闸北区是怎样变为“下只角”的

上海酝酿静安区与闸北区“撤二建一”的消息一出，立时成为街头巷议的热点。两地只是隔了一条苏州河，南面的静安区固然一直是高大上地段（习称“上只角”），但北岸的闸北区也并非一开始就是“下只角”的……

“华界工厂发源的大本营”

上海宋代成镇，元代设县，至明清时期，已被称为“江海通津，东南都会”，成为江南地区相当繁华的城市，但是就城市空间来说，现在的闸北区，直到上海开埠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

“闸北”名称的由来与吴淞江（苏州河）关系密切。吴淞江是上海一条重要的水运航道。乾隆二年（1737年），人们在距吴淞江老石闸以西三里之处的金家湾（今乌镇路桥西侧，大统路附近）再建一座“新闸”。闸北即因在新“闸”之“北”得名，又大致以虬江为界，南部属松江府上海县，北部属太仓直隶州宝山县。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依照《南京条约》的规定，英、美、法租界相继在上海县城以北建立并向外扩张。至1899年由英美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最后一次大扩张以后，上海城市的几乎所有膏腴之地都纳入租界范围，以至“上海”这个称呼，亦几成为租界的代名词。

随着租界兴起，上海城市中心从县城（旧南市区）北移，本来偏僻荒凉的闸北与租界相接。闸北绅商在租界扩张的刺激下，于1900年成立闸北马路工程总局，自开商埠，进行市政建设，成为闸北城市化进程的起点。1908年底，沪宁铁路全线通车，上海车站（“老北站”）站楼为三层高敞洋房，为当时全国最大、最壮观的火车站，使闸北成为上海陆路交通的枢纽。

由于闸北地价低廉、交通便利，吸引工商企业纷纷入驻。至20世纪20年代末，闸北迅速发展为上海的一个重要工业区，已有较大工厂256家，为全市总数566家的45.23%，人称当时的闸北为“华界工厂发源的大本营”。美国著名记者鲍威尔称赞：“中国人自己的工业建设，无论在数量或重要性上，都超过了在上海的外国人，它们主要集中在邻近虹口的闸北地区。”与此同时，闸北的商业也日具规模。大统路开设各类商店50多家，有“闸北南京路之称”。闸北的人口也从1903年的不到3万人增加到1920年代初的30万人，成为华界人口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还使得闸北的范围扩大，城区地位不断上升。1923年，张謇提议闸北设县，“足见闸北之发展”。虽然这一建议最终没有变成现实，但实际上宝山与上海县也难以再继续共同管辖闸北了。1927年，上海特别市成立，闸北被划为区，与宝山和上海县在行政上脱离关系，这就在事实上确认了闸北城区在上海的重要地位。

此时，“闸北的前途似乎是宽广的。宝山路和新闸两个繁华中心东西相拱，闸北的北面有着大片原野可资开发建设。闸北没有县城那种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旧城区的错综复杂矛盾，它本来可以快速地、也比较现代化地向前发展，成为更繁华的新型市区。”

百日毁灭三十年成果

这样美好的前景突然破灭了，闸北的现代化梦想硬生生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的战争灾难扼杀。两次淞沪抗战，闸北均首当其冲。接踵而来的“一·二八”战争和“八一三”战争对闸北的破坏极为严重，从1900年开始的30年之建设成果竟毁于一旦！

1932年1月28日晚11时30分，日军以保护日侨、执行防卫协定为名，首先进攻闸北天通庵车站等处，“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日军飞机对闸北的房屋建筑群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共有103条里弄街坊、数万间房屋被毁。尤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和最完善的印刷企业之一”、坐落在闸北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在轰炸中房屋完全倒塌，馆内机器全部烧坏。“三十余年来致力我国文化事业之基础尽付一炬，物资上精神上之损失均极重大。”

整个一·二八战役期间，日军在闸北肆虐达28天。闸北的精华地带几成一片瓦砾。战后前往探访的记者发现，闸北“一月以前鳞次栉比的市房，至今已无一完整之屋宇……宝山路西边之房屋，尽若罗马废丘”。侵略者强加的战火给闸北造成了巨大损失：人口伤亡达2.3万人（占全市华界82%）；受损商号登记有4204家，工厂841家，经济损失1.32亿余银元，占全市华界地区68%，为其他地区总和的两倍。

但是，一·二八战役虽使闸北遭受重创，但闸北尚未因此一蹶不振。《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闸北立刻开始了复兴工作。可是，仅仅过了五年，在1937年的“八一三”抗战中，经济刚有起色的闸北再次成了日军的主要进攻目标，共向闸北发起进攻136次，炮轰48次，飞机轰炸98次。

从租界的高处望去，可见闸北整日浓烟遮日，火光冲天，触目惊心。老北站在日本飞机的反复轰炸下，“到处是累累的战痕，（月台）已经被炸成一堆残缺的砖土，像一个被毁了的大坟墓”。经过80余日的狂轰滥炸，“闸北已成一片焦土，其破坏景状，几不能以笔墨描写，炮弹与炸弹破坏之遗迹，到处皆是，举目四瞩，如地震后之景状”。全区95%以上的建筑物变成了废墟，除一处位于恒丰路、裕通路西侧的“三层楼”外，几乎找不到完好如初的建筑。已在一·二八中遭受重创的闸北丝业，八一三中再遭灭顶性打击，工厂损坏率竟达百分之百！

耗费了三十年时间，闸北才由一片荒郊发展成繁盛的市区，却在短短的百日（“一·二八”28天，“八一三”80天）光景就由市区变成了荒郊。日本侵华战争，将闸北的现代化建设全部摧毁，战争又导致居民的大量逃亡，到1938年初，闸北境内居民竟仅余120户，580余口，这一年的春节，闸北“景象沉寂悲凄，恍若死城”。

向下沉沦的“棚户王国”

“八一三”战争的破坏使闸北的元气丧失殆尽。日军占领闸北后，拉起了很多铁丝网，将1300余亩的土地划为军用地，禁止居民进入。在日伪统治下的闸北，人口稀少，与寻常乡镇已鲜有区别。伪上海市政府声称闸北“虽原为工商荟萃之区，但战后悉为焦土，情势变迁，迄今人烟稀少”，“姑予列为乙等镇”，退居真如、大场（甲等镇）之后。

闸北如此情形，对日伪统治的形象十分不利。1938年以后，伪政府也有所谓恢复闸北繁荣的计划。但复兴闸北所需经费浩大，伪政府根本无力承担。当时的《文汇报》即指出这是“缘木求鱼，决难实现”。计划落实下来的只不过是些面子工程，搭盖了一些供灾民居住的小棚而已，吸引了因“抗战初起遭逢变乱，家室被摧毁于炮火，流离露宿风栖，备受艰辛”的苏北难民纷纷迁入。

这些难民“半都露宿风餐，挣扎于饥饿线上”，只能搭建棚屋借以栖身，最后令整个闸北成了“棚户王国”。在闸北诸多的棚户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蕃瓜弄。蕃瓜弄东邻今南北高架路，南接天目西路，西抵大统路，北靠沪宁、沪杭铁路，总面积为6.05公顷。原本蕃瓜弄所在地是一个农村，村落名为姚家宅桥，后逐步形成街市里弄。到了1920年代，这里已成了闸北西南部的繁华地带之一，有致富里、同德里、如意里、吉庆里等十七条旧式里坊弄，多为二层石库门里弄，此外还有通和布厂、大中烛皂厂、海昌公所和经营粮食、香烟、木材、绸布和茶馆等十余家店铺。

然而在“八一三”期间，蕃瓜弄和闸北其他地区一样惨遭日军炮火的蹂躏，整个地区成了一片废墟。之后，难民在废墟上大建棚户。蕃瓜弄棚户很多是陆上住房最差那一种，人称“滚地龙”，面积不过一张地铺大小，用竹片、茅草建成，不堪风雨。

到1947年蕃瓜弄已有总弄4条，支弄25条，棚户3800多间，臭水沟78条，居民约2万，是上海人口密度最大的棚户区。类似蕃瓜弄这样的棚户在闸北点连成线，线纵横交错，又变成面，尤其是其西部区域，棚户有44613户，占全区域60545户的73.7%，苏北人超过全体居民的60%。

大量难民涌入闸北，大建棚户，形成“先占强定”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工商企业、 医院学校的重新进入，导致闸北经济出现了“空心化”。截至1948年，闸北共有工厂42家，其中1930年以前有13家，但多一蹶不振；1938年以后新建的29家中小作坊、小工场有23家，全区惟一可称得上有规模的仅7家。到抗战胜利后全区仅剩中学6所（全市121所，占4.9%），小学43所（全市786所，占5.5%）。学校的缺失导致闸北居民受教育程度不高，其识字率居于全市的末位。

抗战结束时，时人感慨“见沪西红瓦房屋，要增加十分之四，南市闸北黯无生气，前之十里洋场则依然故我”。昔日的“华界工厂发源的大本营”已然变成“棚户王国”。居民的赤贫化使闸北已经名副其实地沦为“下只角”，甚至因一穷二白的窘困处境，而被戏谑为“赤膊区”。

参考文献：

1、张笑川《近代上海闸北居民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

2、张笑川《闸北城区史研究1843~1937》，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3、蔡亮《近代闸北的苏北人》，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4、高兴华《新城兴衰：近代闸北城市化研究1900~1949》，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5、上海社会科学院编《上海棚户区的变迁》，19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