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务实，要么灭亡：日本国立大学改革中的文科专业

日本文部科学省今年6月面向国立大学发布的一纸通知引起社会广泛热议。这则《国立大学法人等组织及业务全面检讨通知》（下文简称“通知”）敦促国立大学在“重新定义自身使命”的基础上进行组织改革，并特别要求“教员培养类和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院”在制定改革方案时，应考虑“18岁人口减少的现实情况、社会人才需求、教研水平能否得到保障以及国立大学的职责等因素，废除（不符合条件的）专业或使其积极向社会需求较高的方向转变。”

尽管“通知”在后文中也强调大学的自治精神，声明这些要求并非一刀切地适用于所有国立大学的各个专业，文部科学大臣也在随后的国立大学校长会议中表明“并没有认为文科专业不重要”。但8月底，《读卖新闻》针对日本各国立大学校长的问卷调查显示，日本全国60所开设有文科专业的国立大学中，近半数计划从2016年度开始撤销部分文科专业。

9月21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官员松尾泰树在南京参加活动期间，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指出，文部省的本意并不是要“去文科化”，把人文学科作为改革的重点不仅不是“消灭文科”或者“轻视文科”，恰恰是重视文科，“希望文科思考能为社会作何贡献，在这一思考的基础上拿掉不必要的东西，增加必要的东西。”

不论说辞如何委婉，中心思想还是要让文科务实、为社会所用，否则就任其灭亡。

从“改革方案”到“全面检讨通知”

事实上，文部省的这一举措的背后是政府关于国立大学应该“各有所专”的主张。这一主张最初成形于2013年底文部省发布的《国立大学改革方案》。《方案》指出日本现在面临新的社会经济形势——全球化日益加深、国内18岁人口逐年减少、产业竞争力衰退，各国立大学应最大限度发挥自身强项和特色来应对新形势，在今后发展中朝以下三个方向强化：世界性教研据点，负责世界尖端科研创新；全国性教研据点，负责开展全国顶尖的科研活动和与世界接轨的教学活动；地方活性化核心据点，负责培养适应地方需求的人才，解决地方课题。这三个层级的据点各司其职，分别负责应对全球化、国内以及地方上的需求。

在此基础上，去年10月日本财务省公布了《文教.科学技术关系资料》，指出目前日本的国立大学并没有很好地履行大学的社会职责，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学术影响力低下，投入的经费与产出不成正比，在国内也无法有效应对少子化、老龄化、地域振兴等社会需求，并表明在国立大学改革方面将会通过运营经费的“倾斜配给”来促使国立大学明确自身定位。

也就是说，各国立大学“各尽其职”的程度将成为今后政府拨款的衡量标准。此前，国家的经费配给的主要依据是大学教员和学生人数，积极尝试学科改革的大学和消极不变革的大学获得的经费没有明显差别。今后的经费配给上将重点支援自身目标明确、改革成效显著的大学及其重点（强势）专业，至于这些大学的“弱势专业”，则将和改革不利或态度消极的大学一样，面临“合理化”重组。

从内容不难看出，今年6月的通知是对上述两份文件中“各有所专、各尽其职”主张的延续，而选择在国立大学第三期改革（注：日本国立大学2004年开始独立法人化改革，以六年为一个改革周期，即将开始第三个六年计划）前夕发布，就是要将上述主张落到实处。

安倍教改方针：实用主义与多元化的矛盾

将高等教育作为国家成长发展一环的主张正是安倍政权教育改革方针的体现。安倍在去年5月的经合组织（OECD）部长级峰会上发表演讲时谈到目前日本国内进行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加深学术研究，而是要开展更立足于社会需求、更注重实践的职业教育。希望将这一新框架引入高等教育”。

在这一实用主义原则的指导下，理工科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强化。早在2013年的《国立大学改革方案》中就提到“技术人员和技术知识的不足”是制约日本创新从而导致产业被新兴国家赶超的两个主要因素。今年6月的通知重申了贯彻“理工科人员培养战略” 以实现创新的方针。与之相对，通知中明确列出“人文社科专业”将作为组织改革的重点对象，其“合理化”方式要么是进行重组，脚踏实地，面向社会需求，要么是“废除”，为理工科发展腾出空间。日本政府甚至鼓励地方国立大学可以不用文理兼顾，走上“脱综合化”的专门大学化之路。

不过，安倍在去年经合组织会议上的演讲也突出了由日本便当联想到的“多元性”的概念，指出目前“日本国内的教育过于单线化，无法孕育新思路”，认为“创新不仅要靠技术，在社会日趋复杂多元的当下，应该具备经营学、心理学、文化造诣等多方位的素养。” 一方面宣称“多元化”是帮助日本突破瓶颈的关键，另一方面则在实际行动上“抑文扬理”，这被不少人指摘为言行不一致。事实上，安倍倡导“多元化”，并不是要鼓励各学科自由发展，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而是基于一种结构功能主义式的想法——要求每一学科恰如其分地发挥好自身功能，来使其构成的整体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用。

也就是说，多元化是置于实用主义前提之下的，一旦偏离了推动产业发展这一实用目的，多元则被认为是财力精力的分散与浪费，不能统合为整体服务的“反功能”的要素必须被剔除或更正。

人文学科的现实困境

“通知”在学界掀起轩然大波。不少学者站出来批评文部省的这一举措破坏了国立大学独立法人化改革中强调的“大学独立自主性”的精神，认为国家不该过多介入大学运营。也有学者指出应该突破文科-理科的二元模式，增强学科间的协作，寻找第三条路来应对国内外的新形势，传统人文学科如哲学、伦理学、文学、社会学能够为此提供养分，因而不应该挤压文科来为理工科让路。

更有学者指出这一举措适得其反，本意是要求地方国立大学建设成培养地方人才、振兴地方的知性据点，但迫使地方国立大学“专门化”、“职业化”只会造成更多想要攻读其他专业的人才流出，这不仅无法扭转地方人才流失的问题，还加重了地方家庭的经济负担，长此以往，只会扩大地方间的差距。

然而，在为人文学科“正名”的同时，目前日本人文学科面临的种种问题也让人无法忽视。

首先，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就业率持续低迷。大学通信发布的就业率调查显示13年、14年两年文科专业的就业率均未超过80%，低于高校整体就业水平。而传统人文学科的就业率在整个文科中又是最低。在就业形势有所好转的2014年，人文学科也未见太大起色，就业率仅为76.2%，与理工科前20名的就业率均超过90%形成鲜明对比。

文科中表现较为强势的都是实用性较强的专业：社会福祉、保育等专业因反映了老龄化社会的需求表现抢眼；教育专业的就业率也较为理想，因为公立学校的教员是地方公务员编制；观光旅游专业的就业率较好则与东京即将承办2020年奥运会有密切关联。而传统人文学科就业率的低迷，一方面是由于一定数量的学生毕业后选择继续深造而非就业，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企业对事务型职员的需求降低，且大部分传统人文专业内容与职业要求并不对口。调查显示在高等教育与职业的衔接性方面，法科、经济科、商科、社会学科等文科学生的专业与职业的关联性最小，文科学生不论专业，毕业后一般都进入公司从事营销、人事、财务、总务等工作，大部分人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所学的专业根本派不上用场。就业率的低迷也影响了人文学科的入学率。

其次，在学科设置上也存在冗余，一些人文学科设立时的特殊历史背景随社会发展发生了变化。在大学扩招的背景下，各国立大学在学科和组织设置上，纷纷向东京大学靠拢，进行综合化大学建设。另一方面，随着女性地位的上升，人文学科也不再是女性群体的主要选择。早稻田大学石原千秋教授在接受《产经新闻》采访时表示，“文学、教育学、家政学等人文类学科，很多是在昭和40年（1965年）以后的经济高度成长期中设置的，为了应对女性升学率的提高。然而，昭和61年（1986年）《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颁布后，女性逐渐转向其他专业，人文学科专业自然面临衰退。”

再者，在学术方面，人文学科常被诟病专业竞争力不强。日本学术会议干事会会长大西隆教授就曾谈到“人文社会科学系的研究者大多都以日语发表论文，在英文论文的发表方面少于理工科；学者往往局限在国内，而文科专业内部的细分程度又很高”，这一语言的限制以及专业过度细分使得日本的人文学科难以与世界接轨，从而无法推进跨国跨地域的协作研究来共同应对世界性课题，导致日本的人文学科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较低。因此，政府更倾向于将经费投入理工科，通过理工科来提升日本学术世界影响力。

此外，在社会贡献方面，传统人文学科的社会还原度也较低。上文提到的石原千秋教授就指出，文科的专业细分程度太高，学者过度强调各自研究领域的专业性，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还原到社会应用中的意识较为缺乏。多数文科学者不能很好地兼顾科研和教学，将九成的精力拿来做研究，只有一成留给教学，还有不少文科教员很反感撰写以读者启蒙为目的的书籍，使得文科与社会的接合面越来越狭窄，甚至与社会实际脱离。

人文学科或走向“私立化”

2014年财务省发布的《文教.科学技术关系材料》中就指出目前日本的国立大学相比欧美国家的公立大学，对政府拨款的依赖度较高，要求国立大学应积极拓宽渠道，通过社会捐赠、项目承揽、产业经营、提高学费等方式来获得经费。

结合今年6月文部省《通知》中“抑文扬理”主张，可以理解为政府倾向于将文科“私立化”——国家的运营经费将重点投向理工科，而文科则交由私立大学发展，国立大学的人文学科要谋求发展须尝试财务省材料中提到的其他筹款渠道。将项目承揽、产业经营等内容纳入日常事务，一方面能够促使人文学科更加面向社会实际，但在另一方面，人文学科的“私立化”无疑将加重文科志愿学生的经济负担。

日本政府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本身就不高，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是整个OECD国家中最少的。这是因为教育在日本被视作是一项个人投资，教育投资的受益者被认为主要是受教育者个人。

私立学校系统的发达也是政府公共教育支出不高的重要原因，经济学者橘本俊诏就指出日本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私立学校，有近80%的学生在私立大学就读。而近年来的财政紧张又加剧了经费的紧缩。

据悉，国立大学2004年法人化改革以来，国家的经费拨给已经减少了近一成。国立大学为了维持运营，不得不提高学费，据统计国立大学学费的上涨率甚至比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率都高出了好几倍。与此同时，日本的奖学金制度却并不完善，学生申请奖学金的机会远少于其他发达国家。这在“全民中产”的时代并未对升学率造成太大影响，然而随着中产神话破灭，贫富分化扩大，大学的经济准入门槛提高已导致不少家庭贫困的学生无缘高等教育。人文学科的“私立化”无疑雪上加霜，将导致更多的文科志愿学生因家庭经济状况不得不放弃学业，而在日本这一极其看重学历的社会里，放弃高等教育也就意味着较少的就业机会，从而导致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双重缺失，由此引发恶性循环。教育，这一本应作为获得机会平等的手段，如今却有可能成为阻碍流动、区隔阶层并固化差异的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