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学走进中央党校：儒家学者如何解读？

《华尔街日报》9月20日头版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为何回归孔子？》的文章，报道了当下中国的儒学复兴现象。

文章开篇即描述了这样一幅画面：6月某个早上，200名高级官员挤进中国共产党最高培训学院——中央党校——的礼堂，研习一种革命性的理念，这一理念处于习近平主席对中国未来愿景的中心位置。然而他们并不是去研究马克思、列宁或毛泽东，也不是去进修35年来塑造中国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而是去聆听王杰教授讲中国古代哲学课。

王杰在两个小时的讲课中，流畅地引用孔子和其他中国圣贤，力劝听众将传统孝道和品行端正的思想融入到个人生活和工作当中。此前一天，他去了文化部讲课；再前一天，去商务部讲。周一，他还要去保监会讲。报道把王杰形容为中国下一波意识形态浪潮中的一个人物。而这股新浪潮，指的正是复兴曾经遭受破坏的中国传统文化。

事实上，中央党校在推广国学方面，已陆续实施了多项举措，受到广泛关注。而党校哲学部教授、中外哲学教研室副主任王杰，正是其中颇为活跃的人物。

7月12日，“首届领导干部国学论坛”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论坛围绕“领导干部学国学学什么”，“学国学对提高党性修养、官德修养、人文素养有什么好处”，“当下应该如何推动领导干部学国学”三大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提出了“领导干部学国学全国行”的策划方案。

8月23日，“领导干部学国学全国行”在中央党校举办了隆重的启动仪式。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许嘉璐先生担任总顾问。

8月27日，“领导干部学国学全国行”首站走进陕西榆林，由王杰作主题为《践行“三严三实”，从修身立德开始》的专题演讲，结合干部队伍存在的现实问题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以古鉴今，为广大党员干部上了生动的一课。

那么，如何看待“国学进党校”这一现象呢？澎湃新闻采访了几位儒家学者，他们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分析和思考。

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亦认为，政府对儒学的理解，通常有两种类型。两者重心不同，且正好和传统儒学的两种形态相对应。《礼记·大学》中有讲，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格、致、诚、正、修”这五条是讲修身的，而且针对的不是一般人。因为“大学”就是“大人之学”，做官的人才能称为“大人”，所以这五条目就是谈官员修身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三条则更多谈政治方面的内容。

在他看来，国学进党校，更侧重儒学的修身功能，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实施起来更容易。另一些举措，像去年习近平主席在参加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乃至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对传统文化的强调，体现的则是儒学作为“治国之道”的功能。

曾亦还指出，国学进党校可能更多是和目前的反腐工作相配套的。以及不久前，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采访了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这些都多多少少向人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即儒学在发挥修身的内涵、防止腐败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中国的儒学发展形态，一个是经学，一个是理学。理学就主要是讲修身的，经学主要是讲治国之道的。经过两千多年的积累，在两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党校从传统中去寻找资源，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白彤东同样强调了修身和政治的两分。他不无惋惜地指出，中国百多年的进退失据、传统中的很多问题，有的花了很大的代价才修正，有的还在。而传统中很多优秀的东西，已经被反掉了。现在从执政者到民间，有回复传统的声音和努力，让人欣慰。

但他很明确的是：现在的道德失序，很多是制度问题的表象而已。如果不结合传统和西方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的优秀制度，来树立起一个新的政治架构，只是关注于修养和素养，不会有什么效果。他说：“儒家（与法家）在传统社会的成功，是有一套制度体系作支撑的。把儒家或者中国传统只当成一种修养的学说，而忽视其政治层面，这恰恰是百多年污名传统的一种方式，尽管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赵法生则认为，儒学应当是干部的必修课，但要防止被意识形态化。他分析说，经历了百年反孔之后，当代中国人对儒家的学说与礼仪，已经十分陌生。现在人们渐渐发现，儒家学说中除了属于君主专制时代的一些特定内涵外，还有仁义礼智信等重要的人伦道德底线，后者是任何文明族群都不能否定的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

因此，目前的儒学热，其实是全民性的反思与补课，而且是必修课，领导干部当然不能是例外。“如果领导干部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依然停留在‘文革’教科书的水准，社会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难上加难。”

他同时提醒，有人也对干部学国学存在忧虑，担心儒学再一次被意识形态化。“这种担忧同样值得注意，因为我们毕竟是在现代社会中弘扬儒学。因此，党政干部学儒学，需要对儒学有一个合理的定位，即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儒学，主要是修身养性的儒学，为人生提供安身立命的意义。这样的儒学与民主法制并不矛盾，反而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而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梁涛看来，干部学国学这一现象，由来已久。早在十年前，素有“第二党校”之称的中国人民大学就成立了国学院，顺应时代潮流。人大之后，国内另一个重要的科研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成立了“国学论坛”。他认为国学的普及早就是时代的选择了。而党校讲国学，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开始的。

当然，官方层面推动国学，或许还有另一个考量：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而梁涛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

“并且，目前中共政治体制改革阻力较大、暂时难以推动，那么先培养官员的道德修养、执政素养，倒是便于操作。”比如前不久，中央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建立了干部政德教育基地，是井冈山、延安等马列主义培训基地之外的传统文化培训基地，培训对象都是共产党的高层干部。

最后，梁涛强调，现在谈到国学，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儒学，“两者的确有内在联系，但我反对把国学仅仅理解为儒学。国学的内容更为丰富，包括整个中国文化，儒释道、诸子百家都是，而不仅仅是儒学一家。”他提倡今天也要在这种多元并存的背景下理解国学。当然，儒学在国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儒学的复兴可以带动整个国学的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