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海斌丨“剥极将复”：“大革命”前后的孟森

按：孟森的政治身份，以往为人知者约有二，一是清末江苏咨议局议员，二是民初国会议员。他在1922年曹锟贿选发生后，南下提倡省宪之说，发起自治团体，领导江苏地方自治运动。1927年，国民革命军克复上海，以国民党员身份被委为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委员，又出任江苏民政厅秘书主任。作为曾在国会与国民党恶斗的进步党骨干，当“大革命”之际，孟森实现政治身份转换，直接进入国民党政治系统，跨度不可谓不大。重审这一段短暂而少为人悉的政治经历，给我们理解孟森及其走过的大时代带来新的契机。

小引

上世纪九十年代，年逾八旬的孟森次子孟鞠如（1911-1996）在接受族人访问时，就乃父生平讲了下面一段话：

俗云，金无赤金，人无完人，瑕瑜互见，方近实际。心史一生，优点不宜夸大，缺点不必隐讳，一事之首尾，有始而终善者，有始善而终误者。例如，始以袁世凯为正统，终以其称帝而声讨出亡，其于日寇之深恶痛绝，何待多言？终以老病之躯，屈于强暴，不克以性命相搏，又何必深究，为之带帽定性哉？其于共产党，则始终同情，悼瞿秋白一诗，真情跃然。与杨杏佛交情至深，亦属同气相求也。（1994年8月31日，孟蔚彦：《孟家的故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所论未及孟森为一般人熟悉的学术研究，而着眼于事功，专门评点他之于“洪宪”“抗战”等重要时事的作为以及“始终同情”共产党的关系，隐寓“瑕瑜互见”之褒贬，言近而旨幽。

孟森（1869—1938）在今人眼中的形象（或言历史位置）主要是清史大家、重量级的民国学人。不过，作为由传统士大夫脱胎而来的近代知识分子，孟森的学术研究很难脱离政治关心，他本人更直接从事过政治活动，有着丰富的政治阅历，活跃于晚清、北洋、国民政府时期这三个历史阶段，用旧之标准衡量，相当于横跨了三个朝代，可见近代中国变化的急速和剧烈。

孟森（1869-1938）

孟森为人所熟悉的政治身份大概有二，一是清末时期的江苏咨议局议员，二是民初当选的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他在北大时期的学生吴相湘为撰传记，内称：“民国二年（1913）十一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国会实际陷于瘫痪，孟南下上海，从此逐渐脱离政治生涯——虽然，民国五年（1916），国会议员资格仍旧维持，孟为维护国家法统也曾几次北上赴会，但自民国十二年（1923）拒绝曹锟的邀请，不参加‘贿选’而毅然南下，就完全与实际政治绝缘。”（《明清史权威孟心史》）孙家红辑录孟森在晚清、民国时期大量政法著、译作品及报刊文章，质疑早前一种流行看法，即“孟森在进入民国后，便不再关注政治，而将全部精力倾注于明清史研究”，相反，“孟森对于国家社会、政治法律、内政外交的热情，丝毫没有改变，或者说是一以贯之，或者说是有增无减”（《孟森政论文集刊》上册，中华书局2008年，前言）。

其实，不止民国前期，横跨1910-1920年代，甚至直至北大时期（1931-1938），孟森对于政治的关心和评论也没有停止过。相比于公开发表的文章，《赵凤昌藏札》中保存的孟森函札（总计七十二通，约作于1916年11月至1932年3月之间）更具私密性，议题也更加广泛、深刻，为我们理解孟森其人及与民国政治的关系提供了新资料与新视野。

《赵凤昌藏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

本文之作，直接起因于《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所录孟森传中的一句话：

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军北伐，平定苏、浙。苏省主席钮永建聘森为秘书。不一年又因某事离职。 晚年北京大学聘为讲师，专教明清间历史。

《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十《孟森》，常州旅沪同乡会，1944年

按该传出于孟森同乡友人之笔，记述传主从辛亥到北伐的政治活动，此处提示信息为他处未见，至今似无人特别留意，或加以注释。往者言及孟森与政治关系，多注目于清末、北洋两阶段的立宪、议会活动，循此条材料追索，却发现孟森在北伐时期深度介入江苏、上海地方的自治运动，在上海克复前后加入国民党，进而进入国民政府，担任要职。“大革命”前后孟森政治身份的转换，也折射了他对于“党军”“党国”体制的认知变化。

“曹锟贿选”之际选择南下（1922.6-1926.6）

民国时期，作为众议院议员的孟森有过两次近似于逃离的出京南下。一次在袁世凯称帝前，一次则在曹锟贿选之际。这两个背景事件都是对民国宪政的重大冲击，而后者直接带来了颠覆性结果，也造成孟森政治生涯的转折。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战胜，掌握北京政权。黎元洪再任总统，恢复民国六年（1917）解散的第一届国会，号曰“法统重光”。旧国会议员重集北京。不久，曹锟贿选发生。1923年初，孟森对赵凤昌言：“曹三要做总统，不必多生支节，彼此老实说穿，‘曹锟’两字欲我写入选举票中，其势不能为。……总之，直接买票之事前所未有，必欲行之，彼此疑忌，断难得公道均沾之办法，其中不愿卖者亦必有人，连鸡不能俱究，恐非旦夕所能奏效，能在其间将宪法交卷，总算有交代，即可一哄而散，愿卖者如果占多数，听其做此生意可矣。”当时孟森固不赞成曹锟，但尚寄望在国会任上完成修宪，以为“交代”。但不到半年，已不安位，被迫“为去计”。6月13日抵常州，次日致函赵凤昌，吐露此次南下心迹：

因京师事益离奇，日为去计。……得贿既非所愿，被迫到场，便成选举会，又岂能甘？即日出京，以避其丑，昨日到常，暂住商业银行内，拟稍停，当来沪畅谈。……匆匆出都，深以未被邀阻为幸，颇恐再缓，即有不能成行之悔。曹氏今俨然天与人归，八百议员已三分有二已上，特恐近日冯以武力相助欲卖身者，亦未必值钱。

函内交代京中政治见闻，对冯玉祥、吴佩孚、段祺瑞诸“武人”均有评论。出于对国会政治的失望，孟森借用传统所谓“剥极将复”的观念或言说策略，认为至民国十二年（1923），“一切政治之罪恶，将于此作一大结煞”（《民国十二年剥极将复之政局》），批评“以八百人之集合体，欲其有四万以上之人类意识，恐为世界绝无之事”（民初国会众、参两院议员总数约八百人，亦称“八百罗汉”），“欲以民选议员解决政局，昔人所谓人多食狼，狼多食人，真不可救药之病也”。政治罪恶至此，已达极端，其结果必是“军阀破、政客散”，卖身议员“名誉、资望概已破产”，孟森屡谓“曹锟等皆民国之首功也”“曹竟不成，机会正佳，曹竟有成，机会更佳”，将来只待“未染政治污点”的清白国民来收拾局面。戏言之下包藏深痛。

孟森致赵凤昌函（众议院用笺）

南下不久，孟森即担任《申报》馆特约撰述，发表大量时评文章。其制宪思路转向地方，颇倡省宪之说，强调“今日之为今日，国会制宪之迷梦已醒，国民制宪之事实可成。夫天下万国，本无国会包办宪法之先例。……强省以抑中央，为国民自救之计，且各省健者，视在本省有所主张，不似在中央之任呼不应。”（《今日为制宪较相当之时期》）1924年元旦献辞，开宗明义：

吾民有可以求治之把握，则可望其自治。自治之纲领，已规定于宪法。吾耳目接近之江、浙两省，已亟亟谋制定省自治法，此为最有效之自治。（《民国十三年之元旦》）

1923年10月，曹锟当选总统。包括孟森在内的留沪议员联合声明“未预此事，对此不负责任”，继而宣言谴责曹锟及国会中“卖票败类”，“大声疾呼，追随全国人民之后，明正贿选之罪，一致声讨”（《移沪国会议员宣言》）。本月10日，为谋求“贿选风潮之下”的苏省自治，孟森与同省议员组织“全社”，寓意“俗以十为全数，国庆节为双十，有全之义焉”，“冀本诸君子之所以自保其人格者，以保全我苏”（《发刊词·全社成立之经过及其主旨》，《江苏》1924年第1期）。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倒台，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925年4月，执政府宣布“民国法统，已成陈迹”。自1913年4月开幕以来，前后存在长达十二年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宣告结束。民国不再有总统，《临时约法》、曹锟宪法同归于尽，“至是人琴俱亡，议会完全消灭，民国初期之议会政治，乃告一段落焉”。法统既废，旧议员的法理依据不复存在，孟森的议员身份同时完结。

1926年2月，江苏全省各法团召集会议，成立江苏省宪会议组织法筹备会，并公推省宪组织法起草员二十二人，孟森名列其中，该组织法草案十二条，即由孟森主稿。4月，章太炎、张一麐、孟森等人联名通电，发表对于时局看法：

窃谓根本改造，当俟贼平而后，就各军所据之疆域，维持不动，各修内政，互止侵陵，俟他日各省自治完成，再图建置中央政府，自有盘石之安。现虽暂缺，不必怀三月无君之忧也。如必求建设，惟有拥护约法，俟贼平后，请黄陂补足八十三日任期，以合法之总统，下令改选过期之议员，循轨顺则自免纠纷。

当时政治情形相当复杂。直系主张“护宪”，即承认曹锟颁布的“宪法”，然可接受曹氏退位，即所谓“旧法新选”；另有人主张以更早的“约法”为国家基本法（即不承认“宪法”），是谓“护法”，两者都牵涉到已不存在的国会问题。孟森对国会制宪失望，惟尚赞同章太炎“恢复法统”的做法，试图拥黎元洪复位，不过，实际政治运作中，他们仍坚持各地分治观念，甚至提出“暂缺中央政府”的主张。二人不同的是，章太炎与各在野人士组织“反赤救国大联合”，不信任中央政府能够“讨赤”，成为他主张分治的理由（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孟森对共产主义很早关注，似并无多少成见。1924年前后，鉴于苏俄对华废约的宣言和行动，一度拟参加东北议员牵头的苏联考察团，表示“视察赤俄，弟在赞成之列，倘有成，将携小儿至俄国一行。共产公妻，劳工制度，不可不亲往一观，虽不能一过了然，目击究胜于耳闻也”（《赵凤昌藏札》第四册，页94）。他在《申报》上发表相当数量讨论共产主义与中苏关系的文章，持论亦较正面（见《世界党魁之模范》《东洋各国社会情状与过激主义之影响》《共产主义复活之试验》《劳农共产与劳工共产》《中俄通好后政治与经济》《主义之战胜》等，关于孟森与共产主义的离合过程，牵涉面较宽，拟另文专论）。

孟森一度寄望于先制省宪，再建中央，由“未染政治污点”的清白国民来收拾局面，但现实结果却是党军北伐，由新型党国体制收拾局面。李剑农以后见之明评述这段历史：

[1923年]10月10日曹锟就任总统，吴景濂等也在那一天举行公布宪法的仪式了。但这种‘遮羞的宪法’，国民哪个理它呢！国会既已实行最后的自杀，从此法统也断绝了，护法的旗帜，也没有人再要了，便是联治的运动也到了日落西山的景象了。此后的新希望，就是一个中国国民党。

主持苏沪自治运动（1926.7-1927.3）

1925年11月，孙传芳在浙奉战争中取胜，宣布出任苏、皖、赣、闽、浙五省联军总司令。同时，国民党宣布改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南方革命力量迅速壮大。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全国形势为之一变。9月，北伐军与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在江西交火。为避免战祸，旅沪浙人率先倡议，联合“东南五省士绅及川、鄂、湘诸省热心大局者”进行“大规模之和平运动”，目的纯为自保，方向则“向宁孙、粤蒋双方并进”。孟森所在的江苏公会予以响应，10月间更名新苏公会，孟森当选为理事。

《江苏全社同人摄影》，《江苏》1924 年第1期

11月8日，北伐军克复南昌，孙传芳退保江浙。11日，以新苏公会、全浙公会、安徽旅沪同乡会三团体为主，苏浙皖三省人士聚会讨论“对于时局积极进行方法”，孟森作为江苏代表出席。会上主张“划皖苏浙三省为自治区域”，“三省军事当局，应即请其停止一切战争行为”。而后成立的“苏皖浙三省联合会”在相当程度上承担了自治政府的职能，设有处理军、民政务的专门委员会,孟森为事务委员会文书股的负责人。该会活动采“中立”姿态，实则配合北伐军行动，其主要人物多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如始终未公布名单的军事委员会，反面证实负有某些秘密使命，有论者指出，“对照外交委员会的名单，可以推想是任命了与浙江军队和北伐军队有联系的国民党系的军人”（笠原十九司《北伐时期的上海自治运动》）。

沪上自治团体在北伐军到来之前，有很多迹象证明其配合国民党的行动。11月28日，上海各界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市民大会，到会者包括苏浙皖三省联合会、新苏公会等二百余个团体，国民党方面也有江苏省党部、上海特别市党部出席。大会提出反对奉鲁军南下、保护地方和平、上海划为特别市等主张。本日，包括孟森在内的新苏公会全体理事邀宴上海海陆军领袖，表示“奉鲁军南下，本埠地方治安岌岌可虑，应请慎重考虑，以地方民意为重”。当晚，同样包括孟森在内的三省联合会主要成员，便接受国民党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上海特别市四党部联合宴请，双方于“拒绝奉鲁军南下，要求三省自治、上海设特别巿，否认孙传芳继续主持军民政治诸要端”达成共识（《四党部宴请三省联合会员》）。此后，三省联合会致力于“倒孙（传芳）拒张（宗昌）”，在宣示“三省民治”主义的同时，矛头直指直奉军阀。

1926年底，张作霖宣布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奉军、孙传芳之五省联军、直鲁联军以及阎锡山之晋军组成安国军，以“反赤”为口号，与国民革命军对抗。12月6日，上海特别市市民公会成立。该会以“实现上海特别市民自治，谋市民福利”为宗旨，集结了当时上海所有较有力量的社会团体，皖苏浙三省联合会为主要发起团体之一，孟森作为代表出席。19日，市民公会会议，应对直鲁联军南下，讨论决以三种办法：（一）发表宣言，说明孙传芳即是鲁军，孙如来沪，战端必启，并陈述各界所受痛苦；（二）告各界民众书；（三）罢市宣言。孟森、沈衡山、杨千里、汪寿华四人为起草员。

1927年3月7日，上海特别市民公会召集三省联合会、总工会、学联会、学总会、各路商总联合会等五团体代表会议，孟森被推为主席，会上决议通过“上海市民临时代表会议组织法”。12日，上海临时市民代表大会召开，公推孟森、林钧、王梅卿三人为主席团，发表对外宣言书：

吾上海之革命民众，本民主国主权在民之原则，以全市农工商学军警各职业团体，公举代表，组织市民代表会议，受国民政府之节制，建设民选市政府，为全市市民利益之保障。今全市市民以求民选政府之实现，爰有本会之组织，故本会之责任，即在执行全市市民之意旨，接收上海政权，建设民选市政府，而对于军阀之走狗、官僚、土豪、劣绅之流，当依国民政府颁布之条例行之，为民除害，决不宽容。（《临时市民代表大会开会纪》）

本次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三十一人，孟森名列其中。另推举市民正式代表会议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孟森、汪寿华、林钧为选为起草委员。3月15日，执行委员第一次会议，讨论分配职务，公推孟森、林钧、汪寿华、王晓籁、陆文韶五人为常务委员，会务分秘书、宣传、组织、财政、市政五股，孟森主理宣传。

参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海政治分会（1927.4-1927.6）

在北伐军到来前夜，上海自治运动的发展步伐加快。但在“自治”旗帜下，实际暗潮汹涌，各方政治势力角逐业已上演。

1926年9月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成立江苏特务委员会，以钮永建主其事。钮到沪后，设立办事机关，全权代表国民政府与各方接洽，策应北伐军。中共上海区委在1926年10月、1927年2月，与钮永建等合作，连续组织上海工人武装暴动，意图“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建立地方的人民政府”，北伐军进入上海前，又策动第三次工人总罢工，据《中共上海区委宣传大纲》，其旨在发动民众，造成革命形势，“并不是简单的欢迎北伐军，而是与北伐军合作，铲除军阀余孽，取得民众政府，建立民选的市政府”。

3月21日，北伐军克复上海，标志着蒋系势力全面进入上海。22日，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宣布组织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选出临时市政府委员十九人，其中中共党员与共青团员十人，占多数位置。29日，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举行委员就职典礼，同时发起“欢迎蒋总司令案”，但实际结果是蒋介石一脚踢开了临时市政府，成立由其亲信吴稚晖、钮永建、白崇禧、陈果夫等十五人组成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后改称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并指导当地党务部”，作为国民党在沪最高党政机构，全面接管上海。吴稚晖、白崇禧先后为上海临时分会代理主席。4月12日，开始实行“清党”。

4月21日，南京通电：

（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案，加委潘公展、孟心史两同志为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委员。

《孟心史潘公展任政务委员》，《新闻报》1927年4月22日

孟森何时加入国民党，难究其详，但他靠近国民党，最可能由于钮永建、吴稚晖二人关系。吴、孟系武进同乡，1898-1901年间在上海南洋公学共事，后同为中国科学社社员。1926年8月，中国科学社第十一届年会在革命发祥地广州召开，吴、孟应邀在广州大学发表演讲，前者演讲“科学与洋八股”，后者演讲“改正不平等条约”，广州市政委员长孙科宴请社员，致辞谓“诸君在京沪方面不为谣言所惑，远道来粤，在此间举行第十一次年会，此种勇气及诚心令人无任钦佩。近日适值北伐，诸君抵粤之第二日，此间即接到克岳州之捷报，以后又接到北伐入鄂顺利之好消息，故今晚之会除欢迎中国科学社社员外，实含有祝捷之意”（《中国科学社社员抵粤开年会》）。

吴、钮早年在南菁书院订交，为“同舍未成年而所志同者”（《〈寒厓诗集〉序》）。钮于1899年由吴稚晖推荐，入南洋公学，“暂充南洋公学师范班教习”，后二人均投身革命，在东京、横滨、上海、广州多有交集。1926年末，吴稚晖由粤返沪，时钮永建以国民革命军总参议身份在沪策动，吴亦“负敌后政治责任，故与钮永建共同负责主持”。另，同时在沪的上海市党部委员、赵凤昌之婿杨杏佛，也是与孟森关系密切的国民党人之一。

1927年4月初，已见孟森参加上海市党部会议的公开报导。自4月25日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第七次会议开始正式出席，至最后一次6月2日的第三十次会议，孟森承担多项调查、审查、拟议工作。最吃重者，是会同郭泰祺、潘公展审查《上海特别市暂行条例草案》四十五条，并形成修正案提交政治分会通过。

此外，孟森还是上海政治分会下设上海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宣传委员会成立于1927年4月26日，为上海最高宣传指导机关，5月2日推定郭泰祺、潘公展、孟森为常务委员。5月4日，宣传委员会会议，孟森为主席，安排会员工作，包括筹备五五游艺大会、五四纪念大会及各科工作。5月10日，孟森向宣传委员会呈送《改正条约会刊》及《抵制英货具体办法》，条陈对外宣传意见。24日，发表关于对英问题文件三种。

表：1927年5月上海宣传委员会会员工作（资料来源：《宣传委员会消息》，《申报》1927年5月5日）

国民党实行党治，但党政并行，在训政时期，中央实行“以党领政”，地方实行“党政分治”体制。“清党”造成内部分裂，即党的组织系统的相对激进和权势部门的相对保守，这一点在地方党政关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王奇生《中政会与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轮替》）。也几乎在“清党”过程前后，孟森本人完成政治身份转化，从上海地方自治权力组织转入国民政府行政系统。他的经历，似可印证当时国民党中央对地方党政人员的一个印象——“凡行政人员皆老成，凡办党同志皆幼稚”。

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具有临时过渡性质。至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正式成立，临时分会宣告结束，“所有未了事件，概移交上海特别市市市政府政府接办”。孟森在此前已离开上海，转赴南京，即前引传稿所谓“国民军北伐，平定苏、浙，苏省主席钮永建聘森为秘书”。

出任江苏民政厅秘书主任（1927.6-1927.10）

孟森南京之行，实际是随钮永建进退的结果。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钮永建出任国民政府秘书长，5月2日，江苏省政府成立，为政务委员兼民政厅长，6月4日正式履任民政厅长。6月8日，孟森被委为江苏民政厅秘书主任，旋离沪赴宁。

钮永建（1870-1965）

钮永建以国民政府秘书长兼江苏省民政厅长，职重事烦，需照顾多头，而办公精力分配，以情理论，势必“在国府之时多，而在省府之时少也”。他请孟森赴宁就职，当然出于故谊，同时也看重老友的行政长才。孟森到职后，在民政厅秘书处独当一面，江苏省政府召开政务会议，钮永建不能分身之际，往往也由他代表出席。至10月，江苏省政府改组，钮永建改任省政府主席。约同时，孟森结束在南京的工作。现不确定离任的具体原因。有谓“森不善辞令，其见解又往往与人不合，与政客相处稍久渐渐厌之”，或是一因。孟森与钮永建的作风、政见未必尽合，相处可能出现问题，但更直接的理由，应是民政厅长易人，他也不安其位，思另择出路。

孟森从政经历不长，但身处政治风云诡谲的南京，却有机会对党国体制作近距离观察。当时致函赵凤昌，内称：

奉二日书，历六日始达，盖宁垣自二十五以后至昨日七号，始见邮函也。……此间尚甚疑于武汉，以唐生智有力取江浙之意，疑汪（精卫——引者注，下同）等或与同情，又所宣言，明为以蒋（介石）为离叛，以李宗仁辈为拥戴，故深致不满。迨五号七人既到，始信无对宁用兵之事，然痕迹尚深。至今政府委员以下，无有与汪等通谒者，似乎将静观其合作之程度，则弟何人斯敢奔走访候于其间耶？

此函用“江苏民政局用笺”，落款作“九月八日”。据内容判断，当作于1927年9月8日，正处在所谓“宁汉合流”前一阶段。“胡展堂”，胡汉民，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先是宁、汉分立，而宁方内部，桂系与蒋介石有隙，李宗仁等认为非蒋去职，宁、汉不能合作，迫蒋辞职。蒋因北伐军受挫徐州，声威有折，遂于8月15日发表下野宣言。南京方面一时群龙无首，孙传芳乘机反攻，江北很快为孙军所占，即函内所谓“孙军来逼”。蒋介石下野后，宁汉合流加快，双方达成协议，武汉政府迁往南京，与南京政府合而为一，9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五号七人既到”，即指汪精卫、顾孟余、徐谦、陈公博、朱培德等汉方要人于9月5日抵南京。孟森对当时当地的政治前景有所分析：

新局若何而定，各方诚意如何，俱未可知，但既落其中，亦愿观其变。所可知者，诸人才具虽短，而人格则高，绝无军阀养死党、占地盘之故态，果欲求光明之路，终不能舍此而他求。当其抛弃一切之时，孙军来逼，尚能合力拒之，此有主义之故也。此弟所谓既落其中，愿观其变者也。

十五会议之期，未知能如约否？北伐是否能宁汉合作？汉之中何以处唐（生智）？将来政府似又不能纯守俄国之衣钵，则组织未知用何方式？党务与政务夹杂，终非久计。文、武两途，军、民两政，何以使之就理，此皆在观变之中。政治停顿，吏牍稀简，无可奈何手一编自遣。双方政客，无从会见。弟来宁后，无意中曾一晤胡展堂，蒋介石始终未见，无所谓应酬，无所谓报谒，未知他人之在宁者如何。但弟自觉在此，亦不甚觉其可怪，或者风气已有变迁，不一定沿京都及省会之旧习，此皆弟之所云有望者也。

党军竟不肯宁汉相残，蒋欲宁伐汉，竟不可得，而不免一去谢罪，有主义者如此，无主义者如彼，吾终信事之必成，但未知果在何人之手耳。

孟森对南京国民政府颇有正面观感，对国民革命军的组织能力、军事素养评价不俗。他感觉南京当地“风气已有变迁”，不同于北京及他处“旧习”，国民党人“才具虽短，而人格则高”，皆为“有主义之故”；又认为“宁汉不肯相残”、蒋以下野为代价与汪的合作，是“有主义者”的表现。但同时，对宁汉合作前景，包括宁方内部汪（精卫）、唐（生智）之间人事矛盾，也怀疑虑，尤其以在南京亲身经历为验证，不满于训政体制下“党务与政务夹杂”的现状，以为“终非久计”，将来政府组织恐难“纯守俄国之衣钵”，文武、军民关系如何协调，仍需观望。

孟森从民政厅秘书任上卸职后，回到上海。1928年春，大学院召集之全国教育会议，“聘请国内各专门学者及教育专家，组织一提案预备委员会”，孟森被聘为下设出版物组常务委员。11月，为江苏省政府特派员查办愚斋义庄公产。同年底，省府设立江苏通志编纂委员会，被聘为编纂。至1929年3月，辞去上述两项工作，完全脱离江苏省政府。自1929年夏，孟森始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讲授清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之聘，至北平担任北大史学系教授，直至1938年去世。

余论：“党国已造成不解之结”

综上，大致可厘清以下事实：曹锟贿选发生后，孟森离京南下，出于对国会制宪的失望，提倡省宪之说，参与江苏地方自治运动，发起组织全社、江苏公会、新苏公会等自治团体。1926年11月，北伐军与孙传芳激战江西之际，苏浙皖三省联合会成立，宣布划三省为“民治区域”，发起“倒孙拒张”运动，孟森为骨干成员之一。而后，以划上海为特别市、实现“市民自治”为宗旨的上海市市民公会、上海临时市民代表大会相继成立，孟森历任常务委员、执行委员。北伐军克复上海前夕，中共主导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孟森一度为市政府委员候选人。1927年4月8日，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成立，成为上海最高权力机关，并成为蒋介石在上海分共前后，藉以抵制临时市政府和进行“清党”决策的工具。孟森约在此时加入国民党，被委任为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委员，兼上海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同年6月，应江苏省民政厅长钮永建之邀，赴南京任江苏民政厅秘书主任，至10月卸职。后任江苏省政府查办愚斋义庄公产特派员、江苏通志编纂等职。1929年3月，正式脱离江苏省政府。

以往关于上海国民革命的研究，多聚焦于以中国共产党、总工会、共产国际为中心的三次上海暴动，对于在上海自治运动浪潮中产生的市民公会、临时市民代表大会、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等机构，也倾向于认为是以工人为主体的、吸纳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参加的市民联合政府。如深入观察，可发现上海自治运动的展开过程即构成了国民革命的一个环节，而且这场运动也成为后来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上海市政府建立的主要政治基础之一。作为民初国会中进步党系统的骨干、上海自治运动的全程参与者和组织者之一，孟森在“大革命”高潮将落的阶段实现政治身份的转换，直接进入国民党政治系统，其跨度不可谓不大。尽管时间不长即退出，而且离开的方式也不见得光彩（1929年3月1日江苏省政府第一八六次会议决议：“风闻孟森假藉本府名义、在外招摇、除派员密查外、所有该员请辞愚斋公社总干事之职、应予照准。”[《苏省政府会议》，《申报》1929年3月2日]近有学者对“愚斋义庄解散案”做过细致研究，但“一直负责查办愚斋义庄案的孟森究竟为何突然被江苏省政府解职”，仍“限于材料无法查证”。参见彭晓飞《1931年上海盛氏愚斋义庄解散案研究》，《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2期），但孟森与国民党的这段少为人知（或事后有意讳言）的因缘，却颇值得后来者追索、思考。

1931年，孟森北上，到北大任教。他对赵凤昌说“弟在此日以读书为消遣，中国文化自在故都，见所未见，惟日不足，不日将有拙著问世，虽无高议，亦读清史者之括针也”。（《赵凤昌藏札》第二册，页272）其学术生涯翻开新的、且堪称辉煌的一页。

孟森致赵凤昌函（国立北京大学用笺）

然而，孟森并未完全忘情于政治。九一八事变后，他对国府深致不满，谓“东事发生，将匝月矣，毫无措手之法，坐待他人之拯救，而此固未真能舍己芸人。此次之卸底，真可云尽净”。国民党宁、粤两方和谈，蒋介石下野，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四届一中全会选举孙科为行政院院长，其所组内阁因得不到蒋、汪支持，很快下台。孟森私信中指孙科为任人宰制之“傻哥”，批评毫不客气：

傻哥高兴，为触藩之年，亦可以播乃父之丑。……惟有傻哥自命为真命太子，初意虽无左右两丞，亦有命在天，今殆知其不然。但依现状，现制度之下，虽诸悍毕集，又将如何？此番乃真无政府，静听他人之宰割而已。

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一度迁都洛阳，召集近似政治协商会议性质的国难会议。关于“训政”体制动员全民抗战，时论有两种方案，一是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立民意机关，保障人民政治自由；一是延续和加强原有一党训政体制，实现战时权力集中，军事独裁。孟森对国民党“护党论调”极为反感：

洛阳开会，能去者不免较少， ……近彼党时发护党论调，即稍放开，亦必谓不悖三民主义而后能容，其意可见。

日本近已餍足，卖一面子与国联，兵火或竟可息。惟国内不平不稳之支节，恐纠纷更甚于暴日，党国已造成不解之结，自作自受，而吾人供其牺牲，想亦共同造孽之故，全国危如累卵，救难会何以救之？……汴会是否能成？闻此间主张，不改党之俄式，即不到会，则亦相持，而未必能以会解决国事也。

前述1927年孟森在江苏省政府任职时期，对“党军”“党国”体制有耳目一新之感，评价不俗，但至抗战爆发，观感已明显跌落，对“一党训政”尤多批评，感喟“国民对国有直接之痛苦，党国之人自以党为更亲于国”。同时期，孟森在《独立评论》上连续发表文章，参与“士大夫”“现代化”“有为与无为”诸议题讨论，与“胡适派学人”多有互动，对于“主义”的理解复有变化。

民国廿六年（1937）五月廿八日北京大学孟心史先生七十大寿纪念合影，胡适敬记

1938年1月14日，孟森病逝于日军占领的北平城中，殁前以病榻日记示友人，“虽在病中，不忘吟咏，而无时不以国事为念”（《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陈寅恪为王国维遗书作序，尝叹“今先生之书，流布于世，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提示读者当自觉越出自身所处时间、地域，与立言者“神理相接”，从而想见其人其世（《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孟森身后以学术名世，而其学术所由生之“平生志事”反湮没不彰。“大革命”前后的孟森，经历了政治生涯的最末一章，也构成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短暂而奇异的片段。理解这一个片段，要在能知“一事之首尾”，论定人物贤愚不肖，本治史之余事，能由其人推及其世，从个人的出处抉择探察晚清、民国历史的连续与断裂，进而理解“革命史”的展开与翻转，则近道矣。本文只是这项工作的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