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中元之夜说浦江

“最悲伤的泪水洒在英年早逝者的坟头，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还有很多事没有做。”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这句话最适合用在刘浦江身上。今年1月6日我在普林斯顿收到几个老师几乎同时发来的短信，知道浦江已在垫江去世。到办公室枯坐一天，什么都做不下去，只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失去他，是北大中古史中心三十年来最大的损失。浦江走好，天国也有读书处。”那以后每逢有人让我写点什么，我都推辞了，即使不得已而答应下来的，也迟迟无法动笔。刚刚承受了田余庆先生的远去，再经历同辈人的长别，回忆和纪念无疑是一种我竭力想要回避的折磨。

最后见到浦江，是元旦前他得知病情恶化动身回垫江老家的前一天，我跟着邓小南和荣新江等去肿瘤医院，隔着监护室的大玻璃窗用对讲机说话，那真是一种无法描述的诀别。但见浦江说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唯一托付的事情只和学生相关，我又感到莫大的震动。我不知道自己若是躺在那张病床上，面对前来告别的多年同事，能不能做到如此平静、如此从容。从医院回家，凌晨两三点因时差醒来，我从书架上找到浦江的《松漠之间》，读了其中的《春水秋山》和《再论阻卜与鞑靼》。浦江的文字和他说话有点像，简明平易，节奏飞快，读的时候就想象他正在会议上宣讲自己的论文。

其实《再论阻卜与鞑靼》我是很熟悉的，这正是他2004年10月间提交给由刚成立的民族史教研室主办的一个小会的论文，此前他的论文我只认真读过有关辽代横帐的那一篇。我和浦江熟起来也是从那时开始。这之前虽然做了近十年的同事，却没怎么闲聊过，甚至也没有谈过彼此的研究，只有一次他提起我在《中国史研究》上那篇讨论十六国历运的小文，表示不大同意，但也没有多说。我对他的印象，是比较书生气。我读过他在《读书》上那篇《正视陈寅恪》，没有太多共鸣。最早的印象则是我刚留校时，参加年末的青年教师座谈会，听过浦江的发言。记得那次他火气不小地批评学位制度，强调学位不等于学问——当然批评的对象很明显是当时的提职和评价体系。此外我对他似乎就没有什么印象。听几位同事说他的学术特点是文献底子特别好，我想他既然很受邓广铭先生器重，那必是有某方面的过人之处。

对浦江的学术开始了解得多一点，是我把学习重点确定在民族史之后。因为本科不是学历史的，我的专业知识有很多缺陷，对契丹女真史就是略知皮毛。有一次系里开会，我恰好和浦江坐在一起，聊起某个跟契丹史料有关的问题，我引陈述的说法，他嘲笑了我。那以后我才开始读他的论文，一读之下，惭愧我对辽金史的进展全无所知，也惊叹浦江不止在文献方面出类拔萃，分析和阐释能力亦不同凡响。那以后我有机会就会和他聊几句辽金史，我注意到，虽然他常常一开口多作惊人之语，但接下来他会平心静气、条分缕析，见解常常很通达。

2004年，在锐意改革的系主任牛大勇的支持下，我们几个偏重古代民族问题的断代史教师考虑成立民族史教研室，主要人员是王小甫、刘浦江、张帆、党宝海，再加上我。我不记得是我还是浦江先提出这个想法的，但推动教研室成立则主要靠他。他在系领导主持的一次座谈会上，如数家珍般分析全国各高校的民族史教学、科研和人员现状，听的人无不赞叹他竟然掌握这么多信息。那时他已经下了很大功夫学习契丹文，我在学习突厥文，张帆、党宝海也开始重视蒙古文和波斯文，加上王小甫长期以来本就重视民族语文，所以我们这几个人确有一点志同道合的意味。浦江不仅重视语文和文献，而且还很注意理论，特别是重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很多研究。他关于契丹父子连名制的两篇文章，可说是他多方面学术优长的集中体现。几年前他忽然夜里来电话，和我谈契丹的人牲人殉问题，谈了个把小时，其中涉及语文学分析和人类学数据，范围很大，材料丰富，显示他的研究方法可能正在转型。

这几年大家都称赞浦江出众的行政能力，希望他出任系主任，谁知“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令人嗟伤。2006年浦江初任系副主任时，说过愿意做出牺牲的话，我感觉他比我境界高。时下很多人以为担任行政领导就是做官，做官还有什么境界？殊不知官与官差别可大了，浦江做官，你会感觉他真是一个服务员，有这种领导，绝对是一个单位的大幸。不过从学术发展上来说，我觉得浦江更应该集中精力做研究，把自己的优长发挥到极致，那样必定可以大大有助于提升我们的辽金史和民族史的整体水准。

浦江去世后，我读了能找到的几乎所有悼念文章，发现涉及私人情感的文字很少。这也许是浦江的另一个特点。我自问算不得浦江的朋友，我们之间的谈话从未及于彼此家庭，一直到最后诀别时，我才知道他的夫人原来是中文系高我一届的同专业同学。他到了最后，仍是一言不及于私。但是，那么多人对他的去世所表达的悲痛却说明，私交之外仍然可以有真挚而深切的情感。这又是令人羡慕的。

今天是七月半，一个特别的月圆之夜。纳兰词有句，“莫对月明思往事”，何况在今夜。正如杜甫的诗句：“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如果真有另一个世界，大概浦江还是在读书写作，还是穿着他那件淡蓝色的休闲西装。也许在医院告别时浦江自己的总结很有道理，既然能够自由地读书，无论生死，都还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