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凯末尔：一战中的奥斯曼军官变身土耳其国父

1915年4月，协约国军队为了打通黑海航线、夺取达达尼尔海峡（恰纳卡莱海峡），对奥斯曼帝国加里波利半岛（盖利博卢半岛）发起了代价高昂却一无所获的进攻，最终只能在1916年初全面撤退。而在奥斯曼方面的这场“恰纳卡莱保卫战”中，一位名叫凯末尔的中校却声名鹊起，成为一战英雄，为他开创土耳其共和国奠定了根基。

“命定之人”：一位奥斯曼军官的成长轨迹

穆斯塔法·凯末尔是丘吉尔笔下决定加里波利之战结局的“命定之人”，也是日后土耳其共和国的“国父”，不过，在重复这些溢美之词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这位奥斯曼军官的成长轨迹。

凯末尔1881年生于奥斯曼帝国萨洛尼卡（今希腊塞萨洛尼基），这是一座犹太人、穆斯林、东正教徒杂居的城市。凯末尔的家族自称祖先是来自亚洲的游牧民，但实际上可能是土耳其化的巴尔干人，其私敌有时则攻击他是“犹太人”。

自1893年开始，凯末尔接受了完整的军事教育， 1905年1月11日以参谋学院（Mekteb-i Erkan-ı Harbiye）全班43人中名列第5的好成绩毕业，成为总参谋部参谋上尉。

奥斯曼军队在很大程度上效法德国军队，对参谋军官的培养卓有成效。总参谋部实际权力极大，而在十分讲究论资排辈的军队里，参谋学院毕业生可谓天之骄子，他们几乎垄断了高级军职，升迁也相对迅速。

幸运跻身其中的凯末尔也不例外，虽然他一直思想激进、出言无忌，也一度因此被送到保加利亚担任武官闲职，却还是在前辈们的照顾下得以接受历练，先后在步、骑、炮三个兵种中服役，在叙利亚地区镇压“叛军”，在意土战争中指挥八千人的游击队，在巴尔干战争中担任军作战处长……

总体而言，凯末尔不仅在参谋岗位上屡有建树，也实际担任过营、团、旅级单位主官，在1915年加里波利战役打响时，第19师师长穆斯塔法·凯末尔中校尽管年仅34岁，却已是一位经验丰富、历练完整的优秀指挥官。

奥斯曼帝国军队的优缺点

1915年的奥斯曼军队也时常被人称为“土耳其军队”，它的多数官兵是土耳其人，但奥斯曼帝国当时已是实行普遍兵役制的多民族帝国，因此阿拉伯人、库尔德人、阿尔巴尼亚人、希腊人乃至亚美尼亚人都占有一席之地。

1914-1915年冬季的清洗导致大部分基督徒士兵离开一线部队，但非土耳其穆斯林依然占有不小的比例。以凯末尔的第19师为例，该师第77团大多数士兵来自叙利亚阿勒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听不懂土耳其语的阿拉伯人，甚至还包括并不为逊尼派主流承认的阿拉维派穆斯林和信仰雅兹迪教派的库尔德人。

在人员组成方面，奥斯曼士兵多数是来自乡村的文盲农民，他们以忠实可靠、吃苦耐劳、擅长急行军闻名，这一点也得到了西方观察者的认同。虽然协约国军队习惯性地低估了奥斯曼军官，认为奥斯曼军队“领导不力，军官水平低劣”，但实际状况却并非如此。

军校培养和现代战争考验锻造出了相当出色的奥斯曼军官团队，他们经验丰富、熟悉多兵种合成作战，数百名德国顾问的加入更使其如虎添翼。奥斯曼军官普遍较为年轻，颇有进取精神，敢于根据战地状况临时应变，其军级单位指挥官年龄在36-52岁之间，而协约国师长年龄也普遍在55岁左右，军长年龄则在55-62岁之间。

奥斯曼军队人员方面的主要软肋在于它缺乏长久维持的“军队的脊梁”，亦即军士团队。和平时期的奥斯曼军队每个连仅有1名军士，战时往往直接将能够识字的普通士兵提拔为军士，相比之下，德军每连和平时期有12-20名军士，法军也有6-8名。

在实战当中，奥斯曼军队机动能力突出，能够凭借内线优势快速集结到它所选择的作战地点。由于加里波利战场邻近本国核心地区，军队也曾在此备战多年，因而补给较为通畅，官兵熟悉战场状况，屡屡成功抢占制高点和水源地。因为军队标准条令与战术源自德军，所以奥斯曼军官与德国顾问交流顺畅，事实上，负责加里波利战场的奥斯曼第五集团军司令便是德军骑兵上将冯·桑德斯（von Sanders）。

由于国力所限，奥斯曼军队依然存在许多缺点，火力贫弱、通信手段薄弱堪称其最严重的瓶颈。这迫使他们倾向于在没有足够火力准备、参战部队也仓促上阵的情况下发起骤然攻击，虽然最初往往能够取得一定效果，但很快便导致己方损失惨重。随着战争的进行，奥斯曼军队的大规模集结越发无法瞒过协约国军队，导致攻击丧失了突然性，就连初期颇有效果的集群夜袭后来也屡屡受挫。

“我命令你们去死”：恰纳卡莱保卫战中的凯末尔

1915年4月25日，英军及澳新军队在加里波利半岛登陆，法军则在海峡南侧发起牵制性攻击。在英军主力登陆的赫勒角，哈利勒·萨米（Halil Sami）上校的第9师以两个团的兵力顽强抵抗，虽然未能将英军赶下滩头，依然成功阻止了英军突破己方防线。

奥斯曼军队一个师通常有三个团，一般会将第三个团留作预备队，但4月25日澳新军团的登陆却剥夺了萨米的预备队，他被迫抽出第27团前去抵抗，与此同时向第三军军部和第三军预备队第19师求援。

凯末尔得知战况紧急后便主动要求出击，但上级扯皮两个小时后依然没有正面答复，恰好萨米直接请求他出动一个营增援，凯末尔便率领他麾下最好的第57团赶赴战场，萨米则顺水推舟，将第27团让给凯末尔指挥。

截至凌晨5时35分，已有大约4000名澳新士兵得以登陆，还有4000人即将上岸，按照计划，他们需要在4月25日控制海岸附近的三道山岭。上午9时40分，凯末尔骑马抵达前线，与第27团团长讨论战况后，决定等到第57团和炮兵全部抵达后再着手展开反击，并命令第19师的第72、77团尽快跟进。

正午时分，凯末尔以一比二的数量劣势在炮火支援下发起反击，根据他后来接受采访时所述，他向第57团下达了著名的“赴死”口头命令：“我并不期望你们去进攻，我命令你们去死。直至我们战死为止，在这段时间里，其他部队与指挥官会接过我们的阵地。”而凯末尔的书面命令同样决绝：“我希望，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选择死亡而非巴尔干战争中的耻辱故事。”

中午1时许，澳新军团全面告急，他们逐步撤出了第三道山岭。下午3时30分，随着第77团抵达战场，凯末尔第二次发起猛烈反击，奥斯曼士兵高呼“安拉，安拉！”发起刺刀冲击，将双方争夺的山头打成“血岭”。

战至下午4时，澳新军团被迫撤离第二道山岭，奥斯曼军队侧后方的危机终于解除。澳新军团当天死伤4000余人，奥斯曼军队也损失数千人，凯末尔日后略带夸张地回忆，“第57团是个声名远扬的团，因为它完全拼光。”

凯末尔无疑在4月25日表现出了第一流的作战能力，为阻击澳新军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为师长的萨米表现也不亚于他，若没有萨米及时出动第27团，凯末尔耽搁的两个小时或许将成为终身遗憾。倘若萨米没有将第27团划到凯末尔麾下，他当天的指挥也将困难很多。更何况缺兵少将的萨米还在赫勒角挡住了英军，从这个角度来看，丘吉尔“命定之人”的评价或许更适合他。

悲哀的是，与凯末尔相比，萨米的人生相当不幸，他不久便与性格暴戾的桑德斯发生冲突，被迫于当年7月离职，此后再未担任任何重要职务，1925年死于伊斯坦布尔。

更为不幸的是，在土耳其官方记载中，萨米的失误往往遭到夸张，以此对比映衬“国父”的英明神武。1970年代的官方战史虽然承认萨米“知识渊博……指挥能力扎实”，还是强调他“没有表现出凯末尔那样的深远眼光”。

扭曲的奥斯曼帝国记忆

1923年，凯末尔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共和国秉持青年土耳其党现代化、民族主义化的趋势，奥斯曼历史在二三十年代乏人问津，凯末尔领导的独立战争则成为许多历史教科书的起始点。

虽然如此，加里波利战役却从1930年代起吸引了特别的注意，毕竟这是国父的一场决定性战役。凯末尔先后作为师长、军级单位指挥官参战，其作用相当重要，但吹鼓手们却将其逐渐升级为胜利的首要因素，加里波利战役也成为“独立战争的演练”，以1940年代的《土耳其百科全书》为例，其中独立战争的篇幅是一战的六倍之多，而一战篇幅中的绝大部分则在叙述凯末尔与加里波利战役。

在土耳其化的大环境下，库尔德、希腊、亚美尼亚官兵淡出了人们视野，阿拉伯人虽然无法忽略，却不幸成为受挫的替罪羊，为了解释第77团一度濒临崩溃，许多人直接将其归因于它是“阿拉伯团”——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奥斯曼军队中许多多民族混编团中的一个而已，表现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随着近年来伊斯兰保守势力的回潮，加里波利战役的记忆也出现了伊斯兰化的趋势，时任总理埃尔多安在2013年声称：“恰纳卡莱也是一场十字军远征……来自叙利亚的个人同我们站在一边。来自埃及的士兵与我们共同奋战。还有人来自波斯尼亚，来自科索沃，来自整个巴尔干！”

埃尔多安本来便以口无遮拦闻名，这番话也总算承认了其他若干民族的贡献。但德国基督徒桑德斯由此成为对抗十字军的“安拉之剑”，便着实令人哭笑不得了。

让人稍感欣慰的是，土耳其官方在邀请亚美尼亚总统参与恰纳卡莱百年纪念时表示：“我们在恰纳卡莱并肩奋战，这就是我们为何会将邀请范围扩大到萨尔基相总统。”尽管这是罕见的坦诚表态，但百年纪念仪式却突然改期到4月24日，恰好与亚美尼亚官方纪念大屠杀一百周年撞日，这样的“邀请”自然也没什么结果。

萨尔基相指出埃尔多安并未接受参与大屠杀纪念的邀请，亚美尼亚官方自然毋须回访。他还在回电中提到了堪称亚美尼亚民族悲剧缩影的托罗相，却宣称这位1954年才病逝的军人死于种族灭绝。

或许，正如萨尔基相所说，“和平与友谊的首要关键在于直面自己过去、历史正义与共同记忆的勇气”。但对加里波利战役而言，虽然百年已逝，各方的记忆还是沉重得依然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