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陷入又一轮衰退？其实从来都很尴尬

人文学科陷入了又一轮衰退之中？或者仅仅是又一轮对衰退的恐慌之中？过去十年来，欧美国家裁撤公立大学人文学科、减少人文学科科研经费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欧盟的博洛尼亚高改革计划更是整体上将就业和应用作为高等教育的导向，放弃了洪堡所推崇的以自由研究为追求的欧洲大学理念。日本文部科学省通知国立大学自2016年起调整和废除不符合社会需求的文科专业，只是最新的一例。但曾是中国吸收西方学术中转站的日本尚且如此，无疑更会让向来不受社会公众理解和重视、生活负担沉重的中国文科学人们感受到危机。

人文学者历来都很难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吗？

但如何定义危机呢？如果就人文学者的处境、公众对人文学科的理解而言，也许人文学科一直就处于危机之中。在古罗马时期，学习文法、修辞、逻辑学等西塞罗所说的humanitas（人文学术），是成为律师、进入政府部门的必备条件，与“四书五经”在儒家中国的地位类似。生活在公元4世纪、出生于北非的外省青年奥古斯丁，正是通过学习和教授“七艺”（文法学、修辞学、逻辑学、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才来到帝国的大城市米兰和首都罗马，进入权贵圈子。如果不是因为他最终放弃了世俗生活、皈依基督教，也许人类历史上会少一位伟大教父，而多一位帝国时期的西塞罗。从古希腊到罗马帝国晚期，各个学派迭出不穷，学说纷呈，门徒广众，相互争论不休，不亚于今日的国际学术讨论，学者们在一些城邦的统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中世纪到来后，世俗生活中的人文学术彻底衰落，重现曙光要等到文艺复兴时期。

不过文艺复兴并没有让人文学者重获昔日的地位。当时，平民社会的兴起使得市民阶层产生了许多人文学者，但他们失去了通过自己的技艺进入统治阶层的通道，如果得不到贵族的资助，就会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现代大学建制的产生，给学者们提供了自由研究的空间，但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他们的生计。Paul Grendler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中写到：“教授文法、修辞和写作，薪酬微薄，缺乏尊严”。另一方面，有人认为人文与艺术只属于衣食无忧、品味优雅的贵族。与莎士比亚同时代、著有《剖析抑郁症》的牛津学者Robert Burton在民间文学开始繁盛后抱怨说：“过去，君主、王侯、帝王是唯一的学者，在所有学科都卓尔不群……但那些英雄的时代已然消逝：如今，在这个下贱的时代，缪斯被放逐了。”

到了理性和知识得到颂扬的启蒙时代，学者的待遇依旧没有什么改善。虽然与神学、法学和医学并列为大学的四大学科，但与为国民福祉服务的其他三门上级学科相比，哲学属于下级学科。以至于康德在写于1798年的《系科之争》中要为哲学的地位辩护。而康德本人，众所周知，在当上教授之前生活拮据。虽然曾经有过心仪的对象和成家的打算，却因为担心无力承担家庭的负担而放弃。在那个时代，学者们过上好日子的方式之一，是和一位富有的孀妇结婚。康德之后的德国唯心论大哲人和浪漫派大诗人们，都有过靠给贵族子弟担任家庭教师谋生的经历，一旦失业就不得不回家啃老。

而康德本人，众所周知，在当上教授之前生活拮据。虽然曾经有过心仪的对象和成家的打算，却因为担心无力承担家庭的负担而放弃。

而到了一战时期，同样的现实和同样的抱怨又再次重现。诺维克的《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中关于美国历史学界有这样的记述：“到了一战以后，教授的前景黯淡了下来。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人虽然能够获得职位，但大多数不再是著名大学，而是一些较小的学院和二三流的州立大学的职位。大多数此类学校在那个年代显然没有多大发展，也缺乏活力，而且，他们一旦在这些小学校安顿下来就很难脱身。……学术界平均工资的购买能力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恢复到一战以前的水平，而在业人士当时得到的那些改善又因为刚刚毕业的人无法在学术界找到工作而抵消。即使对于那些境遇较好的人，也就是没有亲身经历过生活水平绝对下降的人来说，从相对报酬来看，他们的工资也比不上别的行业和商业部门提供的工资。”“有抱负的年轻人下海经商，走向了现代社会所说的成功之路，手中有大把钞票或证券。第二流甚或第三流的年轻人走进学术界，更差一些的年轻人则去当中学教师。……我们当时所做的事情主要是用最差的材料来组成我国的思想要素。博士生的培养本身变成了教育愚笨的人，尽量把他们当作天才来使用。”同样有人认为，学术只属于上层出身的人士，不仅因为他们有可靠的生活保障，更因为他们无可替代的天生品位：“美学意识是一种并非可以轻易获得的东西。……人们要得到它必须通过继承或在提升品位、思想和写的东西中接受长期的训练。在更多的情况下，只有在出生于上层社会阶级的家庭并长期受到熏陶的人身上才能发现这种东西，而在习惯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思考世界的那种阶级出身的人身上这样的东西较少。”

人文学科录取人数骤减和所谓的文科衰落有关系吗？

即便学者们很难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谁也不能否认，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和一战前后是西方人文学术的黄金时代。二战之后承平日久，西方学术蒸蒸日上，大学不断扩张，人文学者们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名义影响着西方社会的变迁，然而学者们对人文学术衰退的担忧并未停止。就在各种思潮主义泛滥的1970年代，美国人文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一次雪崩式下滑。从1967年到1980年，美国大学文科的录取人数从占大学生录取总人数17.2%的比例骤减到7%，此后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1970年《新共和》上的一篇文章说道：“英语文学专业正在走向衰落。”同样的忧虑今天仍然不绝于耳。2014年，《新共和》上仍旧在刊登文科衰落的文章。一篇署名James Pulizzi的文章宣称，在数十年内，当代文学专业将大面积灭绝，就和今天的古典系一样，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学院才能开得起文学专业。如果人文专业的衰落会持续几十年，那么显然不止一个几十年。

深入的研究却表明，1970年代美国人文学科录取人数骤减和所谓的文科衰落没有关系。剑桥现代文化史教授Peter Mandler对过去60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人文学科发展史的研究表明，和一般人想象的不一样，这一时期的大幅变化并非因为二战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和高等教育的民主化而衰退，并非因为像撒切尔的教育部长Keith Joseph说的，许多文科高等教育对于经济发展毫无价值而被大众摒弃，而只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在1960年代，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女性获得越来越多以前她们不能从事的工作机会，这些新增加的工作机会使得大量女性选择了相关的应用型专业，导致人文学科学生中占大比例的女生人数骤减，但在这以后，偏好人文专业的女性比例一直维持在稳定水平，文科学生比例也就再也没有出现大幅变动。

如果看另一个数据则又是另一番景象。按照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统计（http://www.humanitiesindicators.org/content/indicatordoc.aspx?i=34），美国人文学科核心专业每年学士毕业的绝对人数从1963年的不到6万增加到如今的近12万，虽然从1967年到1983年也经历了大幅下降，但此后则保持稳步增长。而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可能是基于不同统计口径（对人文学科的范围界定可能不同）的另一组数据（http://nces.ed.gov/programs/digest/d13/tables/dt13_318.20.asp）显示，文科学士的数量从1971年的143549人增长到2012年的295221，仅次于商科，所占比例几乎没有变化，不过是从17.1%下降到16.5%。Peter Mandler提到的一组数据还显示，英国狭义的人文学科就读学生人数自1967年以来增长了5倍，如果按广义的算则几乎是10倍。人文学科的博士生毕业人数也在持续增长，2012年的毕业人数为8733人，是1971年4402人的约两倍，占所有博士人数的比例虽然从1971年的7.1%跌落到1981年的4.9%，但此后基本保持稳定，从2006年以来还略有回升。绝对人数的增多，自然和大学招生人数的增多关系密切，而人口中偏好每个专业的人数比例似乎大体不会有剧烈变化，无论是获得哪种学位的学生人数，各个专业所占比例除了在个别年份有大幅变动之外，长期来看变化不大。

科技的进步让人类逐渐摆脱了繁琐的体力劳动，但能够为人文学科毕业生提供的就业岗位是否能够满足不断增多的毕业生人数却成疑问。被人文学者们诟病为功利化、商业化的职业教育导向确实是近十年来欧美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但这一趋势并非刚刚开始。无论是在古罗马还是在儒家中国，那些被推崇的传统人文学术如果不是和个人社会地位的升迁有着密切关系，也不可能成为文化的主流。一旦它们不再能够提供物质上安身立命的保障，无疑会对绝大多数人失去吸引力。如果说人文学术在衰退，那么这种衰退由来已久。古典的“七艺”早就不再按照最初的方式教授，而是分裂转化为别的学科。大众教育的兴起也确实让很多只适合精英阶层的传统学术的影响力降低，比如以古希腊、古罗马为对象的古典研究。在某段历史时期因为特殊的原因而兴盛的学科也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式微，比如与欧洲人认同摆不脱干系的印欧语言和文明研究。古老的哲学也在遭受冲击，自然科学的丰富成果让许多哲学的观点受到质疑。但即便这些专业的毕业生人数，在二战以来也持续增加。如今以就业和应用为导向的高等教育改革很难说是传统人文学术的威胁，很可能只是面对毕业生持续增多、就业岗位却供不应求的市场状况的一个正常回调。而且，旧的专业消失了，新的学科又会产生。晚近产生的新学科、跨学科研究数不胜数，以至于今日很难严格界定究竟什么是人文学科。

什么才是人文学科真正的危机？

人文学科向来以服务于精神和生命为标榜。如果说人文学科有危机，那就像斯坦福日耳曼文学教授Hans Ulrich Gumbrecht说的，危机在于人文学科是否仅仅成了为人文学科生产的专业化游戏。学术研究的标准化、定量化，将数学科学作为一切学科的典范，导致人文研究的科学化是晚近人文研究的大势所趋。曾经的人文学科研究的问题被数学化的社会科学接手，凡是定量的研究就被推崇，凡是定性的研究就被轻视，例如计量历史学就在向传统史学叫板。但除了数学化比较成功的经济学之外，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再怎么数学化，离自然科学要求的确定性也相去甚远。自然科学能够做到的对自然进程的预测也许是社会科学永远无法做到的，然而这却是公众的要求。所以2012年美国社会科学基金会以政治学无法有效预测政治进程为由提议取消对政治学的资助，最终在参众两院通过。

另一方面，高度专业化的研究也很难吸引一般知识群体的兴趣，无法解答他们的人生疑惑，得到他们的承认和理解，最终导致的是专家和大众的两极分化。在大众和专家之间缺乏过渡性的知识传播，知识没有建立在理解之上，而仅仅建立在权威之上，一旦权威倒塌，对于知识和理性的信仰就面临崩溃。美国社会各个环节的高度理性化和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反智倾向，也许也是这种两极分化的一个反映。所以学者们必须在专业化和满足普遍精神需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新的技术会将人越来越从大量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人类总是存在求知和反思的天性。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会有新的精神追求，需要新的创造性活动，探索新的自由技艺（liberal arts）。人文科学如果不能发现、催生和满足技术时代的新需求，那不能说是时代的衰退，只能说是人文学科的失败。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危机一直存在，一直需要解决。反思危机本就是人文学者的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