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探访北大燕京学堂：已低调开学，争议仍未平息

9月，北大校园内的静园草坪已经恢复了宁静。去年5月，北京大学首次对外宣布正式启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计划。由于选址在核心公共区域静园及何谓“中国学硕士”等问题，引发北大师生的反对和公众的质疑。

去年8月以来，燕京学堂最初设立时掀起的轩然大波本已趋于平息，但依然有很多大家关心的问题没有得到官方的正面回应，即便是当时讨论最为激烈的静园、学制等问题，校方给出的信息也是模糊其词。为了了解这个大张旗鼓的“高端”硕士项目的真实面貌，澎湃新闻记者前往燕园一探究竟。

“静园卒了！”8月21日晚上，一个以此为名的帖子出现在未名BBS上。再次将石子投向了平静的水面。楼主提供了一张模糊的截图，其中“六院”依稀可辨，而静园草坪正待修葺。这个帖子担心草坪将被拆除，在朋友圈内疯转。第二天，一位学生开始辟谣：只是修整草坪而已。风波随之平息。

两周后，开学前夕，一篇网络热文贴出了燕京学堂单人宿舍和本校部分博士生所住4人间的照片，对比强烈，文章重申了燕京学堂的学生可能拿到每月2000美元的奖学金，该数字是学校方面之前的承诺，待遇的强烈反差再次激起了广泛的批评。

另一个令北大学生愤慨的事实是，在去年的校方见面会上，北大常务副校长、燕京学堂院长刘伟曾承诺燕京学堂开设的课程将对全校公开，各院系的学生都可以选课，然而直到第一轮选课结束，学生们也没有在选课系统中见到燕京学堂任何一门课程的踪影，校方也未对学生的质疑做出任何的回应。

神秘面纱下的燕京学堂

校方对学生的质疑尚不回应，对媒体的态度更是十分谨慎，并且要求学生也尽量避免与媒体接触。澎湃新闻记者从12日开始连续三日前往位于燕南园66号的燕京学堂办公室，希望向官方了解学堂的基本信息，都被工作人员以“马上就要举行开学典礼了非常忙”、“负责人不在行政人员无权做出回应”等理由拒绝。在被问及能否对负责人进行电话采访时，工作人员称采访需首先经过正规途径申请，记者按工作人员的要求发了申请采访的电子邮件，目前尚未收到任何回复。

9月12日星期六下午，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举办了低调的开学典礼，迎来首届96位“燕京学者” 。典礼上，校长林建华、捐款人曹其镛（香港永新集团副董事长、百贤教育基金会创办人兼理事会主席）、国际关系学院袁明教授、加拿大大使赵朴（Guy Saint-Jacques）、中外学生代表和燕京学堂院长刘伟依次发表讲话。典礼和交流环节结束后，在位于北大东门附近的博雅国际酒店举行自助餐会。全部流程没有邀请任何一家校外媒体参加。

澎湃新闻记者观察到，校方放弃了之前在静园草坪中动工开建的计划，转而改造了静园南部的原第二体育馆（“二体”），在其南侧重建了大量地下空间。

宿舍的地址也不同于校方去年5月的设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燕京学堂项目参与者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燕京学堂的宿舍确实如网上所说设在静园西面不远的勺园6号楼，但楼内还住着其他院系的留学生。此前，校方设想将环绕静园四周的六个四合院设为宿舍，但引起了师生巨大的反对意见——这六个院落中，“四院”原是哲学系、“五院”原是中文系办公用地，是北大人的温馨记忆。

目前的六个院落中，靠近“二体”北门的“三院”将作为燕京学堂的办公场所，教室则使用“四院”的小型教室和“二体”地下的两个阶梯教室，但二体仍由学校管理而非学堂所有。

由于去年的风波，校方的计划一直在变，唯一不变的是时间进度。今年5月5日，“燕京学堂”计划宣布一周年之际，学校低调完成了首届招生。

记者又来到二体地下的阶梯教室，燕京学堂的学生已经开始上课，有趣的是，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摆放着印有学生姓名的名牌，记者只好放弃旁听的计划。

学生上课时在课桌上摆放自己的名牌，在北大并非燕京学堂首创。早在2013年，光华管理学院就开始实行“名牌”制度，学院规定学生在上课时必须带名牌，持有名牌卡的本院学生在教室前部就坐，其他院系的选修学生和旁听生在教室后排就坐。这个制度当时就遭到了北大学生的强烈反对，批评光华是“国中之国”，但这一制度目前仍在实行。

燕京学堂学生的初体验

据了解，燕京学堂的首届96位学生来自全球34个国家，其中包括24个中国学生和72个外国学生。之前的报道中的总人数是99个，但录取的75名外国学生中有3人因为个人原因推迟或放弃了这个项目。

这些学生都是激烈竞争后才得到了学堂的“门票”：中国学生首先要在所属院系获得保研资格然后再经过一轮筛选，而外国学生的录取率不到25％。

外国学生中，完全没有中文基础、有一定中文能力和中文程度相当好的人数各占三分之一，但无论程度如何，项目规定外国学生都必须修满4个学分的中文课，中国学生则必须修第二外语。

至于研究兴趣，对国际关系和经济管理领域感兴趣的各占30%左右，余下40%偏向人文社科等领域。现在，学堂邀请了10位学术指导老师，主要负责帮助学生了解北大的学术资源。一个学术导师差不多要带10个学生，一些学生的研究兴趣可能跟导师并不十分吻合，但导师会介绍校内外相关领域的学者给他们。从第二学期开始还会有硕士论文指导老师。

因为中西方教育模式的不同，外国学生有着更为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人生经历，对中国抱有好奇心，而中国学生则比较焦虑，更加看重项目的实用性。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中国学生表示，选择这个项目确实有压力，但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一方面是觉得确实对自己的专业有所帮助，另一方面在这个项目中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的交流可能会比出国留学更加深入。

至于受到普遍关注的待遇问题，相关人员均称网上长期流传的每月2000美元的传言不实，实际上要低得多，但不方便透露具体数目。不过，在微信公众号“北窗”14日刊发的《燕京学堂：争议从未平息》一文中，作者Steed提供了一张“燕京学者”录取通知书中奖学金说明文件的照片，具体内容包括免除学费、一次从家乡到北京的往返机票、12个月每月3500元人民币的生活费、12个月的校内住宿（单人间）以及800元医疗保险。

据了解，扣除学费后，北大2015级普通博士生一等奖学金月均为2800元，往届博士生最高奖学金为2000元。硕士研究生的奖学金各院系略有不同，基本情况是一等奖学金月均为1000元，二等奖学金为700元。

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燕京学堂的几位中外学生。

一位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的女学生告诉记者，她本科时的专业是英国历史，学习过中国历史和中医，因此对中国产生兴趣，来燕京学堂想要学习的方向是历史与考古。她此前没有学习过中文。

另一位来自英国的学生说，他觉得目前为止一切都进行地十分顺利，对燕京学堂的教员们印象很好，北大的校园十分便利，北大的学生也很友好，非常喜欢中国的食物。

曾在意大利和英国学习的Nick已经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了半年汉语。在燕京学堂项目中，他选择的专业方向是文学与文化，毕业之后，他还想继续申请博士。他还提到外国学生们对关于燕京学堂的争论也有所了解，大多数人认为应该通过基于真实的信息进行更好的沟通来解决问题，很多不实的传言导致了双方的误解。他认为，燕京学堂想要扮演的角色是融入整个北大而非孤立在外，他自己就想要选一些其他院系的课程，学堂方面表示正在尝试帮他们在其他院系选课，但是并不能保证一定能选上，因为首先需要其他院系“接受”他们的申请。

一位中国学生表示，他明显地感受到了不同文化的冲击，“ 外国学生的年龄不一定比你大，但人生经历丰富很多，生活方式和观念上的冲击都很大。”在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的交流方面，他认为中国学生可以更放得开一些。“外国学生都很热情，开学前的几次活动基本都是外国学生筹备的，外国学生组织的一些活动邀请了中国学生，中国学生中也有人积极参加，但参加的人数并不多。”当然，外国学生热衷的派对、酒吧等活动中国学生也确实不一定感兴趣。

争议平息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

事实上，从去年7月底官方发文表示静园六院不作为学生宿舍开始，到今年8月底以前，校内对燕京学堂事件的讨论热情基本消退了。

某位曾经参加过去年7月9日那次著名的座谈会的学生告诉记者，最近有人问她：“你之前不是反对这个还去闹过吗？怎么最近不去闹了呢？”

听到这句话，她说，心寒。“同样都是学生，为什么你们所有的情绪都是我们来帮你来抒发？”至于后来为什么不再去抗议，她说，一是学校不再组织座谈会，二是她发现反抗并不能改变什么。

事实上，像她一样真正站起来向校方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从来不超过20个。校方承诺不动静园，六院不作为学生宿舍使用后，风波渐渐平息，静园小组不再活动。至于这个项目学理上的讨论，似乎并没有人再去关心。

北大学生的态度大部分是：内心抵触，外表平静。顶多在未名BBS上，在朋友圈里骂骂，以实际行动抵制学堂项目的，少之又少。开学前后，未名BBS上出现了一些号召各个社团在招募新社员时抵制燕京学堂学生的帖子，一个社团负责人收到燕京学堂外国学生的报名邮件后在社团的微信群里同大家商量， 最后这位负责人仍给这名留学生发了一张报名表，并表示很高兴她对自己社团感兴趣。“当然，如果大家都愿意抵制这些留学生，我也会加入抵制的行列。”他说，“但是显然没有人会真的去抵制。”

尽管反对的声音趋于平息，但很多根本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

官方对很多事情的说法都模棱两可。静园不再作为燕京大学的学生宿舍，部分建筑用作办公和教学对大多数师生来说是可以接受的结果，但是具体的安排至今都没有公开宣布。

学制方面，根据北大历史系教授辛德勇的说明，教育部去年9月20日曾指示燕京学堂“对中、外学生, 必须同等对待,一律不得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最低年限两年 ”。目前看来，燕京学堂项目的学制虽然从原先的一年延伸到了两年，但第一年完成所有课程，第二年参加实践活动、独立研究或交流交换并完成学位论文的安排并不是很有说服力。而且, 燕京学堂中，外国学生的住宿和奖学金按12个月提供，也就是说第二年就不再需要留在北大，而中国学生则必须在学校留满两年，奖学金按24个月发放每月的数额，为外国学生的一半，似乎对中外学生也没有完全“同等对待”。

关于研究方向，北大研究生院去年9月中旬公布的专业目录中燕京学堂中国学下属4个专业：“哲学与宗教”、“经济与管理”、“法律与制度”和“公共政策”；此前学堂公布的6个方向中的“文学与文化”、“历史与考古”已经见不到，但是燕京学堂官网上的英文课程大纲中仍旧列出了6个方向，并且上文已经提到，记者采访到的燕京学堂的外国学生也有表示将要学习的专业是“历史与考古”和“文学与文化”。

而燕京学堂方面向全校开放课程的承诺也未能兑现。熟悉学堂项目的教员称，核心必修课因为课堂容量光是满足学堂自己的学生就已经十分吃紧，而且学堂注重小班教学，以研究型课程为主，可能确实难以对全校开放，但选修课应该是会开放的，只是课堂人数仍由授课教员决定，这一点和北大其他院系的课程安排并无不同。目前本学期的第一轮选课已经结束，本周和下周是补选阶段，燕京学堂的选修课程是否会在补选阶段放出，很快就会有结果。

上文提到参加过座谈会的学生说，“我是怕以后越来越多这种趋向，各个院系都往这种国际方向发展。世界一流大学肯定是国际化的，反过来不一定成立。”她还一直对前校长的态度耿耿于怀，“他当时回应说，你们不要闹了，以后会越来越多这种项目，习惯得了。”

一名北大在读博士生说，特权问题是燕京学堂最根本的问题之一。燕京学堂的高调姿态让人们担忧精英化是否会成为中国大学变革的趋势。“中国一流大学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让那些出身寒微、家境贫困的学生也能够有机会凭借自己的努力接受最好的教育。而燕京学堂这样的项目与教育公平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当燕京学堂讨论中国学的时候，他们在讨论什么

中国学的学科合法性也是燕京学堂受到诟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北大英语系教授、系主任高峰枫在去年5月发表的第一篇质疑燕京学堂项目的文章“谁的‘燕京学堂’”一文中，一项关键的追问就是这个项目到底是“高端学术研究”版还是“领袖训练营”版。尽管主办方至今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但种种证据显示，燕京学堂的中国学项目明显偏向社会科学，走的是实用路线。

燕京学堂院长刘伟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学在关注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同时，更关注当代中国与未来世界”。事实上，去年7月燕京学堂办公室主任姜国华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就已明确表示，燕京学堂培养的是理解中国的，但以后会从事各行各业的人才，“比如去世界银行或者世界卫生组织，去美国联储，去各种非营利组织，去世界各个地区的政府部门，甚至去企业如GE、投行。”

今年5月开始，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公众号陆续推送了4篇题为“当我们谈论中国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的系列文章，其中对于中国学的定义是“在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社会和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问题的一门学科”。这个专题共四篇文章，上一篇，下三篇，为“法学篇”、“经济篇”、“管理篇”，分别由燕京学堂核心必修课“变革中的中国”的三位主讲人讲述自己对于中国学的理解。

“中国学”这个二级学科的合法性曾经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著名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和密歇根大学教授谢宇是燕京学堂《当代中国社会》主讲人之一，日前他在燕京学堂的讲座谈到对跨学科的理解时称，“中国大学的学科分类是比较死板的，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严格区分在世界范围来看是少见的。学科分割是人为的，但学术研究是互通的，不同学科都在关注现实发生的问题，它们之间需要很好的沟通。”他还通过自己的经历来说明跨学科的可行性，他说自己本科学习工学，硕士学习历史，博士转到社会学，现在同时是社会学教授、也是中国研究教授、统计学教授、公共政策教授、人口研究教授、社会调查教授。

燕京学堂项目的参与者称，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在中国学这个框架下培养起学生对中国某一方面的兴趣，确定一个研究课题来完成硕士论文，论文希望是跨学科的”，指出录取筛选时更看重候选人多样化的学术训练背景和研究方向的开放性，而不是单纯某一方面的知识积累，并举例说明有一名外国学生在本科期间曾在世界各地做过医疗方面的调研，加入燕京学堂项目后，想要研究中国当前的医患关系问题，还有一名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关于欧美军事法的研究，曾采访了上千名英美加拿大军事人员，希望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军事法的发展。

燕京学堂的学生也明确表示这个项目是“问题导向式的，不是学术导向，研究问题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效果、影响”。

这样看来，燕京学堂项目早期宣传中着意突出的文史哲方面的优势很可能是一种过度宣传。学堂方面的考虑可能是为了吸引优秀的生源，但是这种名实不符的宣传显然是不恰当的。高峰枫对澎湃新闻记者说，“就像前一阵子侯孝贤的电影《聂隐娘》一样，观众中有骂的，也有说好的。但批评的一方有一个说法能够站住脚，就是说如果你拍的是一个文艺片，那宣传的时候就不应该说真实地还原历史。你给观众巨大的期待是一个武侠片、动作片、历史片，结果拍了一个很闷的文艺片。这就是宣传的问题。”

另一种解释是，要向完全没有知识背景的人讲授传统人文学科的课程，难度要比社会科学大得多，因此也可能是学堂在课程建设的过程中遇到了实际困难而不得不做出调整。

官方为何始终不愿发声？

燕京学堂主办方经历了去年的争议吸取了教训，不愿让风波超出学校可以控制的范围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为什么很多基本的事实在校内也不公布呢？对于每月2000美元的传言、对于静园六院全部划归燕京学堂的猜测，如果校方将事实公之于众，对于改善学堂在全校师生中的形象显然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形下，校方依然一次次地选择沉默到底，实在令人费解。

中国的高校的行政化本身就决定了民主的基因和机制的缺乏，顶层的设计、项目肇始真正的原因、资金的来源等根本性的信息无法公之于众。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今年3月发布的高校教育信息透明度指数报告中，北大排名第62，清华大学位列26名。

报告发布后，新闻系学生对此进行了调查。调查中，法学院的王锡锌教授分析信息公开现状时指出，信息公开与去行政化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他认为行政化的根本原因是外部对学校的限制，比如校长的产生，各种资源的获取、考评都是走的行政化的程序。“这种行政化内部控制自上而下，有一种抵抗信息公开的倾向。现在高校比行政机关更行政化，其原因在于内部学生的推动力和外部的监督力不够。”这样看来，校方在燕京学堂项目上的回避态度并不是特例，很大程度上是治理结构的自然结果，短期内也很难看到变化。

相比于官方的冷漠态度，在燕京学堂事件中，北大师生、校友的热情参与是令人感动的，静园小组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收集了3000份关于燕京学堂问题的意见，啤酒学报整理的《燕京学堂文献汇编》超过2000页。高峰枫说，师生出于对学校的关心，大声疾呼，表达了很多看法。但学校始终没有做出一个真诚的、公开的回应，“这种心态非常不利。如果将可以澄清的信息公开，把不实的传闻破除掉，大家的敌意也许就会稍微削弱一点。否则，如果学生中抵触情绪继续存在的话，可能就达不到培养对中国的友好人士这样的预期，甚至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事实上，尽管大多数的北大学生并没有旗帜鲜明地抵制燕京学堂的学生，但只要内心的反对态度存在，就很容易产生隔阂。

另一方面，在燕京学堂风波的过程中，当反对的舆论激烈到一定的程度，官方也确实有所退让，既可以看作是人文精神的力量体现，也昭示着制度的不完善。

《南方都市报》去年一篇文章中就提到：“学堂改变选址的结果更多的是基于行政权的自觉和让渡，并非高校去行政化和民主决策的制度性成果，因而具有多种不确定性。” 高峰枫认为，“校方没有积极地去修复燕京学堂一开始所引起的不满情绪，很多安排似乎都是权宜之计。比如有老师质疑一年制，于是培养计划就改成两年制，第一年完成课程，第二年做所谓的社会实践。感觉总是在做修补工作。”

如果校方在各种事情上都采用这种逼不得已才做出反应的消极态度，哪怕师生的反对最后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师生们仍然会觉得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民主的胜利也就变得不那么纯粹，这对于双方都远非最好的结果。

【2015年9月18日更新】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于9月18日公布了2015年秋季开设的10门课程，称学堂选课人数及上课地点、教室容量刚刚确定，10门课程均为英文授课。校内其他院系的学生可发邮件到燕京学堂办公室申请选课。

具体课程信息见原文链接：http://tinyurl.com/ot6jxb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