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常态｜那些年，世界老大与老二们不得不说的故事②

在二战中，罗斯福所设想的战后秩序是由美苏英中“四大警察”共同维护的集体安全体系，每个国家都将拥有一种类似于“势力范围”但是又要与之划清界限、与之有所区别的主导区域。

杜鲁门在继任之初同样表示过要遵循罗斯福的设计、而苏联也将是构建战后秩序的重要一环，不过在他看来，在这种秩序中美国应当拥有85%的话语权，“老二”苏联则将拥有剩下的15%。

然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仍然是用看待势力范围的方式来理解战后的新秩序，这导致了美苏这对盟友在波兰的“自由选举”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冲突，杜鲁门甚至为此当面指责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并表示“不遵守条约，就会受到这种对待”，而这也拉开了冷战的序幕。可以说，美国不认可苏联势力范围概念的合法性、坚持建立起全球性的安全机制是美苏化友为敌、合作破裂的深层原因。

在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之后的40年中，美苏都将对方视为明确的敌人，两国关系的演变也基本等同于冷战史阶段的划分。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避免无谓的危机与国家利益的损失，美苏双方也逐渐就某些基本原则和做法达成了共识，其大致可以分为限制竞争范围、危机管控、确保核不扩散和军备控制四类 ：

（1）冷战伊始，美方就宣示了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己方的核心区域，其中包括西欧、东欧的希腊、土耳其及日本，同时相应地将东欧视为苏联的核心地区。在冷战中，双方都大体遵循了不直接干预对方核心区域的原则，例如苏联就拒绝支援希腊共产党并因此与南斯拉夫翻脸，而美国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也同样拒绝采取行动援助改革派。但是在核心区域以外的第三世界，却并不存在双方公认的“现状”，两者都会采取包括直接军事入侵在内的各种行动，而唯一需要遵循的原则就是不与对方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2）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双方认识到了进行危机管控的重要性，其目的既是要控制一般冲突的不断升级，又要预防意外事故所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其措施包括建立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热线电话，签订双边的《事故处理协定》（1971）及《海上意外应对协定》（1972）等，其中后者强调双方在公海和国际领空不应当采取挑衅性举动、以及在产生误解时要互相联络。

同时，从冷战中期开始，由于美苏间的争夺主要转移到了第三世界，战火遍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片地区，而在这些国家中内部矛盾错综复杂，美苏双方在很多情况下甚至都属于被动卷入，并且也无法很好地控制所谓的“代理国”，这也促使双方更加重视对盟国的约束和两大阵营间的冲突控制。

（3）美苏双方都认可横向的核扩散不符合双方的利益，也各自采取了大量的双边措施来阻止本阵营内的成员发展和持有核武器， 这也是双方分歧较少、合作相对顺利的领域。

（4）双方从上世纪70年代起开始进行限制军备竞赛的双边谈判，但是在1989年苏联答应签署中导条约前，均不涉及实质性裁减、也没有对核武器的质量进行限制。对于苏联来说，它也没有从原则上接受所谓的“核禁忌”，更多是把军控谈判当作“争取喘息”的手段。在冷战结束后，苏联档案的解密也使得美国社会产生了“上当受骗”的感觉，这导致美国国会和政策界都反对再次签署此类性质的军备控制条约，而其中就包括中国积极推进的《禁止太空武器条约》。比如的奥巴马政府就表示，在缺少“公平、有效、可验证”的核查程序之前，此类条约都“不值得开启谈判”。

在研究国际机制的学者看来，虽然美苏之间存在着一些单凭各自意愿来执行的模糊规范，但是这些行为都是直接出于避免核战争之类的短期自我利益，因此根本不需要机制保障。不过，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后，苏联在包括军控谈判在内的各方面都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比如说提出单方面裁军，接受“不对等”的军备控制以及签署《中导条约》等，这也使得美国改变了对苏的敌视态度，双方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双边合作。 但是伴随着苏联的迅速解体，这一短暂的“蜜月期”也迅速落下了帷幕。

美苏在二战后的合作在范围和深度上都是相当有限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负面互动的消极控制，而非对共同利益的积极拓展。尽管从结果上看，冷战避免了“全面核战争”的最坏结局，实现了美苏间的“长和平”，但是这种停留在“危机管控”的关系显然无助于缓解苏联所面临的持续性压力，并使其最终在充满敌意的外部环境中积重难返、逐步崩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