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庆丨追忆与白化文先生有关的两件事

白化文先生

2021年7月6日六时二十分，白化文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一岁。我与白老交往始于二十年前，斯事历历在目，恍如眼前。

二十年前，白老曾为拙著《弢翁藏书年谱》撰写书评，刊载在《津图学刊》2001年第二期。这是我与他交往的第一件事。

这篇书评不足千字，提供的信息量却很大。其中言及传世古籍善本情况，说：“从解放初开始，我们的时代早已是一个化私为公的时代，对善本书籍来说，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文革’毁灭了许多书籍，也促使上述情况的进度加速。善本书现存只有那么一些，据说真正的宋本（还主要是南宋本）也就仅剩下一千多种了。大多数的善本，从南北朝隋唐等写本到宋辽金西夏、元明清等刻本、写本等，绝大多数庋藏在中外大小图书馆中。”

在历史发展的漫漫长河中，古籍文献经历兵燹水火及虫蛀鼠啃等人为与自然“厄运”，千不存一，传世甚少。白老说真正的宋本仅剩一千多种，确属实情。近年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编印《中华再造善本》，几乎将传世的宋元版古籍囊括其中，使这些珍贵古籍化身千百、永传后世。白老曾担任这套国家级《中华再造善本》的学术顾问，我因忝列是书编纂办公室科员之职，有机会聆听他的高见，获益良多。

白老在书评中也提及周叔弢先生藏书情况。他说：“作为私人藏书家，绝不可能再有像弢翁这样的大藏书家了。弢翁可说是最后一位私人大藏书家。说弢翁是藏书家，绝非过誉。因为他老人家将几乎全部藏书（特别是所有的善本）化私为公。这样就避免了具如《古今典籍聚散考》等书中所引述的，隋牛弘论‘五厄’以下的无数次令人扼腕的书籍毁散，尤其是清代私人藏书的聚散。特别应当提出的是，弢翁是一位立足于读书、用书的藏书家，他老人家不但得书后勤读，而且笔头最勤，留下了大批题识、批语，还有大量有关书籍的往来信件和其他资料，又由于受人重视（如保留弢翁致对方信件）、重要藏书基本上入藏几个几个国家级大图书馆等原因，神奇地躲过‘文革’浩劫，大部分留存下来，真是奇迹。”

白先生所言“弢翁可说是最后一位私人大藏书家”，是就传统私人藏书家风格说的。清代洪亮吉在其著作《北江诗话》中把藏书家分为五等：“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次则辨其版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简而言之，前两等的考订家和校雠家，是指学者而言，藏书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第三等的收藏家，是指一般的藏书家；第四等赏鉴家，是指传统的藏书家；第五等的掠贩家，是指书肆书贾，藏书以营利为目的。周叔弢先生沿袭了我国传统藏书家的风格，他以自己设立的“藏书五好”标准所收藏的善本古籍，量大质精，在文物性、学术性及艺术性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价值，捐献国家后，成为国家图书馆等馆藏的镇馆之宝。因为弢翁的主要藏书活动贯穿清末及民国时期，遂成我国传统藏书家的殿军，因此，白先生才称弢翁是我国最后一位大藏书家。

白先生说的“清代私人藏书的聚散”，主要指清代末年，浙江皕宋楼私人所藏的两百部珍贵宋元版古籍，被日本人捆载而去，入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成为一段文化痛史。而他所说的弢翁“笔头最勤，留下了大批题识、批语”，确是实情。作为集政治家、商业家和藏书家于一身的当代名贤，弢翁尤对古籍善本情有独钟，从政从商之暇，不惜巨资访求古籍善本。得书之后，取自己收藏的不同版本校勘，偶有所得，兴之所至，信笔在书上，或批校文字，或撰写跋语。这是一般藏书家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正是弢翁留下的这些珍贵的批校跋语，为我撰写《弢翁藏书年谱》（2000年出版）提供了第一手珍贵文献。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有幸又得到了周家提供的《弢翁日记》，并择取其中涉及藏书的部分，补入《弢翁藏书年谱》增订本。   

《弢翁藏书年谱》，黄山书社2000年版

由于供职于天津图书馆，我有幸典守弢翁捐献的明清版古籍，多年来也一直与周家保持联系。值得一提的是，我竟然成为天津图书馆接收周家捐献最后一批藏书的经办人。这批弢翁案头常用之书是硕果仅存之物，由我代表馆方经办，与几位同事到原英租界区睦南道的弢翁家取书的情景，历历在目。弢翁1942年即立下遗嘱嘱咐后人，当天下太平时，将全部藏书捐献政府，化私为公。到捐献最后一批弢翁案头藏书时，这一捐书遗愿终于实现。斯举伟矣，英名传世。

至今难忘白先生曾当面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我可以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说弢翁”，可谓一语道破关键。所谓“前无古人”，是指此前的一般藏书家，无人像弢翁这样，解放前早就立下捐书遗嘱，解放后实现了捐书遗愿；所谓“后无来者”，是指流传于世的珍贵善本古籍如今大都陆续入藏公库，而在民间流传者寥若晨星。此后，不会再有藏书像弢翁一样规模和份量的藏书家了。

周一良先生想见我一面，也是白老告知。这个消息令我喜出望外，而又诚惶诚恐。前者是因为，一良先生身为弢翁哲嗣，是北大著名历史学家，学术地位极高，而我乃一介图书馆员，能够见到一良先生，机会难得；后者是因为，一良先生若提出若干与《年谱》有关的学术问题，或指出《年谱》存在的若干错误，岂不令人汗颜！

丑媳妇也总得见公婆。一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照白老提供的进京时间和住址，找到一良先生家。先生坐在轮椅上，向我伸出双手，我赶紧凑前，扶着他的手，看到先生慈眉善目，十分亲切，顿感担心多余。一良先生握着我的手说：“谢谢国庆先生，您为周家做了一件好事，为先父编制《藏书年谱》，做了一件我们想做而做不成的事。”简短交谈后，为了不叨扰一良先生，我起身告辞。先生将《毕竟是书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两部著作赠送给我。两书我曾多次阅读，每次都有新获。或许这就是大家著作与一般读物的区别吧。而在返津途中，一良先生说的“您做了一件我们想做而做不成的事”，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打转。弢翁的藏书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一良先生作为弢翁后人，确实没有机会翻检这些藏书，纵使有大学问，也不能为无米之炊。

几个月后，一良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八十八岁。初次见面，竟成永别。我怀念、敬仰这位米寿老人，也感谢给我提供这次见面机会的白化文先生。

我与白化文先生交往的第二件事，也在二十年前。周绍良先生是当代藏书大家，以收藏明清戏曲小说及唐代墓志拓片等稀见传本名世。白先生曾受绍良先生委托，助办其所藏唐代墓志拓片转让事。经白先生与中国书店商量，这批唐代墓志拓片最后分别转让国家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因我有幸参与其中，对斯事原委略知一二。

记得2002年3月15日，我收到国家图书馆的任继愈馆长签名寄来的《永乐大典》六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函。4月17日，参加这次研讨会期间，时任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主任的张志清先生找到我，说有一件重要的事需要商量。他说：“藏书家周绍良先生近期患病，急需一笔治疗费。他决定把自己多年收藏的一批唐代墓志拓片转让出去，已经把这批拓片放在了中国书店，委托中国书店负责运作，提出转让费两百万元。”

接着，志清说：“因国图此前已经入藏了一些唐代墓志拓片，估计其中部分拓片与这批拓片有重复。国图的意见是和天图联手购藏。国图只选缺藏部分，其余由天图购藏。这批唐代墓志拓片转让的事被一位日本人知道后，愿意出价一百五十万元拿走。当时中国书店经办此事的负责人彭震尧先生告诉这位日本人说：‘中国书店出售古籍文献，有个国内优先原则，首先考虑在国内转让。’”

听到志清说“这件事很急，需要急事急办”，我当即给天津图书馆的陆行素馆长打电话说明情况。陆馆长深知购藏这批拓片的意义，除了以稀见珍贵文献补充馆藏之不足，更重要的是要尽全力留下这批价值极高的珍贵文献，不能让其流出国门，更不能留下骂名。陆馆长对我说：“这件事非常重要，我马上向局领导汇报。”几分钟过后，他回电话说：“国庆，局长同意出钱，两馆合作拿下这批拓片。”此事就这样定了。

4月下旬的一天，我专程赴京，当面与志清商量落实两馆合购拓片事，并一起到中国书店看这批拓片。

5月9日，志清给我打来电话，聊起两馆合作购藏这批拓片的想法。他说：“今天，国图垫付的一百一十万元人民币交给了中国书店，一次性付清。周绍良先生认为自己这批唐人墓志转让国图和天图，是件幸事。原家属所定两百万元，可以打五折转让。下一步先由国图从中挑选‘章钰藏书’部分（作者注：以钤盖章钰藏书印者为据），再由天图从中挑选本馆缺藏部分，剩余一少部分归国图，入藏国图复本库。”

经统计，国家图书馆从中挑选了五百三十八种五百七十一张拓片。其中四百九十八种五百一十五张主要是著名收藏家章钰旧藏，少部分是罗振玉旧藏。其余的两千余张拓片，均是天图所不藏者，全部由本馆购入，充实了馆藏。国图垫付的一百一十万元人民币费用，结账时国图支付四十万，天图支付七十万。绍良先生获转让费一百万，中国书店收中介费十万。

7月29日，我与本馆部门同志一道，乘车专程到国图取回天图购藏的这部分唐代墓志拓片。清点和交接工作，由我（时任天图古籍部主任）和国图金石组冀亚平组长两人负责。这批拓片最终物得其所，此事完美收官。

作为当代藏书大家，绍良先生收藏唐代墓志可谓捷足先登，有眼力、有水平、有规模。

绍良先生收藏唐碑拓片始自1936年的唐史研究。先生的研究下的是死功夫。他取新旧两《唐书》对读，记录和整理其中的歧义部分，又发现《唐纪》的干支纪年与陈垣编的《二十史朔闰表》时有出入。为了掌握证据，解决学术问题，他开始收集唐人墓志拓片，利用其中墓主下葬日期的干支纪年来判定是非。当时唐人墓志拓片尚不为人留意，绍良先生日积月累，形成了唐碑和墓志拓片的特色收藏，多达四千余件。

本世纪初，在洛阳邙山等地曾有数以千计的唐代墓志出土，由此而兴起名人雅士收集的热潮。较为著名的藏家有于右任（鸳鸯七志斋）、章钰（四当斋）、张鈁（千唐志斋）及李根源（曲石精庐）等。罗振玉曾编刊《芒洛冢墓遗文》等铭文拓片集录，以便学人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上述各家收藏均转入各地博物馆，随着文物发掘工作的有计划展开，新的唐碑也陆续出土。但是，由于碑石分散各地，难觅全豹；部分图书馆（如北京图书馆）虽尽力收集，亦以不得完璧为憾。加上图书馆、博物馆等收藏部门在拓片出借、阅览上的不便，使研究者很难充分利用这批有价值的史料。

有鉴于此，1984年在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持下，由周绍良、赵超两位先生负责，编制完成了《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至此，一般学者就可利用这部大书开展唐代问题研究。这部《唐代墓志汇编》著录唐代墓志三千六百零七件，拓本中以绍良先生自藏为多，达到一千七百七十三种，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左右。

此次购藏拓片，天图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在协商购藏拓片期间，天图与中国书店往来交流增多。我们向中国书店提出，索回原属于天图旧藏的十余种古籍雕版，中国书店经过讨论，同意将原属于天图的十余种古籍雕版完璧归赵。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因中国书店业务需要，曾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和借用古籍书版，目的是刷印以广其传，并增加书店营业额。天图旧藏的十余种古籍雕版，悉数被中国书店借用。说来也巧，当时中国书店来车到津，把馆藏古籍雕版拉走的情景，我曾看了个满眼，只因当时年轻，没有参与其中，并不知道原因。借天图和国图联合购藏拓片，竟然把天图旧版归还事也连带办妥，实属幸事一桩。这十余种古籍雕版是清代民国时期刊刻的，主要包括《津门诗钞》《天津金氏家集》《天津文抄》 《屏庐丛刻》《许学四种》《重刊广瘟疫论》《补注广瘟疫论》《王仁安集》《妙莲花室诗词抄》及《戊午吟草》等。

在这批唐代墓志拓片转让成功后不久，我在绍良先生的弟子李经国先生陪同下，去看望已然病重的绍良先生，以表谢意。先生高兴地跟我说：“我与天图有不解之缘。在这以前，我把所藏的明清小说全部捐献天图。这次天图又和国图一起接收了我的全部唐代墓志拓片。”我代表天图，赠送先生本馆编印的三种藏书目录：《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善本书目》（1961年印本）、《天津图书馆藏明清小说书目》（1962年印本）和《天津市人民图书馆藏活字本书目》（1981年印本）。绍良先生把新近从韩国发现，并在中国影印出版的一部点校本、明代陆人龙撰写的《型世言》送给我。回馆后，我为此书撰写了一篇书评。

中国书店经营书业百年，以其责任担当，赢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白化文先生也因与中国书店过从甚密，间接为大家办了许多好事善事。可惜天图索回书版事，我没有当面向白老说过。可以想象，倘若白老获知竟有这等妙事，一定会含笑于九泉之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