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双十节”记忆：民国首个国庆日是如何诞生的

每年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纪念日，也是民国时期的国庆节。国庆作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节日，其在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架构的过程中，自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而对于双十革命的最初发生地武汉而言，这一节日更有特别的意义。

“双十节”的诞生：湖北革命党人力争而来的国庆节

作为亚洲第一共和国，确立国庆节成了中华民国构建新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项重大任务。其时，“国庆节”对中国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如何确立这一节日自然产生了诸多争执。

政府层面最早讨论设立国庆节的问题是在1912年7月10日北京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上。在这次会上，政府首先提出了设立国庆节的三个方案：清廷下诏逊位日、袁世凯就职大总统日和南北和议协定日。

面对这三个备选方案，来自湖北的教育代表，同时也是武昌首义的参与者李廉方当即表示抗议，并提出应以武昌首义日（即公历10月10日）为国庆。对此提议，会场上最初出现了颇多反对意见，李廉方随后再次发言，动情晓理地力陈其理由：美国的国庆日是宣告独立的7月4日，法国的国庆日是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的7月14日。中华民国建立共和政体，正是追随美、法革命的步伐，我们当然也应该学习它们的通行做法，以首义日为国庆日。

李廉方（1878-1959），又名步青，湖北京山人，著名教育家，清末湖北学界革命先驱。

在李廉方慷慨演说后，全场态度为之一变，表决时四分之三的与会者赞成通过这一提议。随后在9月底的参议院会议上，以双十武昌首义日为国庆日的议案也获得了通过。由此，经过湖北革命党人据理力争，双十终于正式成为中华民国国庆日。

1912年10月10日当天，除了首都北京举行纪念活动外，首义之地武昌也举办了规模不菲的纪念大会，“踵事增华，不亚首都”。位于紫阳湖畔的前清皇殿改为“烈士祠”并被修葺一新，在祠内设立了纪念大会的主会场，入口和出口处悬挂这“幕开东瀛”、“政媲北美”匾额。祠内供奉有彭刘杨三烈士、湖南都督焦达峰等人遗像，而会场内外，更悬满了众多对联。如黄兴撰联：“江汉汤汤，这似水流年，常记取八月十九；风云郁郁，愿中华民国，继自今万岁千秋”。

1912年双十国庆武昌庆祝大会会场——辛亥首义烈士祠遗址，原址现仅余大门牌坊。

在紫阳湖畔距离烈士祠不远处有一座六角亭，名曰“胜利亭”。亭内立有一块不大的汉白玉石碑，上书“民军起义国庆碑”七字。这样一块朴实无华的石碑，正是民国元年双十国庆留在武汉的珍贵见证物。

“民军起义国庆碑”这一词语组合，初读似略显怪异：为何不称“民军起义纪念碑”，或“中华民国国庆纪念碑”，而要将“民军起义”与“国庆”组合在一起呢？这正是意在宣示：中华民国之国庆，不是系于谁的退位或就职，而是以民军的首义为国庆。这一国庆首先是献给这座城市的英雄市民的。这样一块纪念碑，可以与美国列克星敦独立纪念碑、法国巴黎攻占巴士底狱纪念碑比肩，在中国几千年王朝更替的历史上，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崭新意义。

当然，首个国庆节之后，中国的情势却并不那么光明，首义之区武汉也同样如此。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武昌城“起义门”、“聚义门”又恢复了原本“中和门”、“通湘门”的名称。至于为何复名？据说是因为段祺瑞认为“起义门”、“聚义门”两个名字“致军民脑筋易起浮动观念”；而曾经动议在武汉修建长江大桥以作为辛亥首义纪念桥的构想，也因为军阀混战而化为泡影；袁世凯称帝时，“民军起义国庆碑”也一度遭到毁损。

武昌紫阳湖畔的“胜利亭”和亭内的“民军起义国庆碑”

再克武昌：1926年首义之城进入国民党时代

1926年夏，国民大革命的浪潮伴随着北伐军的行进开始席卷南中国。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北伐军便兵临武汉，分别于9月6日和7日攻克了长江北岸的汉口、汉阳，由于城墙坚固，8月底便被包围的武昌城久攻不克。

不过，武昌城战事的胶着并不影响国民政府和北伐军在长江北岸热烈情绪。在占领汉口的当日，国民党便组织了数万群众参加的反英示威游行，抗议万县惨案。游行群众包围英租界，抗议口号声震耳欲聋。

到了10月9日，北伐军总司令部决定次日上午在汉口济生三马路举行国庆市民大会。第二天市民大会如期举行，会上突然传来消息：吴佩孚军缴械，武昌今晨已克复！顿时全场一片欢腾，气氛热烈至极。

1926年10月10日汉口市民国庆纪念大会

武昌城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在武昌首义十五周年这一天攻克武昌，对国民党而言自然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巧合。路透社描述了当日汉口的情形：“……民众大会游行街市，庆祝国庆纪念日，各机关均悬灯结彩，全城之南军旗帜蔽满天空。”

这次市民大游行，从英租界开始横穿了汉口市中心最繁华的街区，直至夜间，仍有市民“提灯游行”，人潮不散。这一天的汉口出现了久违的市民热潮，以至于紧张不已的英租界当局不得不全天戒严防备意外。

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这样评论：“真正革命的势力自民元年在武汉举行一次国庆纪念以后，一直今年（十五年）国民党的势力因战胜吴贼，又在武昌举行十五年的国庆纪念节。在今年的纪念节当中，比以前十四个年的国庆纪念，其人民欢欣鼓舞之热烈，当胜过万万倍。”

《民国日报》报道北伐军双十当天攻克武昌消息

尽管武汉的第十五个双十节，在一次空前规模的群众性狂欢中度过，但随着国民党时代的到来，双十节在全国范围内悄然发生着变化。自诩为“真正革命势力”的国民党，在随后的“训政”时代中，建立起一套民国以来最系统和强势的意识形态体系。在这套体系之中，领袖和政党的崇拜泛滥起来，“孙中山”开始成为双十节的纪念主题。

在武昌蛇山南坡有一座首义公园，该园始建于1923年，是武汉历史上第一座现代市民公园。建设首义公园的构想最早由章太炎于1922年提出，他同时提议在园内建立一座首义纪念碑，然而该园日后建成的第一座纪念碑却是“总理孙中山先生纪念碑”。

与此同时，武汉市内的各种符号化的“中山”开始涌现：汉口市第一公园改为“中山公园”，国立武昌大学改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同时政府订制了两尊孙中山铜像，分别安放于武昌阅马场红楼前和汉口三民路口，而武昌城墙拆除后新建的马路也被命名为“中山路”。国民党当局如此热衷于制造“中山”符号，其主观动机显然不只是弘扬中山先生事迹。当“中山”几乎成了武汉双十节的唯一主题时，显然与庆祝双十节的初衷已经发生了偏差。

落成之初的武昌蛇山首义公园“总理孙中山先生纪念碑”（左）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旧址前新建的孙中山铜像（右）

沦陷前夕的爱国狂欢：1938年再次沸腾的武汉城

在北伐之后十年的时间里，武汉城市发展取得了许多成就，可在这段漫长的“训政”时代中，这座曾流淌着澎湃热血的城市，却平静了十年。随着全面抗战的开始，武汉再次沸腾起来，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1937年底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了中国事实上的战时首都和抗战大本营。在随后的武汉抗战时期，这里不仅是党政军要员和国共两党高层人士的云集之地，更成了全国文化抗战和全民动员的中心。

1938年民众和军人在汉口市区江汉路举行保卫大武汉游行

在这一段峥嵘岁月中，武汉度过了第二十七个双十节。尽管这一年的夏天，“保卫大武汉”的热潮高过了这座城市的温度，但9月以来，武汉周边战局已日渐危急。当月28日夜，长江防线上的最后屏障——武穴田家镇要塞失守，武汉门户洞开。面对严峻的局面，紧张严肃的情绪也逐渐弥漫在市民周围，武汉似乎已成了沸鼎危巢，就连当年的中秋节，市民也“并无往年享乐景象”。

然而就在双十前夜，前线开始传来胜利消息，中央社称“直至深夜，市民犹向本社探询，其期待胜利之热烈情绪，实非楮墨之可形容”。双十当日，晴空万里，上午九时许，薛岳兵团在赣北取得万家岭大捷的确切消息传至武汉，笼罩全市的紧张氛围顿时一扫而空，转而进入了空前的沸腾浪潮之中。

第二天的《新华日报》报道了这日武汉的盛况：“这个消息似个火把，立刻燃着了汉市人们的心……汉市的民众为这个胜利的消息兴奋得发狂了，到处贴着捷报，到处响着鞭炮，电声公司更在它的三层楼上装置了扩音机，播送《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当那雄壮的歌声发出，每个从它前面走过的人都像被音乐调整了步子，不后退的向敌人阵地冲进一样。”

1938年10月11日《新华日报》整版报道武汉国庆节盛况

汉口三民路总理铜像、武昌彭刘杨三烈士纪念碑等地，成了鲜花和游行群众的海洋。到了下午，汉口市内从兰陵路口至民权路口的沿江路上，站满了欢腾的民众，蒋介石乘坐军车检阅了这数万人的队伍，其所到之处，欢呼不绝，声彻云霄。入夜之后，游行群众依然热情不减，再次横穿汉口市区，聚集到三民路总理铜像前高唱歌曲。还有众多民众在不同的地点举行了军民联欢会，气氛蔚为热烈。

继1926年之后，武汉又一次在全城民众大狂欢中度过了国庆节——同样是捷报，此次面对外敌入侵所获得的胜利，显得尤为令人兴奋，市民的爱国热情取代了空泛沉闷的政治教条和偶像崇拜。

尽管万家岭大捷这样的局部胜利，并不能扭转武汉行将沦陷的大势，但这场难得的胜利，仍是武汉双十节历史记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当天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其中动情地写道：“长白山的雪，黄河扬子江的水，南海的波涛，蒙古西藏的高原，西北的风霜，将永远伴着中华民族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徽，雄立于世界，万世无疆，这应该是我们对双十节永久的颂祷。”其言语间所流露的，正是1938年武汉双十节所洋溢的浓浓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