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用逝世五周年｜用最笨的办法编纂书稿，亲笔抄写作者来信

【编者按】

五年前的9月14日，著名出版家、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创始人范用先生逝世。更早之前的2004年，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读书》首任主编陈原先生作古。老一辈的出版人虽逐渐凋零，但是他们的风范依然值得后来的从业者记取。

最近，三联书店特推出范用先生的三本书以资纪念：《存牍辑览》、《叶雨书衣》和《爱看书的广告》，并举办了“范用的编辑传统”座谈会，并邀请了董秀玉、宁成春、汪家明等编辑出版方面的朋友以及范老的家属，共同分享范老的故事。本文是《存牍辑览》一书的编后记，澎湃新闻获得授权转载。

范先生在世时候，交给我一部稿子——他最后编纂的书稿：《存牍辑览》。这部书稿，他约莫编了五年，从二〇〇五年到去世（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四日）。

熟悉范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平生编书的传奇中，其中一奇，就是保存了两千多封作者的来信——不是一般的保存，而是像档案整理那样，一封封贴在自制十六开的牛皮纸本上，总计五十二本；每本封面编号，并在正中贴一邮票（未付邮的），作为装饰；封二写有本册所存通信之人名录，是范先生一笔不苟、秀气的钢笔字；封底也有同样手写的名录，许多人名边上画了红圈或打了红勾，表示其人已经去世。同一人的信尽量贴在一起，同一类作者的信尽量贴在同一本之中。这些牛皮纸本和这些由收信者本人整理过的信件，可谓出版史上辉煌的一页。

《存牍辑览》的内容，全部选编自这些来信。做了一辈子编辑，范先生却用了最笨的办法编纂这部书稿：五年间，他亲笔一封一封抄写选出的一百〇三位作者的三百七十五封信。信抄在三联书店编稿废弃的校样背面。不知为何，有的信重复抄了一遍、两遍、三遍；这样重复抄的信件，也有数十封，总计所抄不啻二十万字，摞起来半尺高。既是为了发稿，抄写一笔一划，不容潦草；抄写同时，进行编辑加工——对一些旁人不明的词句加以注解；对一些套话或无意义的段落斟酌删节；对一些难认的笔迹作出判断。抄写之前，是选择：选哪些人？哪几封信？范先生在信纸上拟了一份又一份名单，在一份显然是最后的名单后面，仍注有“可能还不止这些人”的字样。你不能不惊叹范先生通信之广，一些陌生的名字，一查，竟是某一文化行当贡献非凡的人物。很难看出范先生选择抄写的标准。贴在牛皮纸本里的两千多封信，本来就是经过选择的（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给范先生写了几十封信，只选贴了一封）；如果说，侧重文化大家来信，可是其中许多名流未选；如果说，选择是与重要出版物相关，则也有一些关涉范先生经手名作的信件落选……所以，我宁可揣测，与自己感情深笃或趣味相投，是范先生选择和抄写的助力。陈白尘选了十五封，萧乾、楼适夷各选了十二封，三位是范先生亲近敬爱之人；黄裳选了三十九封，唐弢选了三十五封，姜德明选了十五封，三位都是藏书家，是“书痴范用”的书友、“毛边党”同好。

尽管如此，这些入选信件里还是披露了《傅雷家书》的来龙去脉，《读书》杂志的光彩与坎坷，《珠还记幸》题目的来由；保留了《随想录》《懒寻旧梦录》《干校六记》《云梦断忆》《郑超麟回忆录》《一氓题跋》《聂绀弩杂文集》《编辑忆旧》《读书随笔》《语文闲谈》《北京乎》《诸神复活》……一大堆书背后有趣或曲折的故事；另外，还雪泥鸿爪般呈现出通信人对学问和社会的真知灼见，比如叶圣陶先生关于汉字简繁体的意见，就从未见诸书刊。其中也反射出范先生作为文化寻矿者、发现者的执着和赤诚，反射出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范用。那种人与书的难以割舍，编者与作者之间的相濡以沫，经历过无数磨难的书写者展开在纸上的丝弦一样颤抖的情愫和思绪，让人感动而又感慨。这不仅是一封封信函，分明是一代文化人的心灵史，是劫后中国三十年文化史、出版史一个侧面之缩影。

然而我却从这些抄件中看到了范先生的寂寞，深深的寂寞。抄写这些信函之时，范先生八十多岁了，七八年间，书苑老友一个一个离世，一次一次的噩耗让重感情的他心酸心伤。我还记得陪他去协和医院看望弥留之际的楼适夷和韦君宜的情景，其时楼先生已不省人事，韦先生虽然认得范先生，却动不了，说不出话来。探视出来，在医院门口，他停下脚步，拄着拐杖，泪如雨下，白发微微颤着、颤着……二〇〇〇年九月五日老伴丁仙宝的去世对他是一个沉重打击，在场者告诉我，范先生跪在地上大哭。愈到晚年，他的肺气肿、哮喘病愈厉害，呼吸粗重频繁，身骨日见虚弱；延续多年的、每月第一个星期二与三联书店老同事的聚会，随着许觉民先生去世、众友老迈而停止了；喜欢吃的东西，吃不下了；喜欢喝点洋酒的习惯放弃了；唯一余下的，就是对书的爱好。抄这些信函，也是对自己经手的书，因书交往的人、发生的事的一种怀恋和思念吧！抑或是对自己为书籍的一生的回顾（牛皮纸本中有李公朴上世纪四十年代写给他的几封信，称他为“大用弟”）。可是我无法想象，在方庄芳古园一区一号楼一单元十楼寂静、整洁的书房里，数年如一日，范先生一笔一划抄写亡友信函的凄苦心境。

说是“范先生在世时候交给我的书稿”，其实范先生直到去世也未编完。最后两年,我每去看他，总问：编好了吗？我们等着出呐！他总回答：快了，等我有空……可依我看，他天天有空，只是躺在床上不起，心情抑郁。这本书的构思，恐怕不止十年；书名“存牍辑览”，早已请苗子先生题写，就放在范先生卧室的桌子上，和那些抄件在一起；《编者说明》也已写就；他甚至设计好了封面，选定了封面用的画片，用玻璃纸小心地封住……如果说，《叶雨书衣》是范先生最后的个人著作，《存牍辑览》就是他最后的编纂著作，是遗作。二〇〇七年《叶雨书衣》出版时，他曾写信给我：“拟在《叶雨书衣》之后加印一面书目广告。”这页手写的广告，汇集了他编辑工作之外，一生创作和编纂的图书，共计十二种。最下一行，就是《存牍辑览》。

范先生去世后，范里和范又把他们亲爱的父亲的抄稿移交给我。蹊跷的是，那幅苗子先生的题字怎么也找不到了。我通过黄大刚，求年届百岁的苗子先生又写了一幅。过了几个月，范里整理父亲遗物，那幅字又找到了，这样，就有了两幅苗子先生题写的“存牍辑览”。这两幅字，体现着两位文化人至死不渝的友谊。范先生去世半载，我调离三联书店，来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忙于社务，一晃五年。断断续续，一直在编这部书稿，三联书店编辑王竟负责之。信函原稿，已捐上海出版博物馆。捐去之前，三联书店老一辈书籍设计家宁成春先生与朋友一起做了精心翻拍。成春先生在范先生领导下工作多年，感情很深。我曾与范先生商定，此书由成春先生设计。对照抄件和翻拍件，明显看出范先生编纂的意见和过程，以及他的心路；其中难解的词句，除范先生注释以外，又加注了一些；对偶尔抄错的文字，做了再次判断——如此而已。一处较大的编辑是，为了方便翻阅，把一百〇三位通信人，约略分入三卷：一卷为敬爱之人（年龄均比范先生大一旬以上），二卷为亲近之人，三卷为喜近之人。并不严格，乃揣摩范先生心意而为之。

呜呼，斯人已逝，英灵不朽。君不见，“天空没有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然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