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钱穆之学可以用西学诠释么？

钱穆不像现代的专家学者专治一端，是一通儒。他也应是二十世纪不可忽略的中国史学家，我曾当面问过《新史学九十年》（上、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1988）的作者许冠三，九十年间为何没有史家钱穆？他回话说：“钱穆的史学不是新史学。”这当然是许氏的偏见，当读者看到该书总结九十年来中国新史学集大成的所谓“史建学派”，主导者赫然是殷海光与许冠三，可见其主见与偏见之深。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热、国学热风起云涌，钱穆也成为受人尊崇的民国国学大师之一。当今论述钱穆的中英文专书虽已为数不少，似尚有进一步公正客观评论的余地。当我收到《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这本新书时，欣然披览，始知作者戴景贤乃钱穆先生及门弟子，从钱先生游长达二十年，师生情谊之深，非同门诸君可及，且著作等身；戴子所著书，已辑为《程学阁著作集》，有二十六册之多，名称既古雅，涉及学术范围亦广，上自先秦，下及明清，有异于侪辈的专家之学，不愧为宾四门人。

其著作集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十二年内出齐，洋洋大观可期。现已出版四册，此册即其中之一。观乎《著作集》之缘起，得知各册都是论文集，此册亦不例外。当下学风如此，因学者碍于年度考绩，研究计划多倾向较短期的论文写作，很少人愿意撰写耗费日力的专书。论文渐多之后，结集成册，为了便捷，几无打散诸文、重新写成专书的雅兴。按：“专书”（monograph）有其成规，不仅首尾能呼应，而且章节之间必须环环相扣，使全书论述连贯，俨然一体，自有别于“论文集”（collected essays）之各章，可以独立成篇。此册论述钱穆学术思想，由于是七篇单独论文的结集，以致内容时而重复，连钱穆等人的名号与生卒年也一再重复出现，相同的论点亦一再提出来说。戴书如能据其已发表之论文，另起炉灶，别撰综合而又井然有序的论述钱学之作，则无憾矣。

钱穆生平的各类著作何止等身，戴教授特别举出四本“重要”著作：《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推崇备至。此四书确可称为钱穆的代表作，《系年》考论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的渊源、学派的发展与相互关系，以及年代的厘清，落笔细腻，多有建树，早为世人所重；固然书中也有失误，例如考定孙武与孙膑为一人，俟《孙膑兵法》的出土而破功；又如力言庄子在老子前，也难以令人信服，戴氏亦说“其所臆测，诚未能成立”（86页）。然就整体而言，《系年》一书尚瑕不掩瑜，其余三书亦非白圭无瑕。

钱穆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为与梁启超所撰同名书“立异”而作，戴君直言梁氏书“最大之价值，仍仅限于人物之介绍，与其学术成绩之描述”（16页），难道钱穆亦如此认为？故而介绍清代学者时，颇袭用梁氏原语，或转引梁氏引文，小传照抄梁书之处尤多，若谓船山遗书“得七十七种二百五十卷，此外未刻及已佚者犹多”（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95页），仅改易任公所记“佚者不少”为“佚者犹多”而已。梁氏误记卷数，钱穆照抄而未查书，故而沿误。按《船山遗书》初刊于1842 年，上海太平洋书局1930年重刊，正确的数字是七十种、二百八十八卷。

平心而论，梁氏书的价值绝不限于人物介绍与学术成绩之描述，钱穆论船山之观点，实与梁启超略同。梁推崇船山以治哲学方法治学，“比前人健实许多了”（见朱维铮编校，《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182页）。钱穆亦以哲学之本体论述王学之能显真明体，并推而演之曰：船山“理趣甚深，持论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诸儒，其博大闳括，幽微精警，盖无多让”（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96页）。惟钱穆严夷夏之辨，虽于论吕晚村一节有所发挥，却未就船山强烈的贵华贱夷之民族本位政治与历史观大加论述，未免失之交臂。

钱穆对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的评价，与梁启超所见亦略同。所异者，梁视汉宋之争为实学与玄学之争，尊汉鄙宋之意显然，而钱绝不能容忍批宋攻朱之论，故虽认可东原考证之精卓，绝不认同其义理，力斥戴震所论为“激越”、“深刻”、“诋毁逾分”，颇致憾焉！且不惜借重章学诚之言以批戴震，并张大实斋以抗衡东原。不仅此也，钱穆虽说方东树攻伐汉学“肆口无忌”，仍认为“颇足为汉学针砭”、“并可绝其病痛者”，尤乐见其“尊护朱子”。钱穆论清学之衰，也一本其尊宋的立场。

更可注意者，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书中以专章述论曾国藩，将其学术地位与清代巨子并列，赞褒愈恒，认为其见解“有其甚卓绝者”，尤推誉国藩特重宋学，不仅知经世而且知经术，故而“涤生之殁，知经世者尚有人，知经术者则渺矣，此实同治中兴所为不可久恃一大原因也”（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587、589、581页）。钱穆及其门生皆自命无门户偏见，戴君亦谓乃师“具体达成”破除汉宋门户之见（17页），岂其然哉？钱穆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尊宋黜汉的意识形态无可掩盖，尤重宋儒朱熹，自称“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见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序文）。其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态，平生始终如一，故毋庸赘辩者也。

钱穆的《国史大纲》纲举目张，行文简洁可读，成为当年的“部定大学用书”，谁云不宜？戴书谓此书能达成“时代之需求”（21页），谅系指此书成于抗战期间，意在教育国人的爱国情操，即钱穆自称“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钱穆，《国史大纲》，台北：“国立编译馆”，1960，第3页）。于此可见，钱穆也自有其“服膺之历史观点”，固无可疑。至于戴君说钱师此作“能超越其所处时代之限制”（21页），则难悉何意。按钱穆撰《国史大纲》受制于时代，可以理解；若论此书超越时代，真不知史家如何能超越其时代？钱穆论史开宗明义说：“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钱穆，《国史大纲》，第1页），乃对“历史”此一概念做了不可能的界定，盖“已往全部之活动”极大部分已如湖上之风，随风而逝，留下的只是由文字记载的纪录，包括史料与史书，而历史知识唯有从史书中获得。换言之，文字发明之前无历史，史前史唯有依赖考古发掘之物证。故现代学人以有文字之殷商为中国信史的开端，不再以史前遗物与神话为上古史的开端。

最可议者，《国史大纲》的重点之一是“中国自秦汉二千年来之政治非专制”（21页），而戴氏不仅不以为非，而且曲为师饰，竟谓帝制尚有“制衡”（check and balance）可言（77页），甚至说“‘专制’（despotic dictatorship/autocracy） 一词究竟应包有多少内含？ 不唯学者各人之认知有差距……”（76页）云云。按despotism、dictatorship、autocracy 这几个英文字，意义明确，既然是学者，更不可能有认知上的差距。

我们可以体会到当年激越之徒妄自菲薄国史之不当，国史绝非“帝王家谱”，既不“黑暗”，更无西方概念之“封建”，然若亟言二千余年之帝制非专制，殊无必要，谓“秦始皇始一海内，而李斯、蒙恬之属，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无预焉”，谓秦汉乃“士人政府”，谓“民权亦各自有其所以表达之方式”，谓班固之后，“中国史学已完全由皇帝宗庙下脱出，而为民间自由制作之一业焉”（钱穆，《国史大纲》，12-15页），既违背历史真实，更授人以柄，李、蒙辈之惨死，已足证专制之酷烈。钱穆自己亦不得不言明清“独夫专制之黑暗”，然谓“其事乃起于明而完成于清”（钱穆，《国史大纲》，23页），岂其然哉？专制起于秦，至明清愈演愈烈耳。中华帝国的“智识阶层”何来“坚实之自主性”（79页）？戴君说，钱穆持此说虽遭“极大之批评”，然“始终不屈”（280页），难道是择“善”固执吗？戴君对钱穆的史学评价甚高，认为其“观点，必然将纳入统整后之中西史学，成为其中极具特色之一支”（212页）。又谓“其说之于现代史学，可谓独树一格”（280页）。可惜仅见“宣示”，未见“极具特色”以及“独树一格”的具体内容与令人信服之论证。

戴氏视《朱子新学案》为重要著作，将令不少读者感到疑惑。该书虽长达百万言，但大量抄录朱子原作，再加以分类，仅略为之串连；此乃剪刀与浆糊可办之事，何劳大师出手？此种写法依现代学术标准而言，无论是“学术史”或“思想史”，都难作示范。然而戴氏却认为此书极力抬高朱子，“以新的史学方法与眼光”，“为儒学之历史存在，所提出之新定义”（73-74页）。事实上，即以中国传统学术而言，此书虽号称“新学案”，无论才识，均难望黎洲《明儒学案》之项背，所谓“改进后之‘学案’体”（87页），果如是乎？

就戴君所举的钱穆代表作而言，其师之学术不出国学范畴。然而戴君极力将钱学与西学相牵连，且喜用西方名词与概念来论述宾四之学，殊无必要，而又因未求深解，时有误会，若谓“因此深入讨论‘现代化’，必然将面对‘传统的’与‘现代的’之一种思想特性上之对立”（63页）。按西方现代化理论未必将“传统”与“现代”对立，例如日本之现代化得助于其传统，已有定论。惟现代化必须工业化，又怎“应仍维持以‘农业’为本之立国形势”（364页）？

戴氏并用“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与“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然两者取径有异，不能混同。戴说钱穆“抗拒历史定论主义（historical determinism）”，“具有不可磨灭之功劳”（75页），须知历史的“决定论”（determinism）与“自由意志论”（free will）乃历史哲学里各领风骚的理论，尚无定论。要决定“不可磨灭之功劳”，理当要举出钱穆在这两种理论辩论中的具体贡献何在，“抗拒”何用？

马克思史观就是一种“决定论”，钱穆固然极力反对，但马克思史学不仅仅行之于共产国家，也是西方学界一大派，英国的第一流史家如汤普森（E. P. Thompson）与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不仅用唯物史观治史有成，而且还是共产党员，岂能一笔抹杀？钱穆既不取西方“哲学系统”，戴君又何必以西方哲学名词与概念来解释钱学。戴说钱穆“偏近于‘实在论’（realism）之主张”（91页），惜仅有结论而无论证，钱穆所偏近的“实在论”主张者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皮尔士（C. S. Peirce）、摩尔（G. E. Moore），还是怀特海（A. N. Whitehead）？

戴书更无必要将钱穆与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相牵扯（207、209页），断言钱穆的历史论述，近于斯宾格勒（251页）。斯氏的“文化生物学”（the morphology of culture）比较包括中国在内的八大文化，因各具特有的动能，创造出杰出的成绩；然而当大文化以及次文化的创造力衰竭时，就会停滞，故此说认为文化也是一有机体，具有兴亡的生命周期。文化既然是有机体，无可避免地衰亡，一如生物之有生死。斯氏之名著《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既难读又有争议，钱老夫子绝无兴趣阅读。

戴书又指出“钱先生之‘文化生机论’”与斯宾格勒的悲观论不同，认为“道德意志力量”可使文化“长久绵延”，似比斯氏高明；然则如何能称得“文化生机论”？凡生必有死也，应作“文化无机论”才对，然而欲成此“无机说”，即使不能如斯氏之长篇巨制，也不能以寥寥数语带过。最费解者，戴氏随后又认为钱穆的所谓“文化形态学”“与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西方之没落》一书之‘学说性质’相近”（290-291页），到底“不同”呢，还是“相近”？戴著赞赏钱氏之余，还不忘批评斯氏“缺乏足够丰富之有关‘义理’之人性论，故于‘形态学’（morphology）之历史论述外，并未深入于有关‘普世价值’应如何建构之问题”（251页）；此评于斯氏名著，显然未求甚解。

此外，既然“宾四师于西方近代之诠释学，所知未多”（262页），又何必将钱学诠释为“哲学诠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240页）？所谓“中国现代学术”若非输入之西学，也是借重或仿效西学，胡适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无论在体裁上或方法上，都学自西方。而钱穆之志业则在西潮冲击下维护传统之旧学，与胡适辈西化派两不相容。戴君为师门说法，却刻意使用西学诠释，屡提“哲学系统”、“历史哲学”、“人类学”、“文化学”，实与宾四之学无大干系，其学之长处在国学。窃以为戴书若能聚焦于“钱宾四先生与中国传统学术”，或更有成效；若更能着墨于钱穆如何将国学或儒学作“创造性转化”的业绩与贡献，则功莫大焉。

尚可一提者，此书行文晦涩，未能尊孔圣“词达而已”之教诲，疑难之句读不时浮现，又偶有惊人之语，如说“远古时期亦可能产生伟大之思想体系与价值观”（288页）。又有怪异的杜撰之词，如“严格之‘历史哲学’”（288页）、“宽松定义之‘文化学’”（290页）。又有并不恰当地将编年与纪传视为“动态之记史”，书与志视为“静态之记史”（333页）。至于说“钱先生之视历史之过去非过去，历史之未来非未来，过去、未来乃相凝合而为一大现在”（338-339、344页）。然则，历史研究的对象是“现在”而非“过去”，是无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