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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音乐人马世芳:孕育好作品的土壤不是选秀,也不是音乐节
假如你是认真的乐迷,请张开耳朵,收听马世芳。
9月19日晚,台湾第50届广播金钟奖结果出炉。马世芳不仅再度以《音乐五四三》蝉联最佳流行音乐节目,更拿下广播生涯第一座最佳流行音乐主持人奖。
从母亲陶晓清手中接过双料大奖,母子二人的拥抱将颁奖典礼推向了高潮。马世芳在获奖感言中说,一个用心制作的广播节目,在耳畔或许稍纵即逝,对人的影响却可以是一辈子。
初夏开始,由马世芳主讲的一档网络视频节目《听说》上线。如今播到了13期,点击量已超1500万。
从事电台主持26年,首次直面大陆观众,马世芳把重点放在了最熟悉也特别在乎的台湾怀旧音乐上:《橄榄树》、李宗盛、罗大佑、《旅行的意义》、陈升⋯⋯每期节目由歌曲和音乐人串起台湾曲折的历史、众多的族群以及社会的变革。经年沉浸音乐世界的马世芳将每一则歌曲背后的蛛丝马迹一一内化,娓娓道出。
“好几期都有人说看哭了,我倒真的没想到。”夏末的一个晴朗早晨,下巴上蓄了胡子的马世芳带着他的帆布环保袋坐在咖啡厅的沙发里,点了一杯红茶,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一些大陆听众回忆起早年头一次听到台湾歌曲情形的留言也让他印象深刻。
台湾的流行音乐,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至少影响了几十亿人次。“这大概是台湾这个小岛有史以来渗透力辐射出去影响最大的文化输出了,”马世芳说,“可是这么多年来,也没有多少人认真来说这件事。好多故事再不说,迟早要被忘记了。”
透过广播节目、写专栏文章、在高校开课,迈入四十岁的人生节点,马世芳的事业脉络、价值信仰逐渐清晰起来。
“音乐是一个载体,台湾经历的过去,有些可以和当下的大陆互相映照。”透过音乐,马世芳希望试着将两岸存在的误会或是互相不知其所以然之处梳理开来。
人生低潮时,电台是一种自我治疗
“让认真的乐迷得到一些干货。”台湾电台生态不易,也因此显出马世芳功力不同。他更倾向深入浅出地贴着音乐本身去谈创作和制作,这让受访者和听众都感到愉悦。
网友“寻常风光正好”评价马世芳的节目做到了让音乐成为话题的重心,令乐迷提升对音乐的鉴赏力,知晓更多制作背后的故事,创作人的心路历程和歌曲背后的意义。这同样也是马世芳对节目的冀望。
然而,其实马世芳并不把周末2小时的电台主持当成一份正经八百的工作。虽然薪酬不高,他却在节目中有自由的语域和空间。“对我来说,它是好处特别多的一件事。”因为这档节目,他能按时收到唱片公司寄来的专辑,接触到欣赏的音乐人,听到音乐背后的故事,告诉更多的人。
甚至,在人生的瓶颈期,电台提供了一条出路,让马世芳有了一个“可以自我安慰,稍微喘口气歇一歇的地方”。
坐进直播间那把专属于他的椅子,戴上耳机,按下按钮,看到“播音中”的灯箱亮起,“不管之前的状态多疲倦、心情多糟糕,但是音乐放出来,人就会定下来,对我来说,是一种自我治疗。”
跟母亲同看摇滚演唱会
这辈子,马世芳没写过一张履历表。说起这个,他略带得意,“简单来说就是到处打零工”。
除了电台主持、写专栏,这些年,他还在台湾科技大学开了一门课,叫做《文艺发展与流行音乐文化》,不仅有机会和年轻世代沟通,也帮助他获得灵感。三不五时,不少人找他去演讲、当评审或是类似展演活动的标案请他出主意。
“去金曲奖当评审,就是想尽办法把自己在乎的东西尽量拱上去。”这话听起来像是玩笑,但他说得认真,“要是能帮在乎的作品和音乐人争取到比较多的资源,我觉得也不错。”
事情一件件来找他,他就一件件地做。有的合适,有的失败。马世芳算了算,如果不偷懒的话,打零工的模式挣得还多一点。也曾有过相当不顺利的时期,但不至于让家人太操心。“运气还不错”,他摸摸下巴。
这种“非典型”的生活方式跟马世芳的“非典型”家庭不无关系。
爷爷马廷英是中国海洋地质科学的先驱,父亲亮轩是作家(本名马国光),母亲陶晓清是资深广播人。文化世家的宽厚氛围中,马世芳一面亲近文字,对待娱乐业也多了一份平常心。
马世芳讲,爸妈从不期待孩子达到怎样的社会指标,变得有“出息”。“好像只要不做坏事都可以。但自己做的决定,不顺利的话后果也得自己承担。”
退伍时,和别人家着急找工作不同,父亲建议他先到处看看,不要随便决定第一份工作,出国晃一晃也可以,钱不够自己来补贴。
丝毫不感意外,马世芳真的跟父亲借了笔钱,去欧洲晃了一个月。巴黎、伦敦⋯⋯逛博物馆、看演唱会、买唱片。回来之后跟哥们说起,“他们用很不可思议的眼睛看你”。
母亲陶晓清也不是循规蹈矩之人。在台大念书的时候,马世芳留一头及腰长发,扎个马尾。“我娘有一次看着我说,你要不要烫起来?”现在想起来,马世芳依然忍俊不禁。
母亲陶晓清19岁就入行当播音员,也是台湾民歌时代最重要的推手,被誉为“民歌之母”。
因此,马世芳兄弟打小捉迷藏的场地是“台北国父纪念馆”旁演出舞台的通道。后来马世芳才知道,台湾的“民歌运动”很大一部分是在自家客厅开展起来的。“我记得李宗盛最爱讲笑话,王梦麟最爱骂脏话。郑怡性子最急,邰肇玫酷得像大姊头。那些年轻人经常恋爱或失恋,有时候唱着新写好的歌,唱到一半还会哭起来。”
曾经,马世芳从未预料到也会变成播音员,“因为啊,怎么想都不可能超过她的成就。”但也正因为志趣相投,马世芳是能够“跟自己的亲娘去看摇滚演唱会”的人。
1997年,母子同赴日本看鲍勃·迪伦。那是对于他俩意义非凡的一次人生初体验。“他对我们母子的影响都太大了。”
演唱会办在名古屋的一间中型会馆。26岁的马世芳兴奋又焦虑,开场之前就严正以待,唯恐错过任何细节,甚至准备好纸笔,对着舞台上先摆放好的乐器画平面图。
“他没有暖场乐手,时间一到就上台开口就唱了。我拿着望远镜拼命看,想记住他穿什么衣服,记他唱了什么曲目,反而没太多心思在感动上。我娘不一样。第一首歌出来她就开始掉眼泪。”马世芳叹了一声,“她从少女时代,还是黑胶唱片,在电台播的就是他的歌啊。看到他也老了,但是还满世界唱,有很多感慨。这是她的青春嘛。”
那天走出现场,母子聊天。陶晓清说,听鲍勃唱歌还是很感动,同时还有很强烈的感觉——1960年代他唱的那些歌,写警示的预言,现在听还是那么有力量,这也表示这个世界没有变得更好。
“她说,世界真的不会变得更好,只是地球也只能不停地转,我们也只能接受吧。那时候,我多少还有一点愤青的痕迹留在身上,听她这么说,不大认同,觉得还是会有点不一样吧。现在想想她说的,也许有道理。”
对不容置疑的权威本能地不信任
马世芳是1971年生人,穿棉质T恤,儒雅温和,声线迷人。家里有两个男孩,他是老大。
出生之前,两边家族都好多年没有新生儿了,白净乖巧的马世芳,不仅即刻获得了长辈的疼爱,也轻而易举地俘获老师的青睐。“其实我成绩普普通通,而且其实没有特别乖,但是只要负责表现乖巧,大人的赞美就不虞匮乏。”
这样的环境下,马世芳生性随和,也比较容易满足。“还好认识现在这个老婆,她跟我很不一样,是冒险犯难的性格,常常要把我从安全范围扯出来,再鞭打一下。”说着他边笑边比划了一下抽鞭子的动作。
年逾不惑,他反思自己性格上的畏艰怕难,温和而不愿跟人起冲突,以至于需常常告诫自己,不要再当烂好人,也少说有意讨好表现的话。“不然自己心虚的感觉是骗不了人的。”
马世芳评价自己的二十岁是“心理上的愤青,行为上的文青”。而如今,音乐、文学领域之外,他也关切变革中的社会,且具批判精神。
前几年,马世芳给歌唱比赛当评审时发觉年轻人无法找到自我表达的动力。“集体失语是最大问题,充斥着虚无、迷茫、麻木、困惑、软烂!”这让他心痛悲观。
而这两年,社会氛围变化下,他发觉台湾敢于通过作品对现实议题发声的比例有所提高。“从独立音乐人的作品里感觉到对自我认同,母语、性别等方面的焦虑,甚至,比起1990年代的地下音乐姿态更强,态度也更积极。”
马世芳说,源源不断的感动人心的作品才是流行音乐行业的核心燃料。而如何将燃料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是马世芳在乎的事情。
他也相信,无论在多么贫瘠糟糕的创作土壤,都能孕育横空出世的伟大创作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社会能不能提供给这些有才华和专业素养的音乐人一个以作品为中心的安身立命的环境。”
【对话】
孕育好作品的土壤应该不是选秀,也不是音乐节
澎湃新闻:音乐市场细分之下,商业味十足、粗制滥造的流行曲充斥市场,不少人感到高品质的流行音乐不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多了,你有这种感觉吗?
马世芳:这个世代还是有不少好东西,只是也许埋得深一点,要多花功夫挖出来。但是又多想一想,觉得确实比较少。因为流行音乐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在我们生活里的意义不太一样了,我们消化流行音乐的样子也确实不同了。以前有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有崔健的《一块红布》,这个时代会出现什么歌呢?有李志、老周(周云蓬)、万青(万能青年旅店)、五条人、张悬、苏打绿。
澎湃新闻:对大陆的流行音乐的现状如何评价?
马世芳:大陆是直接跳过了唱片工业的阶段,还来不及发展出自己的工业结构,就进入了数字时代,但是有很多横空出世的神人,包括特别厉害的乐手,录音师、制作人、创作者和歌手,有不少水准超过台湾同类人,但他们是点状的,串不起一个产业。并且,大陆独立制作的手艺也在进化。现在价值转移到了商演、音乐节和电视选秀。但孕育好作品的土壤应该不是选秀,也不是音乐节。
澎湃新闻:你有一个身份叫做音乐推介人。从音乐到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多年来,你为两岸三地的互相交流做了大力的推动,比如你率先在台湾介绍大陆的独立音乐。
马世芳:我看到这几年,在大陆、香港、台湾,年轻人都很焦虑,社会上不断地出大事。其中出现的,不只是阶级、地域、政治、社会的(问题),还有世代之间的相对剥夺感。
年轻世代彼此之间的了解还是很少,很薄弱。在此之前,流行文化是从台湾单方面过来大陆,但是现在大陆的影视、选秀开始反攻台湾。流行文化层次的交流不见得不好,但是只靠这个是不行的,里面有很多夸大扭曲、肤浅,甚至会引起误会的东西。随着自由行的开放,两岸互相走动的年轻人会越多,了解才会变多。
尤其这20年来,大陆的快速发展和台湾的相对停滞导致两边都会有很多复杂的心情。过度的自大、过度的自卑,很多心结,坐下来好好听对方的故事是不容易的,一不小心就会冒犯。我想,那就说说故事吧,这是最容易促进互相了解的方式,而且有些故事是台湾年轻人也不太清楚,所以这也是梳理台湾自己历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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