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四）〡下克上：丰臣的抱负

日本天正十九年，公元1591年。丰臣秀吉54岁，得到位高权重的“关白”（摄政）一职已有6年。此时他已基本肃清敌对大名，一统扶桑，但心中仍有两件事情放不下：一是屡次派人与朝鲜沟通，欲拉拢朝鲜攻打明国，可不见回音。二是自己年事已高，却没有子嗣承继霸业。就在当年秋天，他极为宠爱的儿子鹤松夭折，只活了两岁。郁郁寡欢的秀吉只有借出游来排解悲伤。一天，他登上京都清水寺阁，向西遥望，忽然对侍从们说了一句：“大丈夫当用武万里之外，何自悒郁为！”

也许感到时不我待，丰臣秀吉不再指望朝鲜的回复，他把关白职位传给外甥，自任掌权幕后的“太阁”，专注备战。次年春天他突袭朝鲜，兵锋直指大明。明、朝在半岛联手抵抗，直至秀吉病死、日本败退。这场断续打了7年的战争，不但是东亚三个统一国家间的一次“世界大战”，从军事规模和技术角度讲，亦堪称当时的世界级战争。更重要的是，它奠定了其后300年的区域权力格局，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至深至远。

此战之后，丰臣势力一蹶不振，东瀛诸岛由德川家康收拾一统，锋芒内敛，开辟了260多年的江户幕府时代。大明和朝鲜则元气大伤，使努尔哈赤领导的女真部在辽东迅速崛起，攻半岛、入中原、结蒙藏，创立了盛极一时的满洲帝国。

而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又令区域内认同于 “天下”秩序的各个政权，对作为天下核心的“中华”产生了迥异于前代的理解，自我观和世界观均深刻变化。“天下”秩序表面上维系并扩张，但其内涵已和此前极为不同，更孕育了日后与现代国家制度、国际体系相互吸纳演化的契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的几十年，由朝鲜之战和满洲崛起带来的大变动，是东亚整体步入现代的一个开端。

历史皆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考虑丰臣秀吉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如何到来的，需要对当时东亚三国的内政状况，以及三者相互关系，有大致的了解。先来看看日本列岛的情况。

江户时代以前，一个贯穿日本政治数百年的主题是“下克上”。中世的日本是等级森严的社会，代表贵族的“公家”集团和代表武士的“武家”集团掌握实权，世代沿袭。在他们之外还有代表佛教势力的寺院集团。日本的等级制度有个特点：名义上的不可撼动，和实际操作中不断破坏，和谐共处。“下克上”（Gekokujō）就是低等阶层以强权僭越高等阶层的意思。12世纪镰仓幕府体制建立，以“征夷大将军”为实际掌权者，天皇沦为虚君。但很多时候，将军的权力又被强势的大名取代，大名又被家臣取代……如此等等。有趣的是，不论内部如何动荡倾轧，天皇—将军—大名—武士之一套政治等级体制基本维持。这点和中韩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很不一样。

从15世纪后半期开始，日本陷入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室町）幕府式微，群雄逐鹿。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混战，到16世纪后期，尾张地方大名织田信长逐步击败其他豪强，奠定日本统一的基础。他死于兵变后，原为织田家臣的丰臣秀吉（当时叫羽柴秀吉）在内部斗争中取胜，继承了织田的基业，进一步统一了日本。

套用时下流行语，丰臣秀吉大概可算是“屌丝逆袭”的经典案例。同他之前的织田信长和他之后的德川家康不同，秀吉出身农民，本不属统治阶层。但容貌丑陋的他从织田的家仆，逐渐成为战国时代最有势力的大名，最终由天皇赐姓“丰臣”、位列公卿。如果不是因为出身动荡的战国、一个危险和机遇并存的“下克上”时代，这样的逆袭多少有些不可想象。

自然，混战后的统一，上位者最为关切的，当是如何保证权力的稳固，令握有重兵的地方诸侯不再“克”了自己。因此有学者认为，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本质上是为了解决国家统一后，如何巩固地位，消化过剩武力的问题。

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不过历史的偶然性在于，如果不是秀吉这样一个个性和野心都爆棚的逆袭者，其他人大概不会有蛇吞东亚大陆的胃口。秀吉攻明之心，在他还在织田手下当家臣时就有了。到日本行将统一，他更是多次表露要横扫大陆的决心。为此他多方联络周边政权，包括琉球、吕宋、高砂国、南掌、暹罗以及葡萄牙属殖民地，要他们称臣并协助攻明，可以说，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战争。1591年，他更借朝鲜使者访日之机，向朝鲜传达了攻明计划，要其为日本前导。

使者记录他“面色皱黑，如猱玃状”，但“深目星眸, 闪闪射人”。接见时，秀吉过了许久才出来，没有客套的礼节，只三巡浊酒招待。他着便服，怀中抱着小儿（鹤松），徘徊堂上。鹤松尿了他一身，秀吉笑着唤来女仆，旁若无人地更衣。这一切在朝鲜使者看来极为无礼。辞行时，使者请要国书，秀吉让他们先行，临到离港，才送来一封大逆不道的《致朝鲜国王书》。信里，他先是炫耀平定日本的功绩，然后自我神化，说母亲怀他时，梦见太阳入怀，所以他战必胜、攻必取，创下如此盛业。接着笔锋一转，大谈平生志向：“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

当时日本与中国到底是什么关系？在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天下中，日本显得很游离。日本上一次受中原王朝的册封，是在1402年，室町幕府的三代将军足利义满被明朝永乐帝赐以“日本国王”封号。但那一次与其说是日本“接受”册封，不如说是幕府为了把持与明朝的官方贸易、连蒙带哄地“索要”来的。彼时朱棣刚刚篡夺帝位，急需“四夷”认同，就顺水推舟地给了。此后日本与中原以“朝贡”名义进行的勘和贸易断断续续，到16世纪中期就彻底终止了。而即使是室町时代的请求册封，也不过为了加入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贸易圈而已，并不表明日本在政治上认同中国的“天子”。幕府将军对外称“国王”或“日本国大君”以合中原礼制，对内则仍虚尊天皇。当官方贸易彻底切断，日本统治者哪怕在名义都再没有认中原王朝为上国。

但是另一方面，长期受儒家和佛教文化浸染的日本，对儒家发源地及日本佛教来源地的中原，有着特殊的情感。日本士人视中国为本国声教的源头活水；在文化心理上的尊崇，和对儒式天下观的认同，是一直存在的。比如，织田信长在夺得本州中部重镇美浓国后，以周王出岐山而推翻殷商的典故，将稻叶山城改名“岐阜”，并以“天下步武”的口号宣扬以武家执掌政权。当然，这是以儒家理论的天下，来类比天皇体系的天下。

丰臣秀吉的中国观，也体现了这种两重性。他蔑视大明，视之为可轻易攻取的对象；但他着迷于日本之外的那个“天下”，认为大丈夫一生最宏伟的事业，就是入主中原，令 “四百州尽化我俗”——实际就是取中国而代之，把大明、朝鲜，甚至印度，都纳入日本那个“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