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话语体系获重大突破：最高层首次明确论述“中共合法性”

【编者按】

9月9日，王岐山在京会见一批外国政要和知名学者。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当天的报道中，对王岐山在谈话中有关执政党合法性问题颇为着墨。

9月10日晚，微信公号“学习大国”刊文认为，此举为中共话语体系的一次重大突破，系中共最高层领导亦即政治局常委以上，首次论述中共的合法性问题。

执政党能否合法执政，归根到底在于政绩和民众支持率。

这篇文章认为，王岐山谈话不再回避“合法性”这一概念，所释放的信号彰显中共执政自信，蕴含着深刻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切不可沉湎于“打天下就能坐天下”的陈旧观念。

9月9日，王岐山会见了一批外国客人，他们是60多位国（境）外前政要及知名学者，有南非前总统姆贝基、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等，气场强大。这些重量级人物刚刚参加了一个会议，会议的名称也颇具新意——“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想必诸位已经注意到，这个对话会是9月8日在北京开幕的，主题是“从严治党：执政党的使命”。

类似的交流研讨活动并不少见，官方的或者民间的，高端或者草根的，时有所见，举办的初衷当然是为了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认知与了解。那么，这次对话会有何特别之处？

从新闻通稿来看，本次对话会的主题是“从严治党：执政党的使命”，其背景是明确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全面从严治党，“老虎”“苍蝇”一起打，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其主办方是引人注目的：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与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高级智库与中纪委部门，体现国际视野；参会人员层次高、影响大；会议成果正面，外方代表积极评价中共从严治党的理念和做法，认为中共与世界对话彰显了中共的自信与开放。

看到这里，诸位也许还是不解渴——这样一个会议或许更多的是学术性的，甚至是友谊性的，有什么值得解读的？

而关键点就是在王岐山会见与会外方代表时出现的。“学习大国”这就为你点出——

此次会见，不止于寒暄致意、总结祈愿，王岐山讲了话，以其一贯的棱角分明、干脆畅达的风格，从执政党的角度论述了从严治党的意义。在这段讲话中，提到了一个政治学上非常重要的概念：执政党的“合法性”，特别要说的是，这是中共最高层领导亦即政治局常委以上，第一次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可以说是在话语体系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这就来回放这段值得高度关注的讲话：

王岐山指出，执政党的使命决定了必须从严治党，执政党对人民的承诺就是它的使命。要兑现承诺，执政党必须对自身严格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办好中国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执政党代表人民、服务人民，就要确立核心价值观，坚守在行动上。

执政的“合法性”是什么意思？

合法性是政治学上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与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学上的合法性，是指某种行为是否符合既定的法律规范。而政治学上的合法性，是指人们对某种政治权力秩序是否认同及其认同程度如何的问题，也称为“正统性”“正当性”。合法性的基础是同意。当合法性受到侵蚀时，政治权力的行使或者政府的统治就会陷入危机。

共产党有没有合法性的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复杂原因，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存在着这样一些观念：共产党以革命的合理性“打江山”，它自然就可以“坐江山”，这是天经地义的，天然合理合法的。更何况，共产党以其阶级基础、理论武装、历史使命等标注的先进性，足以证明其与资产阶级政党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在许多人看来，只要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就天然具备了领导国家和社会的执政资格。如果要谈论合法性，也只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存在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从来很少讨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似乎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怀疑。东欧剧变、苏共败亡的教训，给人们上了深刻的一课，“应然”的理论设定并不等于“实然”的客观事实，共产党也可能面临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流失与枯竭，直至丧失执政地位。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绝非无中生有、危言耸听。研究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从理论层面上看，有助于共产党深化认识执政规律，有助于人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理解；从实践层面上看，有助于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转变，有助于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高。

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合法性问题？

查阅公开报道，特别是检索人民日报创刊以来的数据库，并没有发现中共几代领导人关于执政合法性的直接论述。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领导人文献中没有提及“合法性”一词，但并不意味着对此命题予以回避，相关的论述以“党的建设”思想，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而党的建设的主线，就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一些论断广为人知。例如，毛泽东确立“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告诫全党坚持“两个务必”继续“赶考”，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指出党面临“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习近平强调“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

其中，与执政合法性具有直接关系的，是“执政能力”概念。 的提出。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开宗明义：“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

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概括了6个“坚持”，第一次从执政党建设的角度总结基本经验。

而最经典的表述是：

“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见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王岐山“合法性”论述的要义

在长期执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课题，不断进行探索。“观世情、察国情、看党情”，“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改革发展不断深入，关于这一课题的思考不断深化。

对照之前的梳理看出，王岐山9月9日首次论述执政党合法性问题，诠释了中共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譬如：

王岐山指出：“执政党的使命决定了必须从严治党，执政党对人民的承诺就是它的使命。要兑现承诺，执政党必须对自身严格要求。”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承诺”是什么？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贯彻执政理念、兑现承诺，就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王岐山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

——“合法性”一词在此提出。这个论断，源自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等等论述。

王岐山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

——这个论断中共领导干部多有引用，出自邓小平论述。邓小平郑重提出，必须以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反复强调，做一切事情都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

王岐山指出：“执政党代表人民、服务人民，就要确立核心价值观，坚守在行动上。”

——这个论断总结了根本宗旨、执政基础、价值引领等方面的论断，与执政党要“兑现承诺”表述呼应。

首次论述合法性问题释放什么信号？

不再回避“合法性”这一概念，并且对其展开论述，从理论发展的层面看，无疑是探索思考的深化。为什么现在提出？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中央，这都是大的背景。而从王岐山此次晤谈的对象、论述的语境来看，“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是一个合适的场合。所以，首先彰显的是中共执政的自信。而从学术交流的开放互鉴来观察，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以西方的话语体系来审视，中共的执政也完全是理直气壮的。

就中共自身来说，从执政党的角度提出“合法性”的问题，背后是对长治久安、生死存亡的现实的、理性的体认与警醒。执政党的合法性，从根本上说，是以其执政绩效、执政能力和民众的支持率为标志的。中共从一个革命党成为一个执政党，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奋斗牺牲，而取得政权之后，如果不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建立完善的执政体制，不注意增强执政基础，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注意开拓执政的合法性资源，预防和克服执政的合法性危机，而是沉湎于“打天下就能坐天下”的陈旧观念，那么，殷鉴不远，重蹈苏联的覆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从这点来看，提出执政合法性问题，蕴含着深刻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