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之外的晚明爱情：罪恶、背叛、冤屈、自由……

在文学上，我们往往说晚明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追求个性自由，浪漫主义流行。流行的成因，有阳明心学影响（作为阳明信徒的笔者不能完全同意这一说法）、经济发展等多种理解。文学史回顾这一段文学思潮时，汤显祖的《牡丹亭》是不可或缺的经典范例。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游园”一出中的唱词，缠绵悱恻，任谁听了，都不禁要为这情思打动，为这柔情缠绕。我们对《牡丹亭》思想旨趣的鉴赏，有一个主线便是肯定人性与欲望，尤其要针对程朱理学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语。这句话的诠释，近来也有人认为不尽如字面意义那般，虽然诠释上有争议，但在其向下的传统生成过程中，产生逐渐强化的禁锢与束缚作用，是不争的事实。杜丽娘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算是革命般的宣言，宣扬个人的情感自由与激情，宣告着现代性的爱情永恒。

美丽、浪漫和炽热的爱情，犹如生命本身的光芒，吸引着我们，引我们的遐思与向往，所以《牡丹亭》自问世起便历久弥新，青春常在。

张爱玲是冷酷的解构者，她说，“人生是一袭华丽的袍，里面爬满虱子”，好多人会引用，但不见得真被那种苍凉惊到过。其实，晚明的人，也真不是文学史上写得那么朝气蓬勃，热情地追逐浪漫与自由。然而，他们也不是卫道士，他们简直是最早的后现代解构者。

比如汤显祖的好友屠隆，他在汤显祖创作《牡丹亭》的前后，曾去遂昌拜访过这位老友，并为其作《玉茗堂集序》（参阅拙著《屠隆年谱》“万历二十三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吴新苗认为，此次会面，两人就《董西厢》的一些讨论，对《牡丹亭》的创作酝酿有一定影响（参阅氏著《屠隆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但屠隆在万历二十六年创作的《昙花记》，里面描写的爱情，与其友汤显祖的《牡丹亭》，完全是相反的两种风格，他把汤显祖营造的美丽爱情与憧憬，有针对性地解构得粉碎。

这些解构隐藏在这部冗长得有点晦涩的剧作中。第二十二出《严公冤怼》，说唐西川节度使严武引诱邻家漂亮的军使之女王婉娘，被追捕时干脆用琵琶弦勒死婉娘沉之江底。第三十四出《冥司断案》，写绛州参军范博平，为了入赘作平章之婿，竟诱贫贱时的发妻游船赏月，推溺于淮水。前者是用了《太平广记》中“严武盗妾”的故事，后者不知所出。《太平广记》中的故事，女主人公没有名字，也没有细节，屠隆的剧中为女主起了名字，加了唱词，有了内心独白：“[桂枝香]重泉无路，幽魂谁诉。灵随夜月波涛，泣断寒江烟雾。罗衣尽消，罗衣尽消。玉骨都无埋处，愁来千绪。谩欷歔，纵有琵琶调，湘灵不共居。”冯梦祯《快雪堂日记》中记屠隆爱弋阳腔，这段幽郁、寒凉的唱词，可能会因弋阳腔的急管繁弦和高腔，使听者不至要抑郁愁闷而绝，反而起一丝愤怒的勇气。

《昙花记》中记载了好几个这样的“爱情”事件，虽然故事背景设定在唐代，但其实就是晚明的爱情与背叛。因为熟知作者的生平后，再解读一下这部剧作，发现他只是在影射自己的遭遇和所见，其实可为它加一个副标题叫“这盛世，那些奇葩的背叛、罪恶与冤屈”。

当汤先生在《牡丹亭》中为女性拥有情感自由、身体自由而鼓舞、憧憬时，他的朋友屠先生的作品，无疑就是最冰冷而反方的书评：“我觉得这种憧憬，基本上就是男性出于自己便利的幻想。当下社会尚不具备与女性身体、情感自由真正匹配的男性思想，且与男性所引导的主流社会文化也不相容。”嗯，就是这样悲惨，就是这样虚无,你还是考虑女性的生命、身体安全先吧。

屠隆对女性身体的苦难，有震撼性的描述。文集中有一篇《屠印姑传》（《栖真馆集》卷二十一），记述本家一位侄孙女的悲惨遭遇。屠氏在鄞县是大族，屠印姑之祖、父都是读书人，祖上也曾任官，将她嫁与同县另一大族的陆氏耿章。可惜陆品行不端，好赌，赌输了就将印姑卖给其他赌徒。印姑不从，便被关在小黑屋内活活饿死。文章写了屠印姑人生中最后十几天的情形，这么美丽的女子，被关在小屋内，坚志不从，大冬天还薄衣烂衫，一边饿着，一边还哺乳不到两岁的儿子。而她的父亲只会隔着窗户看着她哭，同情她的亲戚也只是在她死后，好好打了一顿她那无良老公出出气。屠隆是后来记述此事，但他用冷静笔触重现的种种，如印姑死前由于绝食，先胎死腹中，再经受种种身体苦难而死去，以及看客的眼泪和话语，读来让人不寒而栗。这篇文章被《鄞县志》收录，流传颇广。鲁迅先生的一些篇章，与此文颇有相似处，字里行间布满寒意与恐怖，却用平淡的笔墨呈现给你看。

晚明时期女性的自由度其实还不太糟。冯梦祯的《快雪堂笔记》，多记日常生活，难得地能看到一些女性生活及情感的细节。从这些记录看，士大夫家庭的夫人、正妻，在社交场合，基本有与男性平起平坐的地位，如果这位女性的儿子有功名，这种地位就更巩固。在私生活领域，比如他的夫人，便经常与女性友人相约一起叙旧、进香、湖上喝茶等。姬妾因身份地位的限制，不会出现于正式社交场合，但在私生活领域就比较自由。日记也记了好几则不同关系的男女争吵，如：“初八日，访曹先生、包太公。包公有别业，在葑门内，与媪有言，避居于此。”（《快雪堂日记》卷三，凤凰出版社，2010年）这是夫妇不和，但丈夫显然落了下风，只好避居在外。又：“梅生醋意，杨生大哭而别。”（卷四）这是名士梅蕃祚与名妓杨舜华的恋爱风波，颇有小儿女情态。冯梦祯也在日记中好几处提到，妾侍言语顶撞，自己心情不爽却无可奈何。

可见女性在人身自由、情感表达等方面，在晚明的情形还不算太坏，以此再回头审视屠印姑的例子，反而更觉惊悚。明代的戏曲小说中，反映婚姻爱情的主题非常多，钱南扬先生在《中国戏曲概论》中说，戏曲作品有三分之一是写婚姻问题的，其中有一半是写婚变的。而婚变的题材，大多是负心汉的故事。对女人而言，爱情常常不永恒，背叛却永远在发生。而背叛行为给女性带来的，还有各种危险的伤害。难怪屠隆要暗里给《牡丹亭》的爱情观泼冷水：背叛有九十九种理由附带九十九加的伤害，请问爱情有保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