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一国两制”再思考，香港应“去殖民化”？

强世功：“两制隔离”阻港发展，应“去殖民化”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大港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强世功9月12日在香港表示，香港回归后，中学教育欠缺中国近代史，政治文化精英阶层仍未开展“去殖民化”工作，香港依然在延续殖民教育传统，仍然依附西方，产生“本土主义”、“分离主义”乃至独立等意识及情绪。

据大公网报道，强世功12日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25周年研讨会，以《“一国两制”的再思考：近代史的视角》为题作演讲。他指出，近年来香港政治分歧越来越严重，很大程度缘于文化价值分歧，而文化价值乃历史产物，其演讲试图从近代史角度来重新理解“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他表示，中国近代史是最好的政治教科书，但在香港中学教育中，似乎没有中国近代史这门课，相信这是港英殖民地传统。

而在近代史惨痛教训中，中国人民意识到国家主权的重要性，“一国两制”就是围绕国家主权问题展开的，而《基本法》作为中国宪法组成部分，其法律精神就在于明确中央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明确中央对香港有最终管治权。香港特区作为中央直辖地方行政区域，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权都来源于中央授权。

另据香港文汇网消息，强世功在演讲中质疑：“今天面对一个变化的世界，这种‘两制隔离’会不会成为香港发展的障碍？……对内地的陌生，对国家的淡漠，对中央的抵触，是不是让香港年轻一代失去一个历史书卷展开的新世界呢？”

他认为，香港只有与时俱进，开展“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再启蒙，重新开展认识祖国、关心社会，才能摆脱长期困扰香港的精神分裂和政治撕裂，才能在“一国两制”下再创辉煌。

“新公益”不是让有钱人拿出钱来救济穷人，而是要把穷人变成消费者、创业者

9月9日，著名学者资中筠携新书《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百年公益发展的启示》在北京举行了首发式，并与北京大学经济学家张维迎、阿拉善生态协会会长任志强展开对话。资中筠认为资本主义既得利益阶层已经深刻地意识了到社会危机，并且开始通过“新公益”推动社会改良，倡导共富共荣，因为只有社会整体的购买力才能支撑起这个市场。

资中筠是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85岁的她于本周打破不触网原则，正式开通了微信公众号“资中筠”。

资中筠早在1992年就开始关注美国的现代公益基金会。在微信公号发布的新书自述中，她指出，国人看美国，眼睛总是盯着华盛顿的白宫、国会山和华尔街，最多还有几家名牌大学。看英国也是唐宁街10号。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选举成为我国媒体的兴奋剂。但事实上，“成熟的公民社会，起决定性的绝不是少数在朝的政要。巨大的财富藏于民间，巨大的创新力量和意愿也在民间。”成熟的公民社会的特点是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在做。公益基金会这种强大的社会组织很好地体现了上述政治文化。

根据资中筠的观察，近几十年来国际上兴起了新型的、通过市场运作的公益事业，可能预示着资本主义社会再一次深刻的演变。简言之，作为资本主义既得利益者的政、商、学精英达成共识：目前贫富不公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两极分化严重的结果是市场购买力严重不足。这不仅是社会公平问题，而且是经济问题——当消费者无钱消费时，商业企业也就失去获利的机会。只靠金字塔尖1%的人口的购买力是撑不起整个市场的，必须仰仗社会整体的购买力的支撑，所以社会需要“共富共荣”。共富共荣并不是让有钱人拿出钱来救济穷人，而是要把穷人变成消费者、创业者。

这种观念“新”在哪里？过去的公益通常是纯粹的、无偿的捐赠，一些人把钱捐出来做一些对社会有利的事情，完全是非营利的。“新公益”觉得这样不够，要把营利和非营利结合起来，通过市场手段达到共同富裕。因此产生了“包容性的资本主义”一词，指在穷人中培养小资本家，着重于扶植中小企业，不仅提高穷人的购买力、创造需求，而且还要培养更多的投资者，降低“企业家”的门槛，从而加强供应。

资中筠认为，欧美国家这么做的动力是上下结合的，但更体现在社会精英的觉悟上。“我们常常认为既得利益阶层是不愿改良的，其实他们深刻地意识到社会危机而认为迫切需要改良的。”这当然不是“资本家发善心”，或纯粹利他主义，也不是虚伪的既想赚钱又想落慈善之名，而是对社会的深刻的危机感和责任感。不言而喻的底线是对人生而平等的信仰。如一位银行家所说：一个社会如果不能让多数人分享繁荣，就不能算民主社会。

据腾讯思享会的报道，资中筠在发布会上还对比了我国当前的公益观念。她认为现在很多企业家积累了很多财富，是很愿意做公益的。但是，公益事业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民间性，政府的不算。不能把钱拿出来又归回政府，变成政府财政的一部分。第二是自愿性，每个人有权利不捐，你不应该逼他，任何群众和政府都不应该逼捐。第三是自主性，捐出来的钱，我要看到它的效果。不能像捐给某些官办基金会，我不知道你拿着这些钱去了什么。

但这几点在我们国家比较难以做到。“因为我们的公众有一个习惯思维就是刚刚说的逼捐，看到谁有钱，就觉得他必须捐出来。通过什么途径捐给谁，怎么使用，有什么效果，人们不管，反正你捐了就行了。”

还有关于志愿者。做公益并不是让大家饿着肚子，什么都不要，这个理念是不对的。社会组织跟企业一样是很复杂的，它的工作人员的素质应该是比较高的。因此，他应该是有报酬的全职工作人员，不是说业余时间贡献几个钟头。真正的公益组织是提供就业机会的，美国的NGO组织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的就业场所。我们的基金会法规里提到只有10%的资金可以用于行政开支，这是行不通的。其结果就是很多人被逼着做手脚，用别的方法来报账。

最后资中筠提醒，虽然已经改革开放多年，每年出去几十万留学生，但我国主流观念还是非常封闭的，各种陈腐的观念依然很多。比如仍然摆脱不了认为外国基金会不怀好意的偏见。她说：“实际上他们（外国）最想‘和平演变’的是他们自己的制度，而且也的确用了‘演变’这一词。本书的题目‘资本主义演变’，就是他们提出的口号，‘the evolution of capitalism’”。

中共最高层首次明确论述“中共合法性”

9月9日，王岐山在京会见一批外国政要和知名学者。这些重量级人物刚刚参加了“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主题是“从严治党：执政党的使命”。新华社的报道，对王岐山在谈话中有关执政党合法性问题颇为着墨。

9月10日，微信公号“学习大国”刊发赵再兴的署名文章，认为此举为中共话语体系的一次重大突破，系中共最高层领导亦即政治局常委以上，首次论述中共的合法性问题。

王岐山具体说了什么？他指出，执政党的使命决定了必须从严治党，执政党对人民的承诺就是它的使命。要兑现承诺，执政党必须对自身严格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办好中国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执政党代表人民、服务人民，就要确立核心价值观，坚守在行动上。

赵文首先解释了“合法性”这一政治学上的重要概念，是指人们对某种政治权力秩序是否认同及其认同程度如何的问题，也称为“正统性”、“正当性”。合法性的基础是同意。当合法性受到侵蚀时，政治权力的行使或者政府的统治就会陷入危机。

那么，共产党有没有合法性的问题？此前有观点认为，只要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就天然具备了领导国家和社会的执政资格，合法性只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存在的问题。然而东欧剧变、苏共败亡的教训，是深刻的一课，表明共产党也可能面临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流失与枯竭，直至丧失执政地位。因此作者认为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绝非无中生有、危言耸听。

文章进一步分析，尽管在公开报道中，中共几代领导人没有关于执政合法性的直接论述，但相关论述以“党的建设”思想，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而党的建设的主线，就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而最经典的表述是：“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见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最后，王岐山9日首次论述合法性问题释放了什么信号？作者认为首先彰显的是中共执政的自信。而执政党的合法性，从根本上说，是以其执政绩效、执政能力和民众的支持率为标志的。中共从一个革命党成为一个执政党，取得政权之后切不可沉湎于“打天下就能坐天下”的陈旧观念，因此提出执政合法性问题，更蕴含着深刻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