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战争：日本知识分子如何为侵略“辩护”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打响。支撑着这座名曰“日本”的庞大战车的，不仅仅是政客、财阀与军队，还有诸多知识分子，他们在思想与舆论的领域之内，尽一切可能为战争寻找借口。

“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困境

1940年7月22日，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8月1日，外相松冈洋右在为德国驻日大使奥特举行的招待会上，首次提出“大东亚共荣圈”计划。但是，“大东亚共荣圈”作为一个口号、一种理论，依然面临着两个矛盾。

首先，是“日本国”与“日本国民”的矛盾。“大东亚共荣计划”提出后不久，在1940年10月12日“大正翼赞会”成立大会上，首相近卫文麿（1891—1945）声称：“政府奉戴圣旨，顺应国际大局，并为完善高度国防的国家体制而竭尽所能。”但是，战时政府的诸多行为（例如1938年颁布的《国家总动员法》）极大地破坏了日本国民的人身权利与自由，激起民间人士的不满。

其次，是“日本国”与“被侵略国”的矛盾。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包括日本、中国、伪满洲国、朝鲜半岛、法属中南半岛、荷属印尼、澳大利亚、印度乃至西伯利亚东部等地，而这些都是遭到日本侵略的国家或地区。日本政府需要一个富有煽动性的借口来博取这些地区的政府、武装以及人民对“大东亚共荣”建设的支持。

从理论层面解决这两个矛盾便成为日本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京都学派”的西谷启治（1900—1990）通过“国体自卫”论，为政府蹂躏人民提供了法理根据；“中国文学研究会”的竹内好（1908—1977）通过“解放亚洲”论，为日本侵略他国提供了道德依托。

“国体自卫”论：西谷启治的逻辑陷阱

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7月，一场由《文学界》召集、京都学派与日本浪漫派参与的“知的協力会議”举行，会议内容于当年9、10月公开发表，1943年，创元社以“近代的超克”为名将其出版刊行。其中西谷启治的《“近代的超克”私论》，正是针对前文提到的“第一矛盾”展开的。

文章伊始，西谷首先把目标放在了“近代”这个概念上，他写道：

“所谓‘近代’，就是欧洲的东西……‘近代’乃是在中世纪结束之后、欧洲向世界扩张的过程中出现的。而日本社会中所谓的‘近代’，亦是在明治维新以后所输入的欧洲理念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这段拗口的文字隐含着三层含义：一，“近代”是一个在欧洲历史进程中产生的概念；二，“近代”是欧洲向全世界扩张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其本质就是对外扩张；三，日本社会的“近代”源于欧洲。

他接下来写道：

“若视个人于世界中独立存在之权利为自由主义的根本，便可理解为个人主义与世界主义合二为一……便衍生出诸如彻底的个人主义、世界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是与这三者相对立的绝对国家主义等等，这样一来，个人、国家和世界的关系便可谓混乱不堪矣。”

这段文字的含义很简单：近代欧洲的自由主义是逻辑错乱的，混淆了个人、国家、世界的关系。据此，他提出“东方的自由主义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这种“东方的自由主义”，就是“每个人努力做好工作，奉公灭私，消除掉随意散漫的、利己主义的小我”。

综上所述，西谷认为，近代欧洲的本质是扩张，它在扩张过程中把“自由主义”输入到了日本，这会导致混乱，而日本自身有“东方的自由主义”，即以“国体”（天皇）为核心的、消除个人意识。在这个逻辑陷阱内，政府为了天皇而展开的一切行为都是合理的，战争也不是侵略，而是面对欧洲扩张时的一种对“国体自卫”。

与此同时，在以西谷为代表“学院派”知识人之外，还有一批非学院的知识人亦陷入到战争的狂热，竹内好便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

“亚洲解放”论：竹内好的逻辑陷阱

承上所述，与西谷启治不同，中国文学研究出身的竹内好对于日本同中国的战争始终抱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他在战后亦多次提出“要反思战争”、“进行一亿总忏悔”。但是，当太平战争爆发时，他却写出了狂妄的《大东亚战争与吾等之决意》，或许，此文更能代表战争状态下日本知识人的某种矛盾情感。

1932年8月7日至10月8日，还是大学生的竹内好第一次到中国旅行，“对于中国的情结便是从此时开始的。”1934年，竹内完成论文《郁达夫研究》。随后，他的目光后来逐渐聚焦到了鲁迅的身上，他热情洋溢地赞美这位伟大的作家：“有鲁迅那样的启蒙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是值得夸耀的。”

由于研究的趣向与内心的情感，竹内好对于日本同中国的战争始终耿耿于怀，“七七事变”爆发后，他痛楚地感到“北京的文化已然死去了”。1942年1月（即“突袭珍珠港”次月），竹内好于《中国文学》第80号上发表了宣言《大东亚战争与吾等之决意》，在文中，他对中国依然抱有强烈的负罪感：“我们对于支那事变有着完全不同的感情……我们热爱支那……支那事变爆发，这种确信土崩瓦解。”

然而，战争的狂热已然冲昏了竹内好的头脑，他接下来热情洋溢地写道：

“我们埋没了圣战的意义。我们一直在怀疑，我们日本是否是在建设东亚的美名之下欺凌弱小呢……在东亚建立新秩序、民族解放的真正意义，于今日已经转换成我们刻骨铭心的决意。”

在竹内好的笔下，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180度的转变，由“对中国的侵略”转化为“携手中国对抗西方”。他继续写道：

“从东亚驱逐侵略者，对此我们没有一丝一毫需要反省的必要……我们热爱支那、我们与支那携手共进……诸君让我们并肩战斗吧！”

综上所述，竹内好认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为了在东亚建立新秩序，在东亚建立新秩序是为了驱逐侵略亚洲的西方，从而解放亚洲。在这个逻辑陷阱内，日本对于他国的侵略都是合理的，是为了解放亚洲而进行的战斗。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宣读《终战诏书》（即所谓“玉音放送”），在其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国体自卫”与“解放亚洲”的思维模式：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与帝国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往年，帝国之所以向美、英宣战，实为希冀帝国之自存，谋求东亚之安定，以至于排斥他国主权、侵犯他国领土，固非朕之本意矣……朕对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国，不得不深表遗憾……”

这种倾向不仅引起了战胜国家的不满，亦引起了日本知识分子的反思。以此为背景，重解“近代”、反思战争才逐渐成为战后日本进步知识分子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