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策｜莱尔·戈德茨坦：中美螺旋上升合作关系的三个关键

【编者按】

本文为美国海军军事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副教授、中国安全政策专家莱尔·戈德茨坦（Lyle Goldstein）的新著《相向而行：如何缓和美中之间日渐显现的竞争关系》（Meeting China Halfway: How to Defuse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的序章。由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高级项目协理朱颖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研究生米诗雅翻译，作者本人授权翻译发表。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与美国亚特兰大卡特中心中国项目（The Carter Center China Program）授权澎湃新闻“中美策”专栏独家首发。

莱尔·戈德茨坦（Lyle Goldstein）的新著《相向而行：如何缓和美中之间日渐显现的竞争关系》（Meeting China Halfway: How to Defuse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

自年轻的海军陆战队中尉约翰·燕西(John Yancey)在东北亚某个不知名山丘，亲眼目睹自己半数将领遭中方枪击阵亡至今，60年时光已逝去。随后，他转向那些幸存的部下，说：“坚守岗位，像海军一样从容赴死。”就这样，1950年底，一千多名美国士兵在长津湖战役的猛攻中丧生。

这是一场不该发生的战争，就在两周前，远东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还在威克岛和总统哈里·杜鲁门的一次会晤中确保说，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的几率“很小”，尽管北京高层警告过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就意味着“严重威胁中国安全”。

知史以鉴今。在中美冲突继续呈现危险势头的今天，对所有关心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人来说，深思并回顾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中美间战火纷飞的朝鲜战争，以及在此战役中丧生的美国士兵，都是至关重要的。

冷战及其意识形态已成为历史，但中美之间潜在的军事冲突在过去十年间不断升级，且涉及中国南海、东海、朝鲜半岛及印度洋等更多区域。

目前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冷战早期相比，有一个悬殊差别：1950年的美国正处于鼎盛时期，中国却因数十年的战争及内乱而元气大伤。然而，如今，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实力急剧增强的中国，因此伴随而来的风险也更为显著。考虑到两国综合实力，今天的中美如若交战，用“朝鲜战争”的规模来对比并不恰当，其严重程度将更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也是自一战以来的百年间备受关注的议题。

太平洋两岸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们几乎一致同意这种灾难性的冲突在所难免，但他们至今仍未提出明智有效的理论框架，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把中美关系从灾难边缘拉回正轨。因此，迥异于业内其他中美关系的相关研究，我的这本书开宗明义地集中探讨如何通过双边合作实现“螺旋上升的合作关系”——而非急转直下的趋势。

美国海军军事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副教授、中国安全政策专家莱尔·戈德茨坦。

本书不同篇章共提出了上百条政策建议，不是因为这些政策建议能涵盖所有抑制冲突恶化的政策，而是尝试就双边关系中最棘手问题展开真诚的对话，并给予相应政策方案。

很不幸地，目前中美间对抗已蔓延到地缘政治、经济，甚至文化等各个领域，并显现在全球各个角落。笔者在华盛顿和北京都亲身感受到出于强烈的恐惧和厌憎、零和博弈的心态而导致的敌对及日益危险的相关政策。

就算还未发生，五年内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越美国。同时，中国稳步提升了军事实力和武器科技，某些领域甚至比美国更先进，比如不容小觑的反舰导弹。此外，双边关系的意识形态把民主和市场主导型模式与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对立起来，更在已甚为棘手的事态上火上浇油。

在2011年春季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中，李侃如和王缉思为观察中美关系的学者们审视现实提供了很好的样本。他们得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尽管已进行的60多次中美对话都旨在加强互信关系，中美间正被“战略互疑”的阴云笼罩。

在解释中国对于“战略互疑”的看法时，王缉思坦言：“中国的一些高层官员曾公开宣布美国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这种观念尤其在中国的国防和安全部门以及党的意识形态部门中得到普遍接受。”李侃如也坦呈了同样疑虑重重的美方观点：“美国……担心……中国会试图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又担心中国从根本上把中美关系看成一种零和博弈。”我将在李侃如和王缉思的开拓性报告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地提出新的建设性动议，并汲取他们的灵感以激发更多创造性思维。

实际上，两国领导人都已认识到双边关系正滑向令人不安的方向。2013年6月加州太阳谷的习奥会便是一个明证。会议的安排无疑是积极的——在不设固定日程，也没有很多顾问们介入情况下，让两国元首能共渡很多“自由时光”。会议成果之一就是习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虽然毫无疑问很多人会认为这个概念有些空泛，但不可否认此概念的提出确实表现出中国对中美关系的重视，承认中美关系对于两国和世界而言都举足轻重。也许更重要的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说明北京清醒地意识到了纵容大国间对抗的潜在危险，以及突破这种竞争格局的必要性。

但此后令人忧虑的军事冲突仍在持续，举例来说，2013年12月中美军舰南海“对峙”事件和2014年8月中美战机东海险些走火，都让我们遗憾地意识到，中美关系缺乏稳定基础。

2014年11月北京习奥会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果，如碳排放量、贸易、中美签证互惠及构建军事互信等。习主席提到“滴水成池”，而奥巴马总统说：“中美携手合作将惠及世界。”然而华盛顿外交政策制定者们对此满腹狐疑，奥巴马政府也持相似的怀疑态度。

长远来看，对于如此重要的两国关系，轻忽地对待“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排斥“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很可能对中国战略家们而言意味着，只有美国政府才能制定两国关系的框架，亦或更糟：就算会引起冲突和军事对抗，美国政府对于现有新兴大国和守成国的关系很满意。对中国政府来说，这种做法传达出错误的信息，也很不幸地表明当今中美关系合作的根基尚浅。

我坚信合作的基础是能倾听和理解对方的想法，所以我的这本书在立场上和上述的犹疑态度截然不同。虽然“新型大国关系”目前仅是一个概念，拙著有志于简明扼要地为其填充具体细节。并借助众多中美学者涵盖的信息与观点，以具体建议搭建必要的知识框架，为举足轻重的中美关系奠定坚实基础。因此，我在书中考察了两国关系中包括汇率政策、绿色科技产业，乃至中国南海等主要关节点，以期作为业内人士改善中美关系的实用手册。

在研究国际关系及面对棘手问题时，学者们通常对给出具体明确的动议三缄其口，更倾向于强调价值中立的理论体系。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我在政府的亲身经历，加上和决策者们打交道的经验都证明，更为紧迫的，其实是以严谨的政治学分析为基础，提出明确、可执行的政策建议。也就是说，我们在规范化处理中美关系方面还大有可为，而此关系不仅是本世纪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可能成为未来好几个世纪内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螺旋上升的合作关系

除了常见的考察众多现有中国文献的研究方法外，这本书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螺旋上升的合作关系”，以期在一系列棘手问题上从政策制定方面促进中美关系的稳步发展。我们可以把“螺旋上升的合作关系”看成是“急转直下局势”的另一极，后者这种恶性循环通常被认为是当领导者面对安全困境时产生恐惧和误解的后果。而在螺旋上升的合作关系中，可以通过渐进地相互合作逐步达到更广泛长远的妥协，由此树立起对双边关系的信任与自信。诚然，实施这些步骤并不容易，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只要通过循序渐进的互动，这些步骤将成为政策实施者的实用指南。

“螺旋上升的合作关系”吸收了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等重要传统，在本书中被应用到处理中美关系诸多棘手的政策困境。

实现这种良性循环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确保互惠性，二是必须找到确凿的合作起始点。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需要循序渐进地迈向终点。就算终极目标看来遥不可及，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将带来显著成效。举例来说，如果没有日积月累与持续努力，今天的欧盟就绝无可能成立。

从上述建议的“螺旋上升的合作关系”回到我撰写拙著的初衷与逻辑，我认为本书的前提是：历史不容掩盖或忽视。

因此，我在书中第二章汇集了最新披露的一些中西方处理东亚时局的历史文献，第三和第四章则分别集中讨论台湾问题和经济关系。这些章节也介绍了“螺旋上升的合作关系”这一概念，此模式将贯穿全书。

第五章着重阐述了，中美在环境领域的合作所取得的显著进步，同时特意把焦点集中在涉及气候变化的所有重要议题上。

第六章顺延前述经济和环境关系，进一步讨论中美在发展中国家的互动。

第七章是关于国际舞台上的地缘政治，包括中东局势不稳的困境，以及中美战略性合作可能为此带来多少希望。随后的章节从探讨全球范围内中美合作的可能性过渡到十年来一直困扰东亚政治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威胁着东亚的新兴繁荣，而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让当今世界都目眩神迷。

因此，第八章到十章倡议中美加强合作共同解决朝鲜半岛的频发危机，中日间的敌意及缓解东南亚急转直下的紧张关系。

鉴于印度可能在未来与中国的角色相当，第十一章探讨了印度、美国与中国的三边关系如何能促进稳定和平，而非持续目前不断升级的大国对抗局势。

第十二章总结了一些问题地区间的脉络关系（如台湾和朝鲜半岛地区），并提出了螺旋上升合作关系的终点，着重于中美整体关系的安全维度。

螺旋上升的三个关键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结尾讨论的三个关键点，这些关键问题若处理不当，可能会损害中美螺旋上升合作关系的未来。

第一个关键点是人权问题。美国应该和一个根本价值观不同的崛起国家积极寻求合作吗？

第二个关键点是“G-2”。“中美共治”本质上就不公平且在很多方面都不成熟。其他诸如日本这样的大国将如何反应？就更别提那些在两条大鳄中求生存的小国反应了。

最后一个关键点，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反对意见，即中美接触合作可能导致的“绥靖主义”。如果中国安全方面的顾虑被容忍接受，北京会不会要求更多让步？

我在本书结论部分对这些关键点均有回应。在此当可断言的是，无论是中国人权议题，还是与“第三方”关系的最重要问题，都将从中美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合作式双边关系所产生的稳定发展中受益。至于回应“绥靖主义”的指控，这本书很可能把北京的强硬派惹得比华盛顿鹰派还火大，因为我倡议双方都做同等程度的退让—— 也是唯一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做法，因为任何一方都不能指望把己方意愿强加在对方身上。

我在书中还指出了这样一个现状——亚太地区大部分的紧张关系源自未能创立与真正大国关系相匹配的决策框架。最终和平与稳定的源头将是中美两国首先谨慎地建立协商后的共识，而后再由其他国家和小国进一步修正。对于崛起大国而言，新的世界秩序正需要这样的架构和过程。本书顺应了这一国际政治的新时势。

因此，当看到本书表现出很大诚意要满足北京在亚太地区影响力范围内的需求时，读者无需讶异。如书中自始至终用大量细节指出的那样，这个判断的前提是全球与地区秩序的新时势，以及在现实基础上对中国意图的积极和正面阐释。我们需要谨记，中国并没有海外军事基地，且在30多年里都没有大规模使用过武力。实事求是地说，在世界舞台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给中国一个合适的位置，将真实地有助于美国的发展并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