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摇滚乐是怎样诞生的

【编者按】

披头士（The Beatles）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摇滚乐队之一，曾经影响过不计其数的听众。本文记叙了苏联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支摇滚乐队“时间机器”的主唱安德烈·马卡列维奇关于自己从接触披头士开始，逐渐走上摇滚之路的故事，从中也折射出苏联政治社会的变迁轨迹。

作者莱斯利·伍德海德爵士是英国最具声望的纪录片制片人之一，他在1962年拍摄了披头士乐队的第一部影片，并由此引发浓烈兴趣，探寻披头士风靡全球却独独在苏联被下禁令的真实原因。

本文摘自莱斯利·伍德海德《回到苏联：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石晰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标题及小标题为编者所拟，有删节。

《回到苏联：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作者莱斯利·伍德海德

“我开始一天二十四小时听他们”：初识披头士

安德烈·马卡列维奇翻开了他的课本。书页细声脆响，那种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苏联学校教室里的霉味慢慢泛出，勾起了他对少年时迷恋披头士的回忆。书页上用精美的字体描出的歌名交织成美丽的图案，这是年少时的马卡列维奇费尽心力表达景仰的方式。这些图案让我想起修道院里的僧侣精心绘制的华丽手稿，确实这也像是在一种宗教般的驱动力下才能做到的。

1960年代充满希望的摇滚明星安德烈·马卡列维奇。

这位俄罗斯最有名的摇滚歌星看着他的画作，露出一种怀念而遗憾的表情。“这对我来说比圣经更重要。我肯定是在一堂数学课上或者其他让我不爽的时候做的。我自己亲手完成的。”在第一页的一角，他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并略略改动了一下拼写，也是向披头士的一种致敬：“麦卡列维奇（McCarevich）。”

我曾经请陀伊茨基帮我安排和一些苏联摇滚先锋人物碰面——那一代曾经被披头士感染并付诸行动的人。在八十年代后期为了各种拍摄项目前往苏联的时候，我把握住了机会去追寻我对苏联的“披头士世代”日益浓厚的兴趣。“那你一定得和马卡列维奇聊聊，”陀伊茨基这么说，“他的乐队，‘时间机器’，多年来一直是俄罗斯最重要的乐队。而且他们沉迷于披头士，我一直认为他们就是一支向披头士致敬的乐队。”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左一）与“时间机器”乐队会面，右一为马卡列维奇。

我和马卡列维奇在莫斯科一家酒店的大堂碰面，在此之前他在议会大厦前参加一个动物权益保护的集会。他点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因为之前在大街上站得要冻僵了。他的长相让人感觉舒服，穿着一件英国斜纹呢运动夹克，嗓音低声细语，看上去更像一个学者而不是一个摇滚巨星。他喝了一小口威士忌，说起他不久前曾经为了朝圣披头士而去了利物浦，并且十分震惊。我想起俄罗斯的披头士乐迷都相信披头士四人组生活在一个华丽的天堂里，所以我可以想象又旧又脏的利物浦肯定不是马卡列维奇想象中的样子。

“这个城市是那么小那么破，简直难以置信，”他说，“我之前没想到过，在刚刚起步的时候，披头士和苏联的摇滚乐队一样艰难。”这让我想到，在俄罗斯关于披头士四人组的稀少信息，把他们神化成了传说中的存在，远离了无趣的现实中属于工人阶级的灰暗的利物浦。马卡列维奇喝完了威士忌，告诉我他带了些东西给我看，我建议我们上楼找个能好好聊聊的地方。

在一间窗外是圣巴西尔大教堂华丽的圆顶，能够俯视红场的房间里，马卡列维奇翻开了他的旧课本。当他翻到那些他抄下披头士歌词的页面时，他说起了他和他的那代人共同享有的情怀与失落。“每一个追随过披头士的人都有这么一本东西——我们试着从那些质量一塌糊涂的唱片里听出并记下那些歌词。我把一首歌听了十遍、二十遍、三十遍，试着记下它们的读音，而不是那些词语的意思。”

我问马卡列维奇是如何得知披头士的。“我那时大概是十二三岁。我父亲是一位建筑师，他被允许出国旅行。他带回来两张专辑，《一夜狂欢》和一张披头士老歌的精选唱片。我记得我放学回到家里，听到了一种超乎寻常的声音。”他说着说着，似乎重新找回了初见时的激动，“像是被闪电击中，我开始一天二十四小时听他们，我疯狂了”。

披头士《一夜狂欢》（A Hard Day's Night, 1964）

苏联摇滚诞生于特权阶层

安德烈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丢了一条腿，他是一位被官方信任的建筑师，被允许可以前往苏联及盟国之外旅行。“直到他临终之前，他始终相信苏联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他一辈子都在和苏联愚蠢的当权者斗争，在各种国际贸易展览上建造宣传用的场馆。”

在我认识了这些俄国摇滚乐的奠基者后，一个事实变得越来越显而易见——阿特密·陀伊茨基，随着他的记者父亲在布拉格长大；斯塔斯·纳明有着名声显赫的祖父；然后现在是安德烈·马卡列维奇——这个事实就是，苏联的摇滚革命是由那些特权阶层的后代塑造的。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里，摇滚乐在孟菲斯、底特律、利物浦这样的城市的下层阶级里孕育，但是在莫斯科——随后在列宁格勒——我发现的故事却有所不同。

陀伊茨基曾经告诉我西方的爵士乐造成的震撼传遍了整个苏联。“对每一个苏联年轻人来说，摇滚这个词绝对有着不一般的意义，哪怕是对住在村里的农民土包子也一样。”我那时并不觉得陀伊茨基曾经花过很多时间走遍田间地头，但他对披头士的重要意义深信不疑，相信即使对身处俄罗斯母亲广袤而坎坷的土地深处的农民来说也是这样。“这是使他们自由的音乐，让他们能够感觉与那些无法理解这种噪音的父辈祖辈有所不同。”

在莫斯科，安德烈·马卡列维奇盯着他父亲问个不停：这个列侬和麦卡特尼是谁？谁写了这些歌？当他得知这些人自弹自唱时，他就想模仿他们。他开始记下他们的歌谱，用英文写下歌词。他还试图找到更多东西，但他只能找到一篇《真理报》上的批判文章，文章里说披头士穿着雨衣坐在马桶上演出。马卡列维奇和他的朋友们也四处寻找他的新英雄的照片。“哪个是约翰？那个是保罗还是乔治还是林戈？”他看到了一张保罗右手腕上戴着手表的照片。“我那时不知道他是左撇子，所以我就一直像保罗那样戴手表。”在追寻一切可能的信息之中，他发现了一部体育电影，里面有两秒钟的披头士的镜头，他就每天反反复复地看这部电影。“这段镜头变得越来越短，因为放映员一直在把里面的单帧图像剪出来保存。”

披头士合影，从右至左为约翰·列侬、保罗·麦卡特尼、林戈·斯塔尔和乔治·哈里森。

“我们曾经是如此疯狂，”他说，“我曾经好几次梦见披头士真的来了，然后我带他们游览莫斯科，并且把他们带去了学校。那些老师真的都急了，他们说，‘这都是谁？他们是从哪儿来的？这长头发是怎么回事？’所以就有大麻烦了，然后我一身冷汗地醒了过来。”

马卡列维奇的一个朋友下定决心要让他的梦想成为现实。“他听说约翰·列侬秘密来到了莫斯科，所以他就去俄罗斯宾馆等他。”——他指了指窗外的那座庞大建筑。我对俄罗斯宾馆也有自己的回忆，它就像是一座令人生厌的城堡，每一层楼都有一位气势凌人的老大妈，坐在桌子后面盯着这层楼，监视着每一个进出的人，并记下对他们不利的记录。我记得那些在我房间墙上巡游的蟑螂，以及在回音萦绕的餐厅里成群的服务员看着没人收拾的桌子无动于衷，用丢下的叉子剔着牙的情景。这不像是约翰·列侬可能出没的地方。但是安德烈的这位朋友富有真歌迷敢于吃苦的斯多葛精神。“他在酒店外面的树丛里蹲了两天，没喝水也没吃饭。”马卡列维奇吸起双颊，模仿那个饥饿的乐迷的样子。“然后我的这位朋友回来告诉我们，‘我看到约翰·列侬了。’我们必须相信他。”安德烈的脸上光彩照人。

但是最终的梦想还是要成为一个披头士。“当然我必须试着自己做一把电吉他。商店里没有卖，所以我就试着按照列侬的吉他的一张照片来模仿。我用一块木头做出了琴身并且把它漆成了红色，但是我没法找到拾音器。”一个朋友告诉他可以用公共电话亭的电话听筒来做一个。马卡列维奇直奔最近的电话亭。没过多久，全苏联各地的电话亭都被年轻人扫荡一番，为了给自己做的吉他做拾音器。这个从电话亭里拆零件来做吉他拾音器的故事我听到了无数遍，听起来就像披头士的一首歌里唱的那样：“在便士街一个摇滚少年冲向另一台电话……”

“为什么不唱我们苏联的歌？”

与马卡列维奇交谈时，我能够感受到他想要打垮体制，去追随披头士并组建一支摇滚乐队的激情。“像他们那样演唱看上去很容易，但是其实一点都不容易。我们曾经以为拿上吉他，留长头发，穿上披头士那样的夹克然后就成为他们了。如果你背着吉他盒沿着高尔基大街一路走下来你简直就是个英雄。所以每个人都把他们的语文课数学课体育课抛到脑后，去成为披头士。”

莫斯科的大部分想要成为披头士的年轻人最终放弃了他们的梦想，学会了与勃列日涅夫统治下停滞不前的苏联的灰暗现实和平共处。几百万人选择了用讽刺意味的笑话来表达自己的忧郁和不满：“他们假装付我们工资，我们假装工作。”“为什么亚当和夏娃是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衣服穿，只有一个苹果吃——但他们还相信他们在天堂里。”

马卡列维奇有点不一样。他在他父亲从西方带回家的唱片上发现的音乐改变了他的人生。“我没法说在那刚开始的一两年里我们在搞音乐。我们只是试着模仿披头士的外形和声音。我知道一些和弦，我们从少先队那里搞了一架鼓。我们待在家里练习，一边听一边练，一边听一边练，我们也试着唱。”他稍稍叹了口气，有那么一会儿他似乎沉迷在那些试着创作音乐的时光里了。“然后，”他说，“我们继续。”

初看起来这就像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位想要搞摇滚的人的故事——然后我想到了那把自己做的吉他，少先队里搞来的鼓，还有那逃避不掉的文化官员，他们时刻在监督、控制、否决。当马卡列维奇带我回顾“时间机器”乐队——这支将会成为名扬全苏联的一个符号的乐队——的时候，我就像走进了一个充满俄国风格的历险记。

时间机器乐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重要的摇滚乐队。

在六十年代末， 马卡列维奇和他的朋友们从《车票》（Ticket toRide）练到了《嘿，裘德》，并且试着用英语来唱歌。“一开始的三年里，没人知道我们，然后我们被邀请在电影上映前演出，作为对我们的一种测试，也为了吸引观众，这样我们开始为人所知。”我看到过一张“时间机器”乐队当时的照片，四个朝气蓬勃的男孩子穿着绒布领子的外套，就像是披头士早期照片的翻版，笑容中满怀着青春的自信。

在1970 年11 月的一个苏联国家假日，“时间机器”终于等到了他们的转折点。“有人决定让我们做一场演出，来推广一个免费的放映会。这是一个大错误。整个莫斯科的嬉皮社群都来了，大家把门都挤爆了。警察也赶到了，然后人群把一辆摩托车丢进了莫斯科河。这回麻烦大了。”

马卡列维奇和他的乐队全部被带走问话，那些问题也反映了苏联官方对日渐发展的摇滚叛逆的不解与愤怒。“‘你们还是苏联人吗？为什么不唱我们苏联的歌？你们是存心打扮成英国人美国人的样子吗？为什么留长头发？’我们在牢里蹲了一晚上，我们都吓坏了。”安德烈说，“然后什么都没发生。但从那时起，苏联官方就开始紧密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对马卡列维奇和“时间机器”来说，他们和苏联的文化官员之间长年累月的猫鼠游戏就此开始。我可以感受到，作为摇滚叛逆，与迟钝的国家警察斗智斗勇肯定也是乐趣无穷的。“很难抓住我们，因为我们总是被请到各种不同的地方演出。演出都是绝对保密的，只有收到邀请的人知道地址。所以警察总是来得太晚。”他们偶尔在监狱里度过的夜晚只会让这种年轻的叛逆更加刺激。而且因为“时间机器”从来没拿过报酬，也就没法用“经济犯罪”的名义指控他们——他们因而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们的乐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