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谈人大师生断交：大学教授多些宽容才有望培养出大师

【编者按】

9月20日，微信公号“点墨轩艺术空间”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孙家洲教授《为断绝本人与新招硕士生郝相赫的师生关系告学界朋友与弟子的公开信》。孙家洲称由于郝相赫在微信上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阎步克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树峰“无端嘲讽”，违背其本人“师生之交首重道义”的重要原则，因此公开声明称“郝相赫从现在起已经不是我的弟子”。公开信一经发布即引发舆论关注。

今天（9月25日）出版的检察日报刊发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的署名文章《到底该不该“逐出师门”》。张教授认为，孙教授以公开信形式表达对郝同学的不满，并宣布断绝师生关系，并不符合现行的教育制度。

文章认为，这种不能容忍挑战权威的压制做法，造成的恶果只能是人才不振。过度的控制只会扼制一个人实现自我的动力，也就“谋杀”了促成独立学术探索的心理机制。大学教授对于一些出格言论，有更多一点宽容，才有希望破除当下一个大学的困境：为什么我们多年来就培养不出学术大师呢?

全文如下：

“逐出师门”，是旧小说或者古装电影里见到过或者听说过的事，《水浒传》里鲁智深醉打山门引致群情激愤，众僧要求将其赶出本寺，与之类似，当代却是难得一见的。

近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孙家洲教授在网上发表公开信《为断绝本人与新招硕士生郝相赫的师生关系告学界朋友弟子的公开信》，表示与其指导的硕士生郝相赫断绝师生关系，引发舆论围观。孙教授不满他的学生发表对其同行阎步克教授、韩树峰教授不恭的言论，认为学生作为其弟子，出言不逊，“无端嘲讽”，诋毁前辈，为师的屡次诫其不听，遂在恼怒之下，公开表示断绝师生关系。

这件事使得孙教授和他要断绝师生关系的学生立即成为公众瞩目的对象。人们也在思忖:在人们心目中，大学教授自然是有着不错的涵养功夫，但孙教授如此震怒，看来必有缘故———莫非这位学生品质低下，朽木难雕，冥顽不灵?

随后，学生郝相赫在网上公开自己的“自辩状”，言辞之间，似乎也另有一番道理。

学生是否有错

很多人议论这师生的是非曲直，板子大都打在学生身上，其出言不逊确显格调不高。但教授义形于色，是否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无可挑剔呢?有必要深究一番。

事情的起因是:郝相赫同学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转发一则点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者的文章，随后加以点评曰：“人大最大的失误就是不该从这个垃圾系引入大量的唐宋领域老师……如果不是跟北大历史系这个垃圾系合作而是跟南开或者北师大合作的话好太多。”不仅如此，这位同学还意犹未尽地建议：“想考魏晋或唐朝的千万别来我校，去武大清华吧。”这种刺激、火爆的言论，显然让孙教授难以接受。

孙家洲教授提到:郝相赫同学自报到之时起，便在微信上频频发表攻击他人之言论，自己曾发信给他，希望他“处事平和”，当他发现郝同学竟然无端嘲讽阎、韩二位先生，感到忍无可忍，感到“震怒”，基于“师生之交首重道义”“学界自有学界的规矩与尊严”，非断绝与郝同学的师生关系不可。

据郝相赫讲，对于其师断绝师生关系的做法深感震惊。当初他读书读到李先生的一本书，为之叹服，想起了另两位历史学教授，认为人大、北大教授魏晋南北朝的导师难望其项背，两相比较，对比强烈，遂生发感慨，忍不住将意见发表在微信朋友圈里，“我以前读过北大阎教授、人大韩老师的高作，并不十分佩服，于是就拿来比较，说后两者‘平庸’。”郝同学承认:“作为年轻人议论学者前辈当然有错，但其发言平台为微信朋友圈，唯一的好友学者、教授就是自己的导师孙家洲，自己并未公开批评北大、人大两位老师，而是以字母代替，对后者的学术地位和名誉无法撼动，而孙家洲老师在朋友圈发断绝师生公开信，导致其名誉受到很大伤害，还会毁掉自己读博的前程。”随后，郝同学对孙家洲和韩树峰教授表示歉意，提到“刚入师门，就给导师孙家洲老师带来这么大的麻烦”，感到“自责和深深的歉意”，承认对阎步克教授的私人评论“是错误的，应予收回”，并恳请能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使他“能够顺利地完成学业”。

这件事，引起社会舆论热闹了一番。

错在哪里

按照孙家洲教授的说法，郝同学的行为是口出狂言，妄议师长，错在违背道义，不重师尊，违反了学界的规矩，冒犯了学界的尊严。对于师长，后辈晚学在公开言论上要表示恭敬，即使认为对方的著述属于“垃圾”，也不能公开表达，至少不能用这样不恭的词语，这才是符合学界的规矩，才是作为学生应当懂得的道义。

尊师重道，确属我国教育的传统，温良恭俭让乃儒家文化之所重，郝相赫同学对阎、韩二位先生的不恭言论，显然与这种精神存在距离。郝同学用“垃圾”一词来指称前辈学者的著作，确实给人“狂妄”之感，与传统文化中对与学者应有的简重从容的态度有相当差异。对于后生小子的“无知狂妄”，作为指导教师，予以循循善诱，并无不可。

不过，孙家洲以公开信形式表达对郝同学的不满，并宣布断绝师生关系，却并不符合现行的教育制度。

中国大学的导师制来源于欧美，又有中国传统的师徒传承理念。导师与其学生之间，前者有主导权，后者也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双方的关系和权利建立在学校这个组织基础之上。经过国家统一考试，由学校招生并承认才能产生的师生关系，并不能因导师一方的决定就可以解除。在大学院系，一般来说，解除师生关系的程序应该由师生中的一方或者双方向所在院系申请，由院系方将学生安排给其他导师接收。其后，院系方会在院内发出更改通知，一般做法是在其官方网页上注明变更情况。孙教授未曾知会学校，又在网络上发公开信，造成很大社会影响，是不妥当的。

郝相赫同学不够稳重，不懂得世故，没有学得学界相处之道，这是事实。但是，学界缺乏直率、犀利的学术批评，可能比这种不恭是更为有害的现象。以我的阅读体验来说，若有直言不讳地指出前辈学人的学术不足，火药味十足，实属难能可贵。郝同学在他的冒犯性言论中，坦率讲出自己的阅读体会，并不遮掩，即使言论幼稚、嚣张，前辈即使不予以鼓励，起码是不必压制，要知道这是年轻学者人格完整而不产生分裂的外在环境因素。

郝同学的刺激言论，引出的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在断代史研究中的现状到底如何。这是值得追问和理性讨论的问题。既然郝同学在微信朋友圈提出这样的问题，不妨在同样的范围就此进行讨论，澄清是非。作为导师，拨冗指点，对于引导学生客观、公允得出结论，并使其他人也从中受益，并不是师门坏事。

另外，“逐出师门”的做法也显露出大学有必要建立调整师生关系、维护师生正当权益的重要机制———伦理委员会。我们没有建立大学伦理委员会，也缺乏一种成熟的师生伦理规范，老师到底能不能把自己归类于私人教育中的老师，能否自己宣布断绝师生关系而不需要依据正当程序处理此事，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解除师生指导关系也处在朦朦胧胧之中，对于老师将弟子“逐出师门”的做法也缺乏求助于伦理委员会加以救济的可能性，这一问题显然是值得吾人引申讨论下去的。

应当具有怎样的学术精神

俗语“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一些后生小子读书不多、识见有限，语出不逊，口出狂言，确实已经成为一种网络现象。如果熟悉网络言论特征的话，对于那些极端言论是不会大惊小怪的。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在熟人圈子里，大家几乎都是乡愿之士，很难做到“我口说我心”，往往是口说一套，内心想的却可能是另一套，久而久之形成特有的人格分裂现象。

网络上狼奔豕突的言论，固然泥沙俱下，甚至侵害到一些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合法权利，需要加以适当规范。但是，吾人不能不认识到，这种失控言论中涉及学术著作部分，存在一种可贵的精神———对于权威的怀疑精神。

权威就是合法的权力。这里“合法”一词含有正当或者正确的意思。就一般意义上说，人们通常认可某些人有权用某种方式影响他人的行为。有些影响具有一种个人道德品质，罗素说过，“人们服从权威的其他理由还包括习惯、权威人物的个人魅力、被群体认可的愿望以及个人利益等等。人们虽然并不总是听从权威，但普遍承认应当服从权威，这就使权威具有合法性。”“于是权威就成为权力的有效形式。如果人们意识到应当遵照权威的愿望行事，就没有必要对其施加强迫，甚至无需说服工作。对权威来说，施加影响的代价就比较小了。”否则就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有人认为，孙家洲教授将郝相赫同学“逐出师门”是出于这位学生藐视权威而产生物伤其类的感觉的反应，但这种反应有可能起到对于挑战权威的态度和行为进行压制的效果。郝相赫同学的言论，在令人不安、不爽的表达背后，涌动着不盲从权威、不迷信权威的意识。对于郝同学的言论以“逐出师门”加以痛击，伤害的是这种对于权威的自主判断和学术研究中难得的独立思考的精神。这不仅使郝相赫感到受伤，恐怕在高校中也会产生一种寒蝉效应，让那些有自己的想法、有自主的判断的后生小子缄口不敢言，从而造成学术精神的窒息。

这种状态及其危害，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孙家洲教授不应感到陌生，我国明代著名学者李卓吾先生以七十高龄下狱，用剃刀自刎，罪名就是离经叛道，对于儒家权威发起挑战，为当时社会所不容，使这位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遭到被整肃的命运。

我们从类似的例子中看到的是喜欢服从权威的心理特征和不能容忍对于权威挑战的权威人格。权威人格组成的社会，依靠对不服从行为进行惩罚和威胁来建立秩序。

这种不能容忍挑战权威的压制做法，造成的恶果只能是人才不振。古人早就认识到严密控制与人才不振的关系，宋代学者叶适曾经指出:“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缚至不可动，而人之治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故人材亦已不振。今与人稍谈及度外之事，则摇手而不敢为。夫以汉之能尽人材，陈汤犹扼腕于文墨吏，而况于今日乎？宜乎豪杰无以自奋而同归于庸懦也。”

以宽容破除困境

现代人对此也有深切的感悟。就整个社会而言，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和人们相互间的损害，控制往往是必要的，但过分的控制对于具有自主需要和荣誉意识的个人来说却造成心灵的窒息，从而造成社会范围内不断的精神死亡。1948年伯特兰·罗素在关于社会控制与个人创造性的系列讲演中指出，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所导致的缺少自主性的苦难，是与疏远的权威们对大多数地区的极度控制相联系的。在我们的时代，人们总是对权威的追求过多，对保护创造力的关心过少，在大组织控制下的人们，忘记了人们实际上所喜欢的东西，倾向于让人们去适应制度而不是让制度去适应人。

年轻学子对于权威的挑战甚至藐视，来自他们的学术积极性和进取心，不好好保护这种批判精神，可能使得这些学生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感遭到破坏。这种自我实现的满足感来自对自己的天赋、能力、潜力等资质的充分开拓与利用。一个人有机会去自我实现，他就会专心致力于他们认为重要的工作、任务、责任或职业，因为他们对工作存有真实的兴趣。过度的控制只会扼制一个人实现自我的动力，也就“谋杀”了促成独立学术探索的心理机制。

大学及其教授，应当注重培育提高学生素质的环境。我们可以信心满满地说，一旦有了这样的环境，“教养有道，人材自出”的局面就会形成，汉代董仲舒所言：“素不养士，而欲求贤，犹不琢玉而求文采。”这里所说的“教养”可以理解为:为人才产生提供良好的环境，在制度方面确立促使人才产生的激励机制。

大学教授对于一些出格言论，有更多一点宽容，才有希望破除当下一个大学的困境：为什么我们多年来就培养不出学术大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