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大师们非要把聂隐娘变成王佳芝？

蹲足一夜，小说里的隐娘才提了人头回来。师父怒斥：“何太晚如是？”隐娘答：“见前人戏弄一儿，可爱，未忍便下手。”师父再逼一步：“以后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

电影《刺客聂隐娘》的开头，黑白胶片上的聂隐娘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她手里没有人头，对师父的这段话惟有麻木应对，仿佛被击穿了心理底线，知道“未忍便下手”将是此后她的人生舞台上反复上演的剧情。但裴铏笔下的隐娘，在刺客训练课里领到了合格证，只因“晚如是”被扣了几分。对于师父的残忍训诫，她的态度是“拜谢”。

这个“拜谢”既不代表隐娘从此被规范成杀人机器，也不是像电影那样走向反面——烧一锅简单的人道主义鸡汤，一日一剂。在小说里，隐娘以自己的方式听懂了师父的话，她触摸到了政治博弈的本质，也参透了刺客的职业宿命。这句训诫成了她人生的分水岭。她决心在大棋盘上悄悄挪动一下自己的位置，这一挪既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轻则于事无补，重则掀翻棋盘，覆巢之下无完卵。

如此复杂的心理轨迹可以通过后来的故事发展来验证。隐娘被交还给聂家以后很清楚自己的经历和人生选择已经超越了俗世的理解范围，于是对父亲聂锋说：“真说又恐不信，如何？”书上的聂锋远比银幕上的倪大红豁达，追问完故事以后虽然怕得不行，但没有反复絮叨“我真后悔”，而是从此既“不敢诘之”也“不甚怜爱”。磨镜少年上门，隐娘如掷一把飞刀一般迅速钉牢他的位置，向父亲宣告“此人可与我为夫”，聂锋不敢不从。

这是何等明亮任性的一笔，古典与现代性神奇地交织在一起。这些唐朝人物仿佛在刹那间就飞到《百年孤独》里穿行了一遭以后又飞了回来。从这个“但能淬镜，余无他能”的少年身上，隐娘如天启般看见了自己下半生的另一种可能性。到了电影里，“此人可与我为夫”没了。编剧们辛辛苦苦替妻夫木聪写下了遣唐使的前世今生，甚至在新罗还有个发妻，这些累赘枝节被侯孝贤悉数剪去——剪得不可谓不对，问题是，剧本对这个人物“化神奇为庸俗”的设定是剪不掉的。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莫名其妙、神奇光泽被磨尽的磨镜少年。

电影编剧在改编小说的过程中，确实干过太多推倒重来的辛苦活。原著的后半程，隐娘周旋于魏博元帅与刘悟之间的斗法，这段情节对藩镇割据当然是有所指涉的，后面当然也隐约可见朝廷的背影，要时代有时代，要个体有个体。隐娘在其中的每一次入世，每一次出世，每一个主动出击而非被动采取的动作（更不是简单的“不杀”），每一句对局中人的点拨，都选择了最恰当的时机和最符合其性格特征的方式。最后刘悟之子不听隐娘箴言而“卒于陵州”的结局，更是从反面验证了隐娘的人生智慧。但电影编剧似乎从一开始就决意把小说扔到一边，先彻底拿掉刘家这条线，再抬高隐娘一家的政治地位，让所有的矛盾都归拢到田季安家族集中爆发。问题是，如果没有新鲜而锋利的切入点，复杂的家族树并不会让人性呈现出更复杂的面貌，也不会给故事的内核增加更多的阐释空间——有时候正相反。

一旦去掉剪接的障眼法，把电影里的人物关系理顺，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异常好懂，简直好懂到俗套的故事：双胞胎公主，被政治联姻牺牲的青梅竹马，主母谋害宠姬，甚至还有被施了蛊术的纸人和假月事真鸡血瞒孕保命……这条故事线符合大众趣味，拿到任何一个商业片行货的熟练工手里都会成为更加称手的兵器，都会用更快的节奏、更清晰的叙事脉络、多上好几倍的镜头数以及更刺激视觉的动作场面让大众喜闻乐见，顺便还能套拍个八十集宫斗剧。这样做很工业也很有效，只要占到天时地利，完全有可能成为商业片中的好产品。

但这样当然不是侯孝贤。从这个故事结构定型的那一天起，原著与剧本、剧本与侯孝贤擅长的影像风格之间，便存在着尴尬的双重割裂。从最后的成片看，他应该也意识到了这种割裂，所以绝对避免使用商业片的影像语法，碰到需要交代人物关系和情节的地方，就用大段文言台词配上静止镜头，好让画风显得拙朴一点，至少看起来离商业远一点。那些东山魁夷或者安塞·亚当斯式的画框，人物在山山水水中走台的气度，有意无意地引导观众忽略故事究竟讲了什么。至于大幅度删剪对观众理解剧情造成的障碍，也不妨视为一种聪明的陌生化处理——乍一看，你会不明觉厉，你会相信这里面吞吐了多少野心。戛纳把最佳导演奖颁给侯孝贤，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种聪明的表彰：无论多么违和的情节，都能纳入导演的风格化轨道，这是技术，更是气场。

但技术和气场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尤其是先天问题。舒淇一遍遍重复“这个杀手不太冷”的造型，见孩子不杀，见孕妇不杀，见旧情人也不杀，三个不杀之间没有递进也没有递退，没有发展也没有转折，只有单调的委屈和为难——有一点像是《色丨戒》里王佳芝陷入的困境，却又远不如后者丰富立体。小说里那个有大智慧和复杂层次、善于化被动为主动的侠女，终于被庸俗的设定碾压成一个扁平的符号。侯孝贤对速度的抑制，对静止状态下云气风势、鸟叫虫鸣的渲染，都在呼唤一个线条更简单但阐释空间更大、人物的内在光谱更宽阔的故事，需要一座真正简洁剔透、有着多棱侧面、尖峰浮于海面的冰山（我们在影片的宣发过程中听到“冰山”这个词被主创人员反复提及）。让人费解的是， 这样的故事明明就在小说里，你可以在此基调上丰富、补充、变形，但何必另起炉灶、舍近求远？

这其实是一个具有共性的问题。当年陈凯歌改《赵氏孤儿》，费尽力气要用现代人的道理，去解释程婴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儿子，保全赵家的骨血，于是节奏为之拖沓，人物为之纠结。无论站在艺术还是商业的立场上，这都是一个别别扭扭的作品。我不明白的是，为何大师们愿意花那么大力气做旧如旧，竭力在布景器物的气韵上追寻汉唐遗风，却拒绝吃透原著本身，不愿或者不敢信任古人的行为逻辑，非要把冰山变成杂蔓丛生的花果山，把聂隐娘变成抽象化的王佳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