教育就是让这些利己主义者精致些、更精致些。

刘擎则指出，中国教育有“遵从主义”的倾向，即特别强调有一个现成的标准，这个标准是权威性的，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找到这个现成的标准，去遵从它、与它相一致。相对而言，西方教育特别鼓励有想象力和创造力，要求独立思考，有叛逆的、挑战的和批评的精神，提倡一种非遵从性的气质和态度。然而后者常常很难用一个标准程序来评判，需要在具体情境中做出的具体判断，这就要求一个更为复杂和困难的评价方式。但现在中国教育系统中，个人判断不太让人放心，人是信不过的，所以我们特别依赖标准化的程序。

然而哪怕从狭隘的“成功”目标来说，这种鼓励遵从主义的教育方式效益如何恐怕也需要反思。一开始好像很成功，“赢在起跑线上”，但最终的创造性却严重不足，在终点好像没有赢。刘擎认为“这种教育方式让我们赢在了起跑线上，但却输在了终点。”

樊阳的观点很能代表一线实践者的态度。他认为尽管整个教育机制很难一下改变，但个人还是可以有所为的。首先需要每个人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在某些领域争取个人的主动性，做出更好的选择。“即使在我们的公立学校里面，每一堂课，老师还是有一定主动性的。不同追求的老师、不同素养的老师，给学生带来的肯定 是不一样的。”

对谈还提及有趣的“第十名现象”——五十人的班级，后来比较有出息的人通常在班中排在十名上下。这些学生只用70%的精力考到了第十名，30%精力就去玩自己喜欢玩的，最终凭着优良的学习基本功+学霸们没有的独特兴趣和专长，成为创造性人才。许纪霖觉得比较起状元和学霸，他们才是最后的胜利者。“我们这个社会太追求成功，太相信学霸，结果成不了一个创新性国家。”

刘擎把“第十名现象”或“80分现象”，概括为精力与时间的分配问题。因为80分到100分的最后那20分，已经不是这个学科或这门知识的主干内容，而是那些细枝末节的部分或者解题的技巧，或者熟练的程度。同样一个人如果把用在最后20分的那些时间精力用在别的学习和活动中，视野就更加开阔，灵活变通的能力也更强。“所以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让同学的时间精力投入形成一个合理的分配结构，这对长远是合理的和有益的，但对高考的竞争力是不利的。”

君子断交，不出恶言？

上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家洲一封公开信在网上热传，引发激辩。他在信中斥责自己的硕士生郝相赫“在微信上屡屡发表攻击他人的言论”，“无端嘲讽”学界前辈如阎步克、韩树峰等，让他“忍无可忍”，宣布断绝与郝相赫的师生关系。之后，郝相赫先发布“情况说明”，为自己的言行辩护，随后又发表“道歉信”，恳请导师“能够继续容留”。

有人认为孙家洲是维护师道尊严；也有人质疑他的做法会严重影响郝同学的未来，过于激进，完全可以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毕竟“君子断交，不出恶言”；还有人讨论他是否有权单方面断绝师生关系，毕竟作为导师，他要履行相应职责。

这一事件所呈现的议题多聚焦在学术伦理、品行风度、微信朋友圈里的私人言论能否被公开传播，以及导师制中的师生关系。

复旦大学英文系教师朱绩崧分析此事之所以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原因有二：一是网络传播令事态扩张；二是我们对“大学”、“教师”、“学生”这些概念，传统上存在很高的“道德”附加值。如果你认为学术与道德可以泾渭分明，你自然觉得为学术骂几句娘也未尝不可。如果你觉得学术与道德必须如胶似漆，你势必无法容忍学生轻蔑师辈。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认为，孙教授以公开信形式表达对郝同学的不满，并宣布断绝师生关系，并不符合现行的教育制度。这种不能容忍挑战权威的压制做法，造成的恶果只能是人才不振。过度的控制只会扼制一个人实现自我的动力，也就“谋杀”了促成独立学术探索的心理机制。“大学教授对于一些出格言论，有更多一点宽容，才有希望破除当下一个大学的困境：为什么我们多年来就培养不出学术大师呢?”

新京报书评发表署名张彰的文章，着眼于祖师崇拜与中国师徒的差序格局。我国将老师比作父亲由来已久。荀子的“天地君亲师”的观点，就将师与天、地、父并列，赋予了教师权威的地位。这是因为老师传道授业，教会了学生吃饭的本事，恩同再造。而学生也继承了老师的学问，并在此基础上将之传播下去，往大了说这是“为往圣继绝学”，往小了说这是继承老师的道统。“而这一套逻辑今天依然存在，并非全是腐朽思想作祟。”作者认为在学界金字塔结构中，要获得更好的资源，提高自己的地位，都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拉帮结派、不对称互惠的师生关系、尊老维亲等现象，无疑都是在客观的生态下不得已而做出的行为选择。

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此事凸显出，我国现代教育体系有必要建立导师和学生持续互选机制。他认为不能简单用导师职权来要求导师不要淘汰学生，也不能用学生要“尊敬师长”来限制学生更换导师，而应该从尊重学生的选择权和导师的自主权出发，设计双向选择的机制。

连人民日报也发文参与谈论。“大家谈”栏目以《如何看待“师生断交”事件》为题，刊发了三篇出自不同作者的短文。其中，题为《我们还能愉快聊天吗》一文指出，无论在“朋友圈”还是饭桌上发言，必然要承担被截图、评论和传播的收益和风险。网络社会，常常戾气横行。要化解日益“坐大”的戾气，需要个体文明素养的提升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学术讨论，绝非谩骂攻击》一文则表示，无论在公共场所还是隐私空间，学术讨论都不能以过激言论进行攻击谩骂，否则只会抹杀学术问题本身的意义而陷入是非之争。

中国婚姻变化，并非西化的结果

《文汇读书周报》上周发表了对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黛博拉·戴维斯的访谈，谈当代中国的婚姻变化。她和人类学者萨拉·弗里德曼编著的《妻子、丈夫与情人们：香港、台湾与大陆城市的性与婚姻》，为揭示中国当前婚姻变化的不同趋势提供了难得的他者视角。

戴维斯认为，这过往三十年，欧美婚姻制度最大变化是：结婚不再是为人父母的必要条件了，人们不再觉得必须通过结婚来成为成年人、成为父母。

而中国婚姻的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孩子只能出生于已婚的夫妇，非婚生育是非法的（美国和西欧并非如此）。这意味着要成为父母、传宗接代就必须结婚。因此婚姻变得格外重要，是建立家庭的基石。其次，依据1980年和2001年的婚姻法，离婚变得容易而且便宜——恐怕也是全世界最容易、最便宜的了。第三，1949年以前，亲子关系要强于夫妻关系，后来财产所有权规则的改变和婚姻法的出台，削弱了父母与已婚儿子间的纵轴联系，强化了年轻夫妻间的横轴。但父母对女儿的投资和将来都特别看重。这是中国大陆的新趋势。

她的书名中的“情人”是指所有类型的性关系，包括婚内、婚前和婚外的，以及男男和女女等同性之间的性关系。书中讨论了上海的情况：很大比例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相信爱情，但不是奔着婚姻而去的，有惊人比例的人看重的是当下的快乐，以后结婚还是不结婚不一定。这是很大的变化。

与十年前相比，中国各种情人受到的指摘似乎不那么公开了，社会舆论对相关现象也似乎变得越来越宽容了。戴维斯认为这两种趋势都是婚姻私人化和国家减少了对私人生活的管控带来的结果。

她不认为中国婚姻的变化是西方化的结果。美国和欧洲在经济和法律方面差不多，但是家庭的意识、文化的差异很多，也就造成了婚姻体制的差异。所以，要分析婚姻的变化，要看本土的情况。中国婚姻的变化要看中国的国情，要看法律、政策、文化、宗教、人口等的综合的情况。

“我愿意猜想，你们的下一代‘80后’‘90后’，他们想要幸福的生活；因为互联网，他们与世界的联系不一样了，他们在搜索什么，他们一定会有不同的经验，下一代的价值观一定会变化，我们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