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自责了，为社会突发新闻感到忧虑不是你的过错

本周 Editor's Pick 当班编辑殷佳琦，

她推荐的书是学者弗朗西斯·奥戈尔曼的

作品《忧虑：一段文学与文化史》。

单读实习生殷佳琦的推荐语：

最近，我们的情绪不断被社会上的突发新闻牵动着，恐惧、不安、焦虑、担忧如洪水般涌来。尽管这些负面情绪的表征因人而异，但我们对此都有相似的纠结：既渴望被理解、被倾听、被治愈，又不愿将自己的脆弱轻易示人。于是，我们一边在社交媒体上匿名吐槽生活中的各种烦心事，一边把正念冥想或心理疗愈类的书籍加进购物车，以备不时之需。我们在另一个时空里“求医问药”，默默宣泄着自己的情绪，哪怕彼此难有交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忧虑成为了你我共有的秘密。

心理学上通常认为，忧虑源于不合理的自我信念，所以如果选择积极的认知行为模式，就可以掌控自己的情绪和感受。但事实上，接受一套外在强加的理论并非易事，这样带来的挫败感只会让人们陷入更深的忧虑。如此看来，忧虑作为一种难以测量的情绪状态，还有很多与之相关的话题值得追问。比如，从文化意义上看，什么样的情绪可以称为忧虑？它于何时何地出现？什么阻碍了它被公开讲述和谈论？难道忧虑的出现只是个体差异带来的结果吗？针对这些问题，爱丁堡大学英语文学教授弗朗西斯·奥戈尔曼从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哲学和美学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01 寻找同病相怜的创作者，追溯忧虑的存在条件

尽管作者通过文学和历史讨论“忧虑文化”，但这并不是一本晦涩、枯燥的学术书籍。作为饱尝忧虑之苦的“资深患者”，作者在真诚坦率地剖析自身经历的基础上，从小说、诗歌、绘画、音乐等作品中，探索忧虑和忧虑着的创作者存在的蛛丝马迹，分析忧虑得以存在的条件。

作者选用莎翁戏剧中的台词作为章节的标题，减轻了话题本身的沉重感。比如在第一章中，他借用《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场“可是哎，你近来这样多病”引入话题，表现出忧虑者与哈姆雷特一样，有着不被外人理解的苦闷。第三章 “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同样来自莎翁的作品，作者由此感慨忧虑的产生有着荒诞的历史原因。

电影版《哈姆雷特》，1996 年

02 质疑“启蒙理性叙事”，从自我责备的泥潭中探出头

我们似乎理所当然地相信：人类可以通过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做出正确选择，也可以经由自己的意愿，过上幸福生活。但实际上，美好的愿景也往往是幻象，我们时常因自己的失误而陷入“思考—忧虑—自我责备”的恶性循环中。与韩炳哲等当代哲学家一样，奥戈尔曼在书中质疑了这套“启蒙理性叙事”的合理性，从情感文化史的角度延续着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他帮我们从自我责备的泥潭中探出头，冷静地想想，谁该为这一当代集体情绪负责？

在他看来，我们无形中被这种强大的文化叙事规训了，启蒙理性不但没有把我们引向应有的美好未来，相反，它让我们备受选择困难之苦。更糟的是，个体也完全承担着因选择错误而带来的道德负罪感。换句话说，忧虑是人类文化转变之际的产物，当我们把独立思考的权利从上帝手中夺回时，在欢呼着人成长为 “完整的人”之际，忧虑、孤独、抑郁、存在主义危机等精神困境也随之而来。而这种自我道德谴责如果无止境地发展，则会让人们忽视了对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关注和反思。

03 在“历史规律”中，发现抵抗忧虑的希望

在正念的理论中，有效缓解忧虑的方式之一就是与它保持距离——适当离开自己才能观察自己。读完这本书，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们不仅需要与“忧虑”保持物理空间的距离，还要与它维持时间上的距离感。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作者要将忧虑置入历史脉络中考察。忧虑不是一个有明确界定的实体，而是一种流动开放的状态，是人类普遍而永恒的困境。因而，我们能被不同际遇下人们的烦闷、不安、忧虑击中，在文学作品中找到了彼此。也正是在“历史规律”中，我们发现了抵抗忧虑的希望。

很遗憾，对于抵抗忧虑，这本书似乎没有明确的实操性和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作者提示我们，如果忧虑源于“思虑过多”，那我们也能以自我思考的方式识别困境、调整内在感受。这与他人代劳是截然不同的，因为经由此，我们能把忧虑送回它的来处。

当下次感到忧虑时，请为充满愧疚的自己松一口气，也许不是我们选择了忧虑，而是我们“别无选择”。

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

《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场

撰文：弗朗西斯·奥戈尔曼

人们相信在忧虑这一“幕”结束之后，理性会随之上演。从这个角度讲，忧虑也许和众多理性活动的形式相似—— 瞻前顾后，试图追上早些时候发生的感觉、信念和直觉。的确，人在经历忧虑时，心中的信念与推理之间的冲突可能更长久也更棘手。撇开其他不说，将忧虑捆绑于信念之上，这种矛盾可能是宗教信仰被取代的后果之一。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1813—1855）认为宗教生活的最高境界本就是一种精神持续焦虑的状态，虔诚的信徒始终在内心欲望和所信仰的绝对命令间徘徊。这种分裂是引发焦虑的最深层原因的一部分，是自我欲望和对更高的善的认知之间的张力。

更准确地说，引发忧虑的深层原因之一，并非个人欲望与对更高的善的感知之间的冲突，而在于我们能理性分析自己的欲望。当我开始思考我们的现代信念，即我们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有一些权利来满足或至少考虑个人欲望时， 我便发现，似乎有更多麻烦事出现了。当代世界告诉我们要为自己做选择，这是当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也是其一大成就，但它不仅仅只有成就。本章讲的是我们如何继承了一个理性优先，且将其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决定性特征的世界（尽管上一章对这一看法的谬误之处已有所提及）。问题在于，在此基础上，人们又加上了一系列有关“自由” 思考与选择的假设，而这也势必会催生比以往更多的忧虑。

作为一种思维活动，忧虑只能存在于一个有选择可言的世界。它甚至可能因为人们觉得自己有能力乃至有权利为自己做出选择而更加频发。忧虑是我们坚信自己掌握自主选择权的衍生品，它的出现不可避免。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在其内容丰富的《走出忧郁》（The Noonday Demon: An Anatomy of Depression，2001）一书中说：“忧郁是爱的缺陷。”而另一方面，忧虑是理性的缺陷。它是理性不利的一面，是理性的副作用。粗略而言，忧虑诞生于人类文化转变之际：人们从无条件地信仰无所不能的力量转为开始对人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进行思考或推理。尽管此前我说了很多关于信仰和忧虑的话题，但毋庸置疑， 人类从信仰超自然存在的绝对掌控，到相信自身思维的力量及其思考事物的能力，忧虑确实是这一观念转变过程中意外的、不受欢迎的产物，是从神到人的转向中诞生的不幸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它产生于人类文化之巨大转变：从心灵转向思维，从对抽象命运的信仰转向人类自我选择的世界，从信仰时代走向启蒙时代，从理想走入现实，从天上坠入凡间。

只有当人们相信一切并非由某个神秘莫测的神明预先决定，忧虑才成为可能；当奥林匹斯只不过是一座山，人类要自食其力，忧虑才成为可能。当人们相信命运握在自己的手中，自己能够通过理性评估来做出抉择，而这一评估试图将一切纳入考量，忧虑就疯狂滋长；当我们认为对于未来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要使用自身的力量而不是依靠神圣权威来辨识它，忧虑就疯狂滋长。当理性评估试图将一切纳入考量，以尽量调节我们作为人类的感受， 开始解决如何在情感上获得安全感、平静和快乐的问题时， 忧虑更是站稳了脚跟。这种“把一切纳入考量”的计算， 几乎总是要求“理性”不仅考虑逻辑论证，还要考虑非理性的、超出理性的因素。我们的心灵被摊派了太多工作。所有这些试图平衡各种利益以做出最佳选择的尝试，造成了无数个无眠之夜。如果从 20 世纪初忧虑才开始在语言中出现的角度来看，它有一段“简史”或“地方史”，但忧虑本身的历史其实是源远流长的。

人类思维史，以及塑造了今日人类的智识变迁历程， 其最重要的特点只能通过象征史，通过与人类起源有关的神话才能探知一二。忧虑诞生于什么时刻，这是一个极具诱惑性的问题：忧虑在彼时、彼处发生。我当然也很想知道潘多拉究竟在何时何地打开了她那满盛烦恼的盒子。我还很想知道，那个恼人的盒子的底部还有什么，究竟是“希望”还是更令人忧虑的“预期”？当然，“预期”可以是令人快乐的，但也可以令人心生恐惧。

事情的“起源”或“转折”这类概念，对于历史的叙述方式来说很有吸引力。英国小说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就很明白起源的吸引力，明白能够提出“这样的态度由此产生”或“看待世界的新方式发源于此” 是多么迷人。她非常着迷于研究允许或限制人类选择的各种力量间的相互作用，也曾睿智地说：“若不虚构一个起源， 人们将寸步难行。”此外，若没有将起源与当下联系起来的叙事，人们同样寸步难行。寻找起点的诱惑乃是创造起源神话的诱惑，也是塑造只提供要素，而非经验真理之象征的诱惑。将某些节点看作起源的做法之所以诱人，是因为我们假定历史总是依循一种有序的、连续的、发展的或进步的方式运作。虚构起源不仅涉及一个起点的神话，更关系到整个故事性历史的神话：历史中容不下任何随机的、不一致的、破碎的、意外的、无法解释的事物。忧虑及其历史也不例外，况且关于“思想的诞生”之神话式的想象本就无穷。

古希腊人挟其精妙的哲学推理，尽管在中世纪被长久遗忘，现在仍可称为当代“思考之心灵”的设计师。作为西方哲学之父，希腊人很容易被想象为思想斗士，反对无知，反对仅仅相信全能神明统治世界而盲目摸索。这是思想的起源吗？英国首相兼荷马学者 W. E. 格拉德斯通（W.E. Gladstone，1809—1898）不仅宣称荷马史诗是“人类智识生活的开端”，还认为欧洲中世纪的终结和文艺复兴的兴起是离我们更近，也更为人所知的“思想的（重新）诞生”时刻，常遭迫害的理性在此前已透出微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Renaissance Humanism）、对亚里士多德的重新发现，以及文艺复兴艺术家对世俗世界的关切——用透视法强调人类而非上帝的视角，都使这个观点更加清晰。18 世纪法国的哲学家、百科全书派，以及欧洲整个启蒙运动，组成了所谓现代世界诞生的一些标志，建立了反对“非理性”信仰的思维模式，反对相信不要求亦不鼓励思考的冥冥之力。相应地，“科学方法”在 19 世纪进一步得到巩固，人们抛弃了信仰高于思考的模式，代之以新的世俗科学， 其中具代表性的是 1859 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表，以及定义了那个时代人类智识生活的实证主义研究。启蒙运动似乎已全竟其功。

反驳以上每条论述都有充足理由。首先，我们有理由反对这种对思想转变时刻的指认，因为显然，历史并非如此发展。若这还不够的话，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道德评判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但这些转变的象征性时刻确实有着强烈的意义，哪怕它们不是“真的”或证实为真，也仍然很重要。这就好比我们明知道照片里不是自己真实的样子， 但仍然无法离开它。换作乔治·艾略特，她无疑会说，我们无法丢弃这些虚构之物，因为无法放弃它们的象征意义。有些东西太重要了，以至于难以校正。这些神话式的历史叙述早已根植于我们作为人类，尤其是现代人的意识中， 仅仅质疑其真实性是没用的。从无须思索的信仰世界到独立思考的世界的转变，确实是当代人类历史的一大解释性神话，即使我们无法将其精准描绘，或在任何简单意义上称其为正确。从信仰到理性的转向，是关于我们“走向自我” 的伟大西方故事，是关于个体性诞生的宏伟神话，是具有抚慰功能的叙事：关于自我的重要性以及正当的、完整的为自己着想的“权利”。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根据思维能力的不同，把真实存在者与其他人划分开来，留下了现代史上最著名的（在我看来也是最傲慢的）哲学命题之一——je pense, donc je suis，“我思故我在”。他试图区分人类和动物，还质疑了“不思考”的宗教信徒。他也不无象征意味地解释了一些术语，而正是通过它们，忧虑在世俗的、思考的心灵中滋生。在评估各个选项时承认思考至上，相当于在我们的心智中戳出一个针眼，细小、灰暗的忧虑就这样滑了进来，因为独立思考必然会有出错的可能。显而易见，笛卡尔借助思维的推理过程否认了信仰。他的名言抓住了——或是重新抓住了——忧虑得以存在的条件。也许，他本应该说：“我忧故我在。”不过我认为两者说到底是大同小异的。

人逐渐从“盲目”信仰走向理性，相信可以通过思考为自己选择，以及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做事，这一虚构却又必要的观念，甚至能影响我们叙述自己历史的方式。拥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思考的特权是一种如此强大的文化叙事， 很容易变成字面意义的自传。

现在，如要我回想自己第一次真正独立而自由地思考某事的时刻，我脑中会出现一个清晰的片段。（当然，我说服自己相信这份记忆分毫不差。） 我那时十七岁。至于那之前，我到底是如何全然不用脑子就通过会考的，暂且不管。只记得在那之前自己没真正思考过，别人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别人给什么我就做什么。那天我正穿过伍尔弗汉普顿的一条马路，附近街道脏乱不堪，只有几家勉强维持的破旧小店，而我正在为一篇高中课文犯愁，那是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够讽刺的是，这部戏剧无关理性行为。当时我正在“思考”老师可能会让我们对某个特定问题做出怎样的解释。突然间，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本身就有误导性。我想了想，试图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它，在脑海里搜集了一些与老师问题背后的假设并不一致的台词。接着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做些什么，在既无警示牌也无充足准备的情况下，我就站在了悬崖边，站在了看不见的浑浊水池上方。我处在质疑被告知的事情的边缘：若继续下去，我可能会陷入多么可怕的混乱！我产生了模糊但强烈的恐惧，意识到自己能够独立思考会导致个人的、智识的，无疑还有道德上的混乱状态。或许独立思考的能力一直就是老师希望我拥有的，但在那一刻，这样的自我意识就好像一种可怕的反叛行为，一种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的企图，所以我不得不到此为止，到若干年后才重新开启这样的能力。

我认为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在我为了写这本书而想到它之前，我从未质疑过它的真实性。但现在我想知道，我这样说是不是因为被宏大的文化叙事说服，它已经为我灌输了“作为人重要的是什么”的理念。那我是不是也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案例，证明摆脱那种关于理性起源的叙事—— 讲述不仅是作为物种，而且是作为个体，在成长中发生的激动人心、崭新又珍贵的事件——有多么困难？我为独立理性思考能力的萌生而欢呼雀跃，是否仅仅因为我自己内化了在上文中探讨的文化叙事？或许我也只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同谋，这个故事看似真实、自然，但实际上只是这个时代为我所写的故事。我的故事微缩模仿了智识生活中最重要的叙述：独立思想的萌生，“自由”的人的概念，人的价值和尊严就在于其意识到可以“为自己”做决定。但对我来说，复述自认为的自己的历史，显然就跟意识到自己能独立思考一样令人不安。

幻想一个不仅没有忧虑，甚至连它出现的可能性都不存在的古代社会并不难。这可以是一个坚信命运的文化，一切事物的结果都不受凡人掌控，因此人们免于恐惧。在古希腊人眼中，主宰人类命运的手是确凿存在的。那就是命运三女神：克洛托为每个人纺织生命之线，拉切西斯负责丈量其长度，而阿特洛波斯则掌管人的未来，因为她决定何时切断生命之线。断线之际，就意味着一个人生命的终结。对于我们忧虑者来说，那无疑是不复存在的好时光。那时的人们哪怕不能从忧虑中解脱出来，至少也没有任何理由去忧虑。既然众神掌控着芸芸众生，我们何须焦躁？若没有能力改变神灵定下（或即将定下）的宿命，我们缘何焦虑不安？因为别无选择，我们最好享受当下，直至命运女神前来切断生命之线。

但我觉得，我们无法证明这样一个社会在何时何地真实存在过。当我反复推敲古代文学的遗存，以及近年来出现的可见的证据时，不禁一次次为同一显见的事实所冲击：一旦一个人能够思考——用自己的头脑来处理信息、考虑、裁决和思索，即便是在最深厚的宗教信仰背景下——困难就出现了。忧虑正是从人们的反省、评估、权衡、怀疑能力之中诞生的。令人伤感的是，做一个现代的忧虑者（从囊括所有史料的最普遍的意义上来讲），其实不过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老旧标志。Je m’inquiète donc je suis：我忧故我在。

（上文摘自《忧虑：一段文学与文化史》，由新民说 | 广西师大出版社提供。）

原标题：《别再自责了，感到忧虑不是你的过错 | Editor's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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