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老人忆抗战逃亡：一家人走过大半个中国

抗日战争在东部沿海地区首先爆发，随即席卷中国。随着中国军队的防线逐渐西撤，各级政府机构、千万平民百姓随之疏散迁移，从东部沿海走向西南大后方。据统计，战时约有1亿流动人口，西迁人口约在5000万以上。

成都理工大学教授樊二南的家族就经历了这样一次大迁徙。上海—香港—广州—梧州—桂林—重庆—涪陵—雅安—康定—雅安，加上战后取道陕西返回上海、纷乱中再度西撤的旅程，年幼的樊二南与家族十余口人一起绕了中国一圈半。

如今定居成都的樊二南说，他随家人在战火中由沪迁川，多年来一直想组织家人回乡寻根、编修家谱。2003年，樊二南与在上海的族亲樊申、樊芸取得联系，此后家族成员开始了辗转上海、绍兴、成都、台湾、美国的寻亲之旅。2010年，家谱编修完成，2015年，樊二南执笔的回忆录《岁月留痕》也终于出版。

近日，年过八旬的樊老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讲述了家族从上海西迁至四川雅安的历史。这个战争前殷实美满的小康之家，由于战乱颠沛流离、亲人丧生，时刻面临着才重建家园又要被迫离开的命运。正如南京大学历史系张宪文教授在《岁月留痕》序言中所说：“千千万万个家庭累积在一起，就是家国，就是天下。”这是一个家族在大时代中的故事，也是千万个家庭在战争中的遭遇。

费尽周折逃离上海，却逃不开战火

1932年6月26日，樊二南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爷爷是前清举人，曾担任北洋政府参议员，父亲则在中央造币厂和税务局工作，生活还算殷实。但随着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这种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父亲随单位由徐州转移到广西桂林，家中上下十余口人无奈中避居上海法租界。

一家人天各一方，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远在西南腹地的父亲多方联系，终于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把全家接出上海。

“当时能有这样一个机会绝非易事，”樊二南告诉澎湃新闻，“最大的困难是钱，一大家子人的旅费不是小数目。想办法、托关系，最后是我父亲认识的一个商人帮忙解了围。”

逃难的路线是上海—香港—广州—梧州—桂林。1938年深秋，6岁的樊二南跟着一家老小11人登上英国轮船“太古号”，离开灾难深重的敌占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大海，”樊二南回忆道，“听大姐说，轮船经过台湾海峡时，日军已经占领福建。我们途经厦门鼓浪屿时，船上的人就站在甲板上，高唱抗日歌曲。”

到了香港，樊家人又换乘小火轮北上广州、梧州，再包租两艘小木船驶向桂林。樊二南年纪虽小，但对三天两头换乘交通工具印象深刻，那是一种包裹着逃难情绪的记忆：“小火轮是一种很小的机动船，没有床位，只能打地铺。去桂林乘坐的是人工小船，更是挤得不得了，白天就坐在甲板上。”

今日桂林风景，昔日逃难记忆

说起在桂林的短暂生活，樊二南的印象是“三天两头钻山洞，没过过安稳日子”。彼时日机频繁轰炸桂林，警报一响，全家人就要分头钻进山洞躲避空袭。“大人们总是尽量把我们分散，以免全部惨遭不测，因此每次都像生离死别那样凄惨。当时我们几个孩子各背一个小包袱，里面装着什么我也不知道。母亲说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打开。她还把救命钱缝在我们的衣服里，流着眼泪向每个人嘱咐再三。”

桂林是个典型的石灰岩地区，那里的岩溶地貌特征是：不高的山峰分散坐落在水平的基面上，山峰千奇百怪。“由于频繁地跑警报，曾经去过的山洞我至今还能记得它们的名字，有牛马山、七星崖、老人山、牛角洞等，都是我们常去跑警报的地方。” 樊二南说。几十年后他学了地质专业，当了大学教授，曾几度故地重游。“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数次出差去桂林，还专程去这些地方，寻找童年记忆中的往事。但时过境迁，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儿时记忆中的往事早已面目全非。”如今呈现在他眼前的是游人如织的旅游胜地，再也听不见令人毛骨悚然的刺耳警报声，再也见不到轰炸后浓烟滚滚一片废墟。

手心手背都是肉，能逃多少逃多少

樊二南一家在桂林没有待多久。1939年春夏之交，家人决定再度迁徙，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我父亲在位于重庆的中央银行找到一份工作，但当时还未正式录用，没有条件把我们全家都带走。他必须先到重庆，待工作落实后才能安排家属迁往四川。”四个大人、七个孩子，十一口之家不可能一起离开，一家之主该如何抉择？“不知道父母亲 掂量了多少个难眠之夜，最后作了‘能逃出多少逃多少’的决定。”樊二南说，这一段经历刻骨铭心。

“父亲联系了开往重庆的汽车，决定让奶奶带着大哥、大姐和我先逃出去，母亲、外婆和几个小的孩子留下来后走。”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抉择。临行前的晚上，樊二南看见母亲红着眼睛为自己收拾行装。

没想到，这辆承载他们全家人希望的大陆公司货车，将祖孙四人带到贵阳后便连人带货卸下，径直开走了，留下他们举目无亲、一筹莫展。“那时能选择的交通工具只有汽车，公共汽车价格又太高，只能搭便车。贵阳已经聚集了无数想去重庆的旅客， 都在为乘车奔走，我们既没有门路，身上的钱也很有限，非常无助。”

在贵阳滞留了一段时间，旅费捉襟见肘，眼看着饭也要吃不起了，祖母的脾气也变得急躁起来，唯一的希望就是向父亲写信求援。“我当时就是一个离开了母亲的孩子，孤立无援，心里有什么想法也不敢流露。”樊二南说。

好在半个月后父亲终于有了回信，为祖孙四人联系好去重庆的汽车，他们终于得以离开贵阳。

12岁的姐姐夭折在涪陵

重庆也在日军空袭的阴影之下。“和在桂林时躲进天然山洞不同，重庆的警报一响，我们就躲进地下的防空洞里。有一次难友们在防空洞足足待了三个小时，解除警报后已经是夜晚，无数房屋成为废墟，许多人命丧黄泉。”樊二南说，年幼的他即便只是听大人讲讲，也心有余悸。

显然，重庆也不是久留之地。樊家老小很快又乘着乌江上的小火轮去了涪陵，在那里从1938年待到1939年。在这一年里，一次变故让涪陵成了樊二南的伤心之地：三姐樊和玉因患脑膜炎去世。

令他耿耿于怀的，是庸医误诊、家人迷信导致三姐的病情延误。“三姐病后，有人说恐怕是中了‘邪’，得赶快请法师打鬼。于是家人请来巫婆，巫婆一口咬定是鬼缠着她了。装神弄鬼一番表演后，巫婆嘴里又唱又说了些鬼话，最后烧了把纸伞，摔了一摞瓷碗，这才算是把鬼打跑了。”但这没有让三姐的病情好转，反而耽误了治疗的时机，一条还未绽放的生命就这样夭折在逃亡的路上。

雅安—康定—雅安

1939年初冬，樊二南父亲的工作落实，被任命为康定中央银行文书系长。随后他们全家启程离开涪陵，取道重庆、成都最后到达雅安。

为什么不去父亲的工作所在地康定呢？樊二南记忆犹新：“在康定住过不到1年，但物价太贵，一家人11口人的生活维持不了。”

康定的交通不发达，物资都靠骡马驮运，运费花费不菲，物价自然不低。另外康定并非农业城市，粮食靠外地供，也是难题之一。“我父亲调动工作时已经了解情况，所以他带着全家去赴任的时候，走到雅安就安置下来，他一个人去康定。”

后来樊二南的父亲来信，要他们搬去康定。“我那时有些高兴，因为我已懂得什么是完整的家，父母孩子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雅安至康定还不通公路，来往旅客靠乘滑竿、骑马或步行，马帮驮运货物。他们一家人雇了几乘滑竿和一个马帮，浩浩荡荡去康定。但没过多久，就因为生活难以为继而重返小县城雅安。

在1940年-194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樊二南都与家人一起生活在这个安静古雅的小县城。只有大哥樊一生后来到四川绵阳国立六中读高中，并于1944年投笔从戎，加入远征军赴缅北和印度对日作战。

大哥参军，家人事先并不知情，等父母接到信前往寻找时，已不见人影。直到一个月后，大哥来信说已经到了部队，正在印度受训，还寄来一张身着军装、头戴钢盔的照片，家人才放下心来。

在雅安，樊家人暂时告别了颠沛流离的日子，也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那一天，樊二南没等到药铺的陈先生回来讲《三国演义》，而是被突然四起的鞭炮声吸引到街上去，在人群中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而大哥樊一生则作为中国驻印军新一军的一员，在广州见证了中国第二受降区的日军投降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