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绅士”研究者张仲礼：美国的大学如何做研究

【编者按】

著名经济学家、上海社科院老院长张仲礼先生于2015年9月19日逝世，享年95岁。

张仲礼先生“中国绅士”研究堪称经典，开辟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为我国人文社科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2004年2月，张仲礼先生曾在办公室接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施扣柱的采访，后整理成文发表在《史林》2004年增刊上，全文近2万字，包括“从和安初小到南模高小”、“工部局育才公学: 跳级读初中与高中毕业考第一”、“圣约翰大学: 从医预科到经济系”、“单车骑行, 一日数校兼教职”、“美国留学与教研: 华盛顿大学十二载”、“精于专业、不限于专业”等六部分。经作者和《史林》编辑部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现刊发张仲礼先生谈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十二载留学和教研经历：

留学考试通过后，我申请了美国的3个大学，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是华盛顿大学，还有一个是科罗拉多大学。他们都要我去。市西中学的校长赵传家是科罗拉多毕业的，他介绍我到科罗拉多去。相对来说，哥伦比亚大学和科罗拉多两个大学比华盛顿大学要大一些，本来我也想到那两个大学去。因为时间上稍微迟了一点，没有去成。

我是1947年2月初出发的，当时没有飞机，只能乘轮船，到美国去单程要花3个星期。等我到了西海岸旧金山，已经快2月底了，那两个大学已经开学了，结果我就到了华盛顿大学。华盛顿大学虽然相对小一些，它却有一个好处，就是学制比较灵活。它实行quarter system(学季制)，不是semester system (学期制)。quarter system(学季制)是一个学季一个学季上课，一年分4个学季，2月份去也不要紧，4月初新学季又开始了。夏天你要上课也可以。这样毕业就快了，反正是学分制啦。所以我硕士课程完成得比较快。

当时和我一起到华盛顿大学学习的还有另一位圣约翰大学毕业生（现在是上海财经大学的一个教授），后来他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去了。在美国转学是比较容易的。先由转学者自己提出申请，然后指导老师同意。其他很多问题，学生也有很大的自主性。

我的研究生专业是自己选择的，后来很多奖学金也是自己申请的。留学生的自主性非常重要，自己要了解各种情况。我的奖学金申请被批准后，学费问题就解决了；以后再参加半天工作，生活经费也比较有了着落。我这个半天工作实际上是相当好的，是在学校里面做research assisant (助理研究员)，跟着一个教授，这样工作可以和我的专业学习结合起来。这个和我原来在中学、大学期间一面读书、一面工作的经历也有关系。本来我一向就是这样的，比较习惯快节奏与高强度的工作。当然也要有机会。那时华盛顿大学刚刚要扩大它的中国研究，我恰恰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国学者。

我读硕士不是以经济史专业为主的，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改组中国证券市场的建议》。经济史是后来读博士加上去的。因为可以和工作结合，和博士论文结合。博士学位拿到后，我曾在华盛顿大学经济系教过4年书，主要讲授4门课程，一门是经济学原理，上大课；一门是美国的工业结构，一个中国人去讲美国的工业结构(原来我学过这一课程)；一门是远东经济问题, 一门是中国经济史。

美国的教授分为3档: 助教授、副教授、正教授。实际上它对副教授已经要求比较高的了，要求出版过2本书，出版过1本书可以评助教授，这个助教授等于我们的副教授。所以做到他的Associate Profesor，已经给你tenure了，意思就是他不会随便辞掉你了，除非出了什么问题，这个就叫终身教授。我回国时，已经是终身教授了。

那时回国是因为中国解放了，还有一个原因我出国留学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准备呆长的，我的打算是硕士两年读完就回国。结果有了这个读博士和做研究工作的机会，我就待下去了。一呆下去嘛，已经解放了。在美国关于新中国的消息也是有的，就是不大迅捷。《华侨日报》等报纸能看得到。

为什么没有想留在那边？我去的时候就没有打算留。当时我的1个孩子留在上海我哥哥那里，就是想不久还是要回来的。硕士毕业之后1948年我回来过一次，回来把爱人和大女儿一起带过去，小的女儿太小了，只有2岁，带出去不方便。而且美国方面的要求也多，多带一个人，要求保证金多少多少的。我想去两年就回来了，哥哥就同意由他帮忙管这个孩子。所以1个2岁的孩子留在上海，带了一个5岁的孩子去。结果一呆下去又是10年。我一共实际上在美国待了12年，1947年初出去，到1958年底回来。

在美国上课、生活全都用英语，但是我中文还算没有全部忘掉。我研究中国的历史，清朝的历史。备课有的是自己本来读过的、熟悉的课；有的是要创新的。比如中国经济史，本来是吴大琨(后来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教的。新中国刚成立之初，中美航运已经不通，他通过英国、苏联等地绕道回国。他离开美国后，这门课空了一年。以后我再接上去，把它承担下来。一个学季我一般上一门课。除了上课，自己另外还要做研究，我在做研究方面花的力气最多。我做事是加倍的，晚上有的时候工作到11、12点钟不稀奇的。我习惯了。

我在华盛顿大学的学习和研究条件比较好，那个时候研究生不多，经济系的研究生，硕士、博士加在一起也只有十几个人。研究生不多，使用图书资料方面就比较有利。我们的研究室很大，放六、七张桌子，我和吴大琨还有其他少数几个人在那里工作。吴大琨回国以后，有一段时间，那么大的研究室里就是我一个人。这个研究室有一扇门可以直通学校图书馆，我查资料就方便多了。图书馆的那些中国资料，包括好多地方志啊，家谱啊，以前没有什么人当真去用过。我就在那里耐心地逐一查阅，获得了很有价值的史料。

美国对于社会科学类博士的要求很严格，攻读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规定是3年，社会科学类博士一般要花5年。在做博士论文前，先要通过相关科目的考试，才能获得做博士论文的资格。这些考试是非常严格的。记得我曾有一门科目当时老师认为还不能够通过，我有点想法。那位老师说：“你不要觉得有什么压力，在我们美国，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我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之所以作这么严格的规定，就是要让人知道，在美国读博士不是那么容易的，美国博士的质量是很高的。”当然4个月以后我那门科目顺利通过了，然后就开始着手做博士论文。相比之下，我们现在博士、硕士太多了，好像比较容易，这样对质量会有影响。

其实，机遇要靠自己抓住，抓住机遇以后要苦干，要有信心。比如当时我做中国绅士的研究，估算绅士阶层到底有多少人，有的时候也会遇到困难，一步一步算上去，有的时候缺半步不行呀，开始想不出，搁一搁。隔几天再想，哎，得到一个窍门，找找什么资料，可以了。应该说我的那个博士论文选题和导师的要求有关系，但是他分了题目之后，我就自己干了。当时那边是采取合作研究的方法，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我们那个历史组不光是历史学专业人员参加，还有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有的是历史学的，有的是地理学的，有的是社会学的，有的是经济学的，是这样的合作。大家每学季总要拿出一点东西来讨论，交流最新研究的情况，其他人会从不同学科的不同角度来提出意见和看法，蛮特别的。它这个叫co-operative project，和我们现在的合作意思是两样的。它是跨学科的，因为它是研究整个的社会，单纯从一个方面看有的时候容易片面。你是搞经济学、经济史的，搞社会史的人看了你的文章会说，你怎么这个方面没有看到，你不全面。他提出意见，也很好。它强调合作是这样的含义。

我现在的合作也是这样的，我们搞过的大的项目，《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等，不都是跨学科的嘛，所以把两个所，历史所、经济所的人员组织在一起，共同研究。我强调要求定性定量结合的研究，大家都做得不错。……我的书里都有很多表格，《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共4册)有20多张表格。《沙逊集团》那本也有40几张表格了。过去写的《中国绅士》也好，《中国绅士收入》也好，都有好多表格。

我的博士论文出版之前，我的导师梅服士(Michael Franze )花了很大的精力，提出不少修改意见。一般学生的论著他不会这样做的，当然这与书的基础好有很大的关系，费正清这样的华盛顿大学以外的著名学者都认可的嘛(华盛顿大学有个规定，博士生的论著一定要有学校以外的专家认可、推荐，认为达到出版水平，才能经过修改后正式出版)。后来我导师自己没有说，那个所长对我说:你的导师对于你的著作费了不少精力，你看关系怎么处理比较好。我说老师的确给了我很多帮助，有的时候是画龙点睛的作用。不过书是我写的，结构、内容、资料都是我自己搞的。那个所长就说:那就让他(指我导师)写一篇导言，表示他是我的指导老师，也起了作用了。这样，总算这本书是单独署我的名字，不然就不是我独立的著作了。

我的另外一本专著经赖肖尔推荐出版，也是我单独署名。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有的人到美国去留学，这方面就吃了亏了。我知道的一个人，本来也是我们社科院的硕士，到美国读博士，结果他的论文被导师署名了，关系没有处理好，博士没毕业就去工作了。现在他在美国做一些管理图书的工作，和研究工作脱离了，很可惜的。在美国，这样的导师也是有的。

在国外留学尽管很忙，我还是积极参加一些活动，包括一些学会活动。1947年我刚到美国不久，12月份太平洋沿岸各州大学就联合召开经济学会，我自己跑去参加了。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大多是教授，研究生与会的不多。我不仅参加了这个会议，还写了一篇报道，交给吴大琨。吴大琨当时还兼上海《经济周报》的主编。这样，12月份刚结束的会，关于会议的报道在第二年1月份的上海《经济周报》就刊登出来了。我的这篇报道题目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当时有些外国的教授并不否定计划经济，反而认为计划经济好。

这是我第一篇发表的经济类的文章。那个时候美国大学的风气比较开放。所以1949年我遇到研究生的选读课要求自己选读、写一些报告，我就跟导师讲，我想读一点马克思的著作，《共产党宜言》啊什么。那个老师讲，行行，都可以。所以我是在外国读的马克思主义。后来麦卡锡主义一来，就不行了，管得很厉害。战后初期美国还是比较自由的，气氛还不错。华盛顿的大学里倾向于民主党的比较多。杜鲁门总统、肯尼迪(当时还是参议员)都到大学来演讲，我都去听过。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讲自由经济，加尔布雷斯讲那个后工业社会的福利社会等，遇到这些学术大家来演讲，我都抓住机会。政治方面的也好，学术方面的也好，我都去听。

所以我在美国留学不是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有些学生到了美国就是两点一线，从住的地方到学校来上课，上完就回去了。结果对社会的情况不了解。说起来是留学美国，但对美国的情况并不了解。我这么忙，一边学习，一边兼职做助教，还抽出时间来参加各种活动。

这些经历对我后来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了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都有关系和帮助。我一向都是综合性的概念，读书不是一读什么就完全钻到这个专业里面。现在大学里专业是越分越细。我们读大学的时候，仅经济学就是7、8种课啦，有的课不需要我们上，我也去听。

美国对硕士要求至少有3个方面，博士要求5个方面，知识面很广。不像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方面读下去，只有专业方面读下去，没有综合性的概念。我们那个华盛顿大学开设的课程，不要它的学分我都去旁听。譬如劳工不是我的学科，我的学科中，经济学原理大家都要上，财政、国际经济和贸易，货币银行学，还有经济史。经济史是读博士加上去的，3个发展到5个。但是当时讲授劳工问题的那个教授，是美国西北大学中的劳工问题专家。他来讲课，我照样去听，还不止听一门，一门是他的大课，一门是他专门给研究生讲的课，后一门课我是旁听，不要学分。这个老师他讲，哎呀，你很专心，你去报一个嘛，再加一个学分嘛。我说不要加了，我的学分早已满了，我不要学分。但是我照样跟人家拿学分的同学一样，课外自己选择一个课题，向大家做一个报告。我去听课完全不是为了凑满学分，而是因为自己感兴趣，尽管这门课已经超过我的5个学科之外。

说到时间紧张、工作紧张嘛，我习惯了，比人家加倍努力啊。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呢，这与我爱人的支持很有关系。当时我应该说是全力以赴的，以后回国在社科院工作我也是抓得很紧，从早到晚完全是扑在事业上，午睡没有的。我整天都在外面工作，家里完全交给我爱人了。她牺牲了自己，让我专心工作。当然有的时候，也有点后悔。本来，如果在美国读完大学，她也会有很多机会。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孩子太小。而且国外有规定的1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让他单独关在家里，一定要有人照管。所以国外大学女教授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在家带孩子的，在孩子身上花了很大的心血，等孩子大了再出去工作。

当然我对孩子还是有影响的，孩子看到我在家里也是不断地看书、写东西。所以我的孩子也都是很喜欢学习的，成绩也都很不错。不是我压着他们这样的，这是身教。这跟我的家庭传统也很有关系。我父亲是工部局华童中学毕业的。他进华童中学恐怕还是在清末，那个时候读中学也是不容易的。他自己孩子那么多，都是读大学的。我在家里排行第二。我哥哥一早就起来读书，我也受点影响。父亲严嘛也不能讲怎么样严，但是还是起作用的。

【口述者简介】张仲礼，1920年生，江苏无锡人，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48年、1953年先后获得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曾任该大学经济系副教授、远东研究所研究员。回国后历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顾问，第六一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方面的科研与教学，著述甚丰。

【整理者简介】施扣柱，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