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与杨明照：从《太史公书》改称《史记》谈起

1953年二三月间，客居美国的洪业应好友柯立夫（Francis Cleaves）之邀，在哈佛远东语言系的《史记》课上接连做了三次演讲。油印的英文讲稿在尘封了数十载后，终于由童元方译为中文。凭借出众的演讲才能和渊博的专业知识，洪业的表现自是驾轻就熟，当行出色。不过台下的听众毕竟只是初窥汉学门径的外国学生，为了避免艰深乏味，难免要穿插一些轻松的题外话。而恰如译者所说，“他是太喜欢借题发挥了，以至于欲罢不能，越出题外。但一路看下来，似乎从平淡中常见新奇”（《洪业教授及其史记三讲》）。仔细寻绎那些闲中着色的只言片语，确实别有一番特殊的意味。

比如在第二次演讲时，洪业特地开列了“研究《史记》最重要的一份目录”，并逐一予以品评。在现代学者中，他如数家珍般介绍了沙畹（Edouard Chavannes）、王国维、桑原骘藏、泷川龟太郎、颜复礼（Fritz Jaeger）等名家，随后突然说道：“在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人再对《史记》作出重要的贡献了，除了杨明照。”1909年出生的杨明照，当时不过四十出头，到底凭什么受此青睐，得与诸多前辈并驾齐驱？说来其实也很简单，是因为他在1939年的《燕京学报》第二十六期上发表了一篇《太史公书称史记考》。洪业对这篇论文赞不绝口：“杨明照是燕京大学的研究生。《太史公书》何时改称《史记》这一问题，是他论文的主要内容。……《太史公书》究竟何时改称《史记》这一问题，几世纪来一直诸说纷纭，猜测无数。现在我们要感谢杨明照。他费了一年多的时间，考订了几个世纪的史料，最后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后汉结束前的灵、献之世，迁书始名《史记》。杨明照提出来的最重要的证据是引自《隶释》的一段碑文。《隶释》实际上是我的太太太……叔祖——宋朝的洪适，集两汉的碑文以成书的。”说到兴头上，居然还信手拈来自己的先祖。即便现在的读者只能面对白纸黑字，也完全能够想象出洪业当日意兴盎然、任意挥洒的神采。虽然正是寒风料峭的时节，可在那一刻想必满室皆是春意。

洪业的评介并非仅有褒赞，随后又卖起关子说：“他几乎搜全了所有相关的论证，唯一漏掉的一条，我等一下会补充说明。”几分钟后终于“图穷匕见”：“我很欣赏杨明照的论文，但是并不十分同意杨明照的结论。……因为我无意间发现了一段很有意思的文字，出在《晋书》八十八《孝友列传》——孝友刘殷的部分。……他对其中一个儿子说，你读《汉书》；又对另一个儿子说，你读《太史公书》。这段文字证实了至迟在四世纪后半，司马迁的著作仍以《太史公书》一名行于世。……所以我们大致可以说，‘史记’一词是在五世纪初期完全成为迁书的专名的。”正因为有了这最后的批评补充，前面的揄扬称许才显得格外真诚恳切，而绝不是信口开河或虚应故事。

从1936年秋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至1939年夏毕业留校，杨明照在短短三年的求学生涯中创获颇丰，连续在燕京大学主办的《燕京学报》和《文学年报》上发表了十余篇论文。仅以前者所载为例，除《太史公书称史记考》外，还有《庄子校证》《双剑誃荀子新证评》《吕氏春秋校证》《书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后》《评开明书店版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书铃木虎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后》等，有时甚至在同一期上发表两篇论文。其卓越的学术研究能力固然让人惊叹不已，而更使今人难以置信的则是《燕京学报》居然可以如此频繁地刊登在读研究生的论文——要知道当年的燕京可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一流大学。无怪乎杨明照直至晚年仍感念不已地说：“燕京大学对我的一生影响非常大，《燕京学报》、《文学学报》作为学术的园地，使我从中学就准备起的论文得以一一发表。”（王京州《弢甫先生晚年言谈录》）作为燕京大学的创建者和《燕京学报》的创办者，洪业在演讲中特别强调杨明照是燕京大学的研究生，而论文正发表在《燕京学报》上，内心深处必定充满着欣慰和骄傲。

不过据目前所见到的史料，身为历史系教授的洪业与国文系研究生杨明照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交往。读研期间，杨明照过从甚密的历史系教授大概只有顾颉刚。他不仅选修过顾氏开设的“春秋史”课程，还在课余请益求教，在燕京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春秋左氏传君子曰征辞》的附记中就提到：“余草就此文，几三载矣。今年秋，质正于燕京大学研究院顾颉刚先生。”但顾颉刚对他评价却不高，在日记中说：“燕大选课学生，以解树基为最聪敏，次则王伊同、王锺翰、赵宗复、刘元猛等，又次则陆锡麟、杨明照、王怀中等。”（《顾颉刚日记》1937年1月12日）留校任教后，杨明照与另一位历史系教授邓之诚也往来频繁。在邓氏日记中屡见“晨访杨明照”（《邓之诚文史札记》1942年12月1日、1943年1月13日）、“杨明照来”（1943年1月1日、2月14日）、“招杨明照来谈”（1943年1月4日、1月21日、2月11日）一类记载，偶尔也对其治学略作评骘，例如提到其所校《抱朴子》“泛引诸类书及《本草》，较继昌校本多出若干，但亦有不能尽者，以此知此事之难且无益”（1942年12月29日），似乎不无微词。想来无论是顾颉刚还是邓之诚，都不曾向洪业郑重推荐这位晚生后辈。

洪业对杨明照格外器重恐怕主要源于学术研究而非私人交谊，正应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古语。洪业在1937年11月撰写《春秋经传引得序》，其中一部分涉及秦汉之际有关九鼎下落的传说，最后引俞樾《湖楼笔谈》中的议论作结。而杨明照于次年在燕京主办的《文学年报》上发表《九鼎考略》，对其始末原委做了更为细致的梳理，除俞樾外，还迻录王充、苏轼、程大昌、洪迈、陈霆、杨慎、沈钦韩等诸家评说以供参证。洪业治学素来强调对史料竭泽而渔，这篇论文无疑会令他对杨氏刮目相看。至于杨明照后来发表的《史通通释补》，对于早有计划重新校注《史通》的洪业而言，当然更不会忽略。在演讲中，洪业提到杨氏撰写论文“费了一年多的时间”，不经意间正透露出他对杨氏平时的研究进程极为关注。

陈毓贤在《洪业传》中说：“对特别可造就的学生，洪业则鼓励他们学习外语，帮助他们出国深造。”而据杨明聪《怀念胞兄杨明照》回忆，杨明照在燕京就读期间，曾被教务长司徒雷登招去，“原来学校对他出色的学习和研究能力非常赞赏，特别给他颁发了一把‘金钥匙’，以资表彰。……后来司徒雷登准备让四哥去美国深造，但是鉴于当时国难当头，四哥又不愿意，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机会”。在做这些决定前，司徒雷登应该征询过时任研究院文科主任的洪业的意见，甚或就是出于洪业的大力举荐。尽管杨明照最终没能赴美留学，但洪业在哈佛演讲时仍然不忘逢人说项。

洪门弟子如刘子健、王锺翰、翁独健、周一良等都撰文表彰过洪业在培养人才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提到的都是他在历史系提携培养起来的诸多名家，并无人言及他对历史系以外的年轻学子也有过这样的垂青和推许，作为当事人的杨明照或许也未必有所了解。《宋史》中称赞欧阳修“奖掖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将这十六个字移来评价洪业，无疑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