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母亲磕个头并不违背你的人权自由，但这不能是场运动

2015年9月10日，南通市北城小学组织学生集体跪拜父母，《人民日报》官方微博11日也发布了这一消息，称“532名新入学的小学生，穿仿古装束，和家长一起参加‘感恩礼’、‘拜师礼’和‘开笔礼’等独具特色的入学礼。新生跪在蒲垫上行礼，与父母拥抱”。

这类现象并不鲜见。今年1月11日，上海嘉定斌心学校的首届孝敬文化节上，700余名中小学生向父母行三跪九叩大礼，并膝行至父母跟前，跪听教诲。当时就引发很大争议，有人支持弘扬孝道，也有专家认为下跪是传统文化的糟粕，早该摒弃。

其实，跪拜父母本身算不上什么“封建糟粕”，而是传统家礼的重要组成部分。

给老母亲磕一个头并不违背了你的人权与自由

自西周以降，中华文明基本步入了人文化、理性化的路径，重人甚于重神。民族文化系统中缺乏一个耶和华式的人格神，可以发号施令，惩恶扬善，但传统中国人并没有因此而流于肆无忌惮，仍能保持一份对于天地神明的敬畏之心，这种敬畏正是从尊宗敬祖开始的。

儒学是生命的学问，儒家的人生观建立在对于生命本源的反思之上。《荀子·礼论》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天地化生万物、父母生养我们、圣人开创道统，此三者，就是自然、人生和道德之本。儒家重视报本反始，祭天地、祭祖宗、祭圣贤这三祭就成了儒教信仰的主要体现。

尽管原始儒家重视人格独立，所谓“男儿膝下有黄金”，但对于父母先祖却是恭敬有加，跪拜父母也成了家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影响了整个东亚文明的《朱子家礼》中，婚、冠、祭、丧的种种礼仪，都以祠堂为核心进行，几乎每一步典礼都包含给父母和祖先牌位叩首的内容，正体现了曾子“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之深虑。三祭就是传统中国人最重要的人生信仰，而祠堂就是传统中国人的教堂，是普通人通往先祖和无限的桥梁。眼下，人们纷纷指责中国人没有信仰，这种指责如果放到一些当代国人身上，可以说名副其实；但若是指传统中国人，那就是厚诬古人。

山东尼山村子里一位九十岁的老奶奶曾告诉笔者，她小时候，出远门必须跪拜父母告别，春节走亲戚前要先给父母磕头，回来之后也要向父母磕头禀报，例如“我姑姑向你问好”，以及亲戚家中如何如何。我们看《红楼梦》与《聊斋志异》中古人的日常生活礼节，可见这位老人所言不虚。

中国人珍视家庭伦理，对于亲人之间血浓于水的感情体悟尤深，并设计了完备的家礼系统。如果说传统文化中确有不少糟粕，诸如妇女裹脚和政治等级之类，而孝亲敬老礼中的负面因素相对较少，更多体现了中华文明中的常道。最近看到一则孝亲广告画，上面写着“母亲是家中的活菩萨”，相信任何人性未泯的人看到它都不能无动于衷。中国父母对子女大都怀有一颗菩萨心肠，甘愿为孩子奉献一切。给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磕一个头，是我们知恩图报的心灵需要，是报本反始的人之常情。

然而近代以来，包括给父母磕头在内的种种孝亲礼节统统成了“封建糟粕”，“文革”中甚至发动儿子揭发父母，这是破坏文明底线的疯狂举动。全面反传统思潮的根源在于一种思想误区——将一切传统伦理道德与民主自由完全对立起来——这是混淆了政治和人伦两种不同的界域。民主自由是政治权利，系于社会法权；孝亲敬老是人伦道德，属于家礼范畴，二者之间并不截然对立。如果认为给老母亲磕一个头就违背了你的人权与自由，那只能说明你的思想丧失了基本的分辨力，无法将政治与人伦区别开来，而此种混淆，差不多是近代以来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尤其如此。托克维尔曾说过，美国的民主是建立在美国优良道德传统之上的，他把后者视为前者的地基。从东亚现代转型的经验来看，最早完成现代转型的，恰恰是那些比较好地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的国家和地区，而那些全面打倒传统文化的国家或地区，反而陷入了更深的转型困境，这是破坏文明底线的必然结果。

中国人不给父母先祖磕头的时间久矣！如今，遗弃、辱骂甚至殴打父母的案例倒是不断涌现。一些专门调查乡村老人自杀问题的社会学者发现，老无所养和没有尊严，是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

叩拜父母是家礼，不宜变成公共行为并用行政指令来推动

尽管如此，我对小学组织学生集体跪拜父母，却是无条件地反对。因为校领导似乎完全不明白叩拜父母礼的性质和意义。

中华民族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对于礼仪的性质与功能区分向来关注，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中，叩拜父母属于家礼范畴。先秦儒家对于公私领域有着严格区分，提出了“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的原则，也就是说，齐家之道在于情感重于法则，社会治理则是公义重于情感。就像在家里的所言所行不能都搬到大街上公演一样，叩拜父母的家礼也是如此。该校将两种不同的礼混为一谈，将其由家庭行为变为公共行为，用古人的话说，“非礼也”！

其次，家礼本身完全不适宜用行政性指令来推动。礼是“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家礼更是缘情而作，真情实感是其必不可少的基础，自动自发是其重要特征。家庭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组织，它以血缘亲情为纽带，其中无时不在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伦理，是各种家礼产生的天然温床。如果一个人没有此种情感的觉醒，而对其强迫实行，就是丧失了礼的内涵和基础。这是将基于性情自觉的礼，蜕变为强制性的法，混同了儒家和法家的根本区别。孔子当年曾经感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一发问直指礼乐的本质与核心，直到今天并未过时。

作为教育家，孔子早就发现了强制与教育之间的本质差异。孔子赞成为父母守丧三年，弟子宰我却在课堂上对“三年丧”提出了质疑。孔子并没有强迫他非如此不可，他对宰我说：你想想，父母从小抱了你三年，你才能够自己下地活动；现在父母去世了，你很快就载歌载舞、喝酒吃肉，汝心安乎？

这种心性的启发和循循善诱才是儒家教化的本质特征。师长的任务正是启发而非强制，否则，他就不是老师而是法官了。由此可见，南通北城小学统一推行叩头礼，却放弃了作为教育者更为艰苦细致的工作：心性启迪和情操培育。

北城小学副校长范崚瑱在接受《南通日报》的采访时表示，新生入学礼，是当前江苏省开展的未成年人“八礼四仪”教育的一项内容，“主要包含感恩、尊师、励志三大主题，希望给孩子一个快乐、新奇、印象深刻的仪式记忆”。这听上去很有意义，可是，历史上基于良好的动机的错误数不胜数。问题不仅仅在于重振礼仪的良好动机，更在于复兴礼仪的方式方法。

儒学的形式化和政治化，可能牺牲儒学的真谛

在经过了百年厄运之后，儒家面临着“一阳来复”的关键历史机遇。但是，目前儒学面临的最大问题尚不在外部，而在内部。由于学校的儒学教育已断百年之久，国人大多已不知孔子的教诲究竟为何物，其中包括一些正以巨大热情从事儒学推广的人士，他们对于儒家学说缺乏基本知识，却以某种近乎狂热的情绪投身儒学复兴事业——这是我们这一时代特有的现象——但绝不是儒家的福音。缺乏儒家基本知识，很可能陷入耶稣所说的瞎子为人领路的困境，他们的热情越高，干劲越大，给儒家造成的危害反而有可能越严重。因为以极大热情投入一种自己并不真正了解的事业是危险的，往往会产生悲剧性效果。

从现实情况看，目前儒学发展急需注意两大问题。一是由于推行者完全隔膜于儒学的内在精神，只能热衷并陶醉于各种外在活动，将儒学形式化、秀场化、娱乐化，结果招致社会上更多的反感和反对。因此，儒学复兴不能搞运动，为父母磕头同样不宜搞成运动，这不符合儒学的内在本性，也有违为父母磕头作为门内之治的属性。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是最为真诚的学问，它注定与一切作秀般的招摇过市无关。

二是热衷于所谓“政治儒学”，竭力要将儒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甚至大发极端之论，将儒学与民主法治对立起来，表面上好像是抬高儒家，实际上是在贬低和祸害儒家，为攻击儒学是愚民工具的人提供了新的口实。从根本上讲，儒学是教化之道，它是心性的、内在的，又是开明的、理性的，原始儒学尤其如此。儒学本身从不缺乏现代转型的思想资源，孔子本人就是谦虚好学而又与时俱进的。

中国人向来重视中庸之道，察中庸之本意，在于为人处世要把握最佳的度。可是从历史经验看，中国人做事往往最难中庸，常常陷入过或者不及的两难处境。不幸的是，我们在儒学复兴上面临着同样的困局，从运动式的批孔，到运动式的复兴，在这两级摇摆中，最有可能牺牲的，是儒学的真谛和精义。这是一切真正关心儒学命运的人所不能不反思和辨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