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六和陈光甫：胡适日记里的两位银行家朋友

胡适交游之广，在民国名人中，几乎无出其右，其日记里提及的众多名人，党政军学商，大多鼎鼎有名，也有些不大为人熟悉。因为是日记，所记往往有名无姓。其中有两位——新六和光甫——在胡适日记里出现极频，谈话、吃饭、出游、通信、打牌等记载随处可见，且最获胡适的高度赞誉。

笔者治金融史，知道这两位的职业都是商人。新六即徐新六，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光甫即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他们都是近代中国一流的银行家，与胡适关系莫逆。

细读胡适日记（以下以1937-1945年为例），几乎提及当时所有银行家：冯耿光、张嘉璈、陈光甫、周作民、徐新六、胡笔江等。但他与徐、陈两位银行家最为志同道合，其间蕴含的种种因素，只有放到抗战时期，才能了解。从另一个角度看，胡适也为近代金融史留下了一段非常珍贵的史料。

“最可敬爱者”徐新六

胡适与徐新六的交往很早，都在梁启超门下办“讲学社”，专事邀请和接待欧美文化界名人访华，“外国四大明哲”的杜威、罗素、杜里舒和泰戈尔访华，就与此有关。

徐新六素有才子之称，精于金融、喜爱文艺，与胡适还都是新月社骨干。徐的太太与胡适太太江冬秀是十分要好的“闺蜜”兼“麻友”，两对夫妻经常在一起吃饭、打牌。胡适日记里，多有他去浙江兴业银行办事的记载，不过十有八九是他帮朋友通融，或径直向徐新六借款接济他人。胡适日记里，称徐新六“为最可敬爱者”，说明很谈得来，在许多政治问题上见解一致。1938年3月10日，胡适在加拿大收到徐新六一函，特地记道：“新六信极有价值。”

浙兴曾列 “南三行”之首，茅以升设计的钱塘江大桥便是该行贷款建造的。徐新六在近代金融领域颇为活跃，还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五位华董之一，西安事变爆发后，一度有出任外交部长的传言。可惜徐新六死得早、死得惨，让胡适伤心欲绝。

1938年8月，宋子文通知在香港的徐新六，拟组代表团赴美商谈借款事宜，叫他返回重庆。徐新六遂与另一位金融巨子胡笔江（交通银行董事长），搭乘“桂林号”邮机飞赴重庆，共有乘客及机组人员十九人。飞至广东中山境内，突遭五架日机拦截扫射，机体多处中弹，飞机迫降河面上，日机再三投弹扫射，徐新六和胡笔江夫妇不幸被害，徐年仅四十八岁，胡也只有五十八岁。

据说日寇预定的袭击目标，是原先准备乘坐此架飞机的孙科，但孙科因有事情耽搁，未及赶上航班。而徐新六面貌酷似孙科，且都喜戴墨镜，致使日寇误认为孙科仍在飞机上，并派出战斗机追杀拦截。

此说根据何来，不得而知。笔者倒是相信日寇的目标，对准的就是徐新六和胡笔江，其时正在中国抗战初起阶段，金融界对支持抗战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徐新六、胡笔江和陈光甫等银行家，日寇岂不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其时胡适正在欧洲公干，8月25日读报得知噩耗，当天日记写道：“早八点到Antwerp（安特卫普），看本地法文报，知昨日敌机五架击落中航客机，技师受伤，客人十二人，恐都死或伤，其中一人为徐新六！天乎！新六如何可死！我一路上坐不安。十点廿三分上火车，经比国、法国到瑞士。八点到Zurich（苏黎世）。买得巴黎版的Herald-Tribune（《先驱论坛报》），记敌机暴行更详，新六同行有胡笔江。发电去问铁如‘Cable news （of） Hsu Singloh’（电告徐新六的消息）。国内友人，在君、新六为最可敬爱，在君已死，新六何可再失！”

在君即丁文江，著名地质学家，系胡适的另一位好友，因煤气中毒英年早逝。

8月26日，“早八点得铁如复电，知新六果然遭难，悲哀不能自已。发电吊唁其家，并告Cartel。” 早餐后，接到国内一位朋友的电报，说“新六兄闻无恙，尚待证”。这使胡适心中升起一线希望，“我深愿其确”，再次发电给在香港的中国银行经理郑铁如，但他心里也明白，“此愿如何能得偿也！！” “心乱不能作一事。这些有用的人都不尽其用而死，我辈后死者的责任更重了。”

8月27日，胡适日记：“早八点得铁如电云：Singloh found among dead bodies（新六尸体被发现），我才绝望了。”

9月4日，胡适收到两封香港来函，其一是徐新六遇难前一日写给他的，“次日他就死了！这是他的绝笔遗书，其中为我计划甚周到。他自己是为国事死的。我看此信始知之。他劝我不必与小人闹争。”

是日日记，胡适还摘录了徐新六来信的一段话，其中说：“如仍请兄担任，务勿推却。此时当一切一切以国家为前提也。”

徐新六请胡适“务勿推却”的，乃是国民政府委派胡赴美担任大使，胡不愿就任，徐新六作为好友，从国家民族大局出发，力劝其赴任。捧读来信，斯人已去，胡适感慨万分：“良友良言，以后何可再得！？”

1938年9月8日，胡适“追哭新六”，在日记里写白话诗一首：

拆开信封不忍看，

信尾写着“八月二十三”！

密密的两页二十九行字，

我两次三次读不完。

“此时当一切一切以国家为前提”，

这是信里的一句话。

可怜这封信的墨迹才干，

他的一切献给了国家。

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

这人世丢了一个最可爱的人！

“有一日力，尽一日力”，

我们不要忘了他的遗训！

不久胡适赴美任大使。9月13日的日记里，他说：“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他写下这句话时，肯定想到了徐新六的期望，想起徐新六“此时当一切一切以国家为前提”的话。

10月16日，胡适请人将徐新六的“遗书三通”抄录，寄予友人。“我重校读一遍，忍不住悲思，题小诗于其后：——三书不厌十回读，今日重抄泪满巾。眼力最高心最细，如今何处有斯人！”

胡适朋友固多，但徐新六无疑是“一个最好的朋友”，“最可敬爱”，也最有才华，“眼力最高心最细”，这样的评价在胡适那里并不多见。

“忠厚可爱”的陈光甫

徐新六罹难后，另一位银行家陈光甫赴美商洽借款事宜。陈光甫是地地道道的商人，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在胡适的心里，陈光甫“不是很高的天才，但其人忠厚可爱”（1939年8月1日日记）。

据胡适日记记载，那段艰难的时光，陈光甫几乎天天与他在一起，“与光甫细谈借款事”、“下午光甫去看财部长，谈的无结果”，“光甫来谈两次。下午我们两人从六点半谈到十点半！” “二次借款如何发动”这样的话，因此多次出现在他的日记里。

1938年10月31日，胡适日记写道，“光甫要我一张小照，我题小诗云：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这首小诗，名为《自题小照》，大概是胡适最有名的一首白话诗。

胡适后来多次将这首小诗书写成条幅送给朋友，故而外界所见此诗较多，但个别字略有改动。1938年10月胡适首次为陈光甫题写此诗时，胡适四十七岁，陈光甫五十七岁，无论是年龄还是心情确属中年。由于“过河卒子”特别受人关注，胡适后来在诗后加了一段短跋加以说明：“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点战时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

胡适题写这首诗送给陈光甫，不仅是他个人心境的写照，也是勉励他们在美共度艰难岁月。

美国人并不想公开“选边站”，帮助中国对抗日本。因此要取得美国的借款非常困难。一些美国官员私下里对他们说，中国的官员和富商在美国有数亿美元的私人存款，何不捐献国家以抵抗日本侵略？这也是宋子文、孔祥熙等人都不愿出面，而竭力推荐陈光甫赴美的一个重要原因。胡适多次耳闻目睹陈光甫在借款问题上，所遭遇的重重困难和屈辱。

陈光甫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商谈第一次借款问题时，提出七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额，摩氏如此回答：“我今天的听觉不大好。很奇怪，我听起来好象是七块五毛。”这种讥讽语气，是任何身临其境者都难以忍受的。陈光甫只能强忍，与摩根韬周旋。

1939年6月22日，被摩根韬泼了一盆又一盆冷水的陈光甫，来见胡适。陈光甫说，他很想回国去，在云南呈贡湖边买一块地，筑几间房子隐居。胡适因此担心陈光甫会离去，“光甫或急于求去，则美国我方少了一个重要力量”。他几次三番给陈光甫打气，应该很有成效。有一次，胡适甚至读了自己的一首诗给陈光甫听，“管他下雨下雹！他们受得，我也能受”。胡适记道，“光甫能了解此意”。（1940年1月16日日记）

战时中美经济关系研究，陈光甫三次赴美借款成功是绕不过的内容，却料不到背后有许多曲折，甚至到了连性格坚韧的陈光甫都要打退堂鼓的地步，要不是胡适日记记载，或许没人会想到。笔者曾编注出版过《陈光甫日记》，并没有发现陈在那段时期的日记，不然倒是蛮有意思的“对照记”。

胡适曾为此感慨：“光甫办银行三十年，平日只有人求他，他不消看别人的脸孔，此次为国家的事，摆脱一切，出来到这里，天天仰面求人，事事总想不得罪美国财政部，这是他最大的忠诚，最苦的牺牲。我很佩服他这种忠心。光甫做此事，真是没有一点私利心，全是为国家。他有时也很愤慨，说：‘我头发白了，还来受这种气恼，何苦来！’我今天对他说，我最佩服他这种委曲求全的精神。”

其实胡适何尝又不是如此。他经常对陈光甫说：“我和你都是逃走不掉的。”（1940年7月31日日记）。10月20日，胡适在日记里，又举了美国派本杰明·富兰克林赴法求援的例子。当年，富兰克林在法国待了八年，终于与法国政府签订美法条约，借得巨额经费，为美国独立战争做出巨大贡献。他说：“此事可使我与光甫增加一点勇气。今日之事，与当年相同，必须‘挨光’，必须有耐心。”

陈光甫知道美国人不愿公开得罪日本，又害怕中国无力偿贷，“国际间无慈善事业可言”，于是提出以中国桐油为抵押借款。而这也正是美方欠缺的重要物资。艰难努力之下，第一笔桐油借款两千五百万美元终于到手。如果单从金额看，确实有限，但借款的达成，被国际舆论视作美国不偏不倚政策的拐点，开始在东亚遏制日本，并逐渐走向中美联盟。在当时广州、武汉等城市接连失陷的情况下，这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士气，坚定了国民政府的抗日信心。

桐油借款之后，国民政府指示胡适和陈光甫继续在美国寻求更多的援助。陈光甫发现美国对锡的需求十分迫切，于是提出中国用锡矿为抵押申请贷款。

这次借款同样艰难，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胡适时，胡恳求总统“请美国再打一强心针，作二次之借款”（1939年9月8日日记）。此后与陈光甫一起，为借款事几次去见罗斯福总统。1939年12月6日，是陈光甫五十九岁生日。他在美国财政部与摩根韬会谈，间隙时告诉摩氏，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假若能得到部长阁下的帮助，实在是一件最好的生日礼物。摩根韬听后，久久无语，然后说：“你好好回去过一个生日，我会亲自处理贷款事宜。”不久美方同意再次贷款中国两千万美元。此后，美国又主动向中国提供了七千五百万美元的另两笔贷款。

令胡适恼火的是，坐镇国内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还对陈光甫后两次借款横加指责，认为借款条件太苛刻，不应接受。胡适在日记里愤愤不平地说，“这真是做梦！”（1940年3月11日日记）他并且当面对来美的宋子文说：“我要忠告你：光甫的条件是在现行法律之下，无法更优的。”（1940年7月2日日记）还好蒋介石算是明白人，发来电报对他们表示了支持。

在美国合作借款的这段时间，胡适和陈光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且保持终生。他在日记里，多次表达了对陈光甫的由衷钦佩。

1940年1月3日，新年之际，胡适在日记里说，他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列举了九位当代中国“新圣贤”，现在他要补充四个人，其中就包括陈光甫。“他们的人格，都可以比一切时代的先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

1940年5月3日，陈光甫完成借款任务后回国。胡适在日记里写道：“今天光甫从纽约打电话来辞行。我们共事十九个月，他是很不容易得的同事。我和他都不求名利，都不贪功，都只为国家的安全，所以最相投。今回别了，我们都很惆怅。”

陈光甫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当天下午又发电报给胡适说：“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是我们最幸福的回忆。”（《胡适日记》，1940年5月3日）

金融史上的那些名字，如徐新六和陈光甫，因为胡适战时日记，他们的个性、情感、贡献和牺牲精神，变得丰满伟岸，有血有肉；他们不单单是经济人，而是使命感沉重、责任感饱满的斗士，在国家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与国家命运共沉浮。他们的使命和贡献，也不仅仅局限于他们固有的领域。

作为文化人的胡适，同样可作如是观。在美国借款，胡适和陈光甫都一马当先，两人一起商议条件、一起见人、一起谈判。他曾对陈说：“我们是最远的一支军队，是国家的最后希望，决不可放弃责守。”（1938年10月23日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