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布鲁姆：古典语言学习悲哀的现实使我写下这篇文章

【编者按】

《古典传统 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中文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近日出版。普林斯顿大学亨利·普特南校级特聘历史学讲座教授安东尼·格拉夫敦说，“自六十多年前该书第一次出版后，它仍是希腊罗马文学在后世的全部故事的最佳单卷本指南。《古典传统》充分展现了这段千年历史的复杂性：海厄特不仅描绘了古典著作如何塑造了后世的读者，还告诉了我们中世纪及现代的作者如何利用古典元素创作出自己的独特作品。”

哈佛大学约翰·科根校级特聘人文学讲座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则认为，“与库尔提乌斯的《欧洲文学与拉丁语中世纪》一样，本书是古典学在20世纪中叶那个特定时代的一座丰碑，它饱含人文精神，立足保守态度，致力于复原遭遇纳粹暴行后显得分崩离析的西方文明。”

——这些评语听起来，满溢“西方正典”的气息，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哈罗德·布鲁姆为这本书写的序。布鲁姆也用布鲁姆的方式概括了海厄特这本大部头的贡献，“它提醒我们像蒙田和莎士比亚那样回归古典作品，寻找永远必需的激励。”

我今年 83岁，即将开始在耶鲁大学全职任教的第 58个年头。到了学术生涯的这个阶段，我仅限于主持高年级本科生的小组讨论，每个小组只有12人，以便有时间经常与个人面谈。近年来，其中一个小组专注于莎士比亚，另一个专注于从爱默生到哈特·克莱恩的美国文学。

对禀赋较高的学生，我敦促他们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就像我在康奈尔大学读本科时那样（1947—1951年）。垂暮之年的我仍然感激导师艾布拉姆斯（M.H. Abrams），他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予了我鼓励。还要感谢教我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古典学者们：弗里德里希·索尔姆森（Friedrich Solmsen）、哈里·卡普兰（Harry Caplan）、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和戈登·科克伍德（Gordon Krikwood）。因为他们，我学会了深入阅读荷马、柏拉图、雅典剧作家、品达和希腊史学家，还有维吉尔、卢克莱修、贺拉斯、奥维德等拉丁语诗人。

在当今数字时代，学习古典语言甚至英语史的学生相对寥寥。指望出现不同情况不切实际，这种悲哀的现实促使我为吉尔伯特·海厄特的《古典传统》作序。

我在 1949年海厄特的书刚出版时就读过它，它的明晰和详尽让我受益匪浅。两代人的时间过去了，我刚刚重读本书，觉得它仍然是无价的。

海厄特在开篇断言，我们的世界是“希腊和罗马的直接精神后裔”。这种说法在六十年前可能就不完全符合事实，在 2013年更是很不准确。但我几乎不觉得这是本书的缺陷，与书中的论断相比，更重要的是他所描绘的英、法、意、西和德语文学中形形色色的影响与联系。他的学识渊博而透彻，他善于讲得通俗易懂，又不贬低或过分简化重要的文学想象作品。范围的确是本书的长处：从但丁和乔叟到弥尔顿和蒙田，再到莎士比亚、歌德和浪漫派诗人，最后是詹姆斯·乔伊斯。

海厄特以艾略特为例，强调了古典传统与个体天才间波澜不惊的传播。但艾略特本人的其他作品表明，文学传承并不那么一帆风顺。我承认自己对此感兴趣，因为我一生都在讲授和著述关于影响带来的焦虑，关于后世作家创造性地误读前人作品，从而对其造成污染时的喜悦和痛苦。海厄特也许不乐意听到他的阿卡迪亚牧场其实是雷区，不过他为研究影响过程的学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我仅举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在描绘浪漫主义高峰时期的意大利大诗人贾科莫·莱奥帕尔迪伯爵（1798—1837年）时，海厄特写下了这样一段优美的文字：

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古典作家是伊壁鸠鲁主义者卢克莱修，后者相信人类的诞生和生命完全是意外，并没有别的意义；自然对我们既不友善，也不怀有敌意，而是漠不关心；生命唯一有意义的目的是获得平静而安定的幸福，其途径是适度和精心挑选的欢乐以及对宇宙的睿智理解。和卢克莱修一样，莱奥帕尔迪也是唯物主义者；和前者一样，他同样赞美希腊神祇的魅力，尽管他知道事实上它们与我们的世界没有真正的联系；和前者一样，他用吃惊和同情的目光注视着人类的激动和忙碌，就像我们注视着被坠落的苹果砸中的蚁丘。不过，莱奥帕尔迪的结论是，由于生命是徒劳的，它只会造成残酷的痛苦，死亡应该受到欢迎；而卢克莱修的结论则是，如果正确地理解和管理它，生命还是可以忍受的——这不仅是莱奥帕尔迪和卢克莱修的差别，也是许多现代诗人和几乎所有希腊——罗马诗人的差别。即使在希腊悲剧中，生命也并不是毫无希望的，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它仍然包含了高贵和美。莱奥帕尔迪从未领悟到这个真谛，这也许要归咎于疾病给他的身心造成的折磨。至少，他没能有意识地领悟到这点。不过作为艺术家，他还是掌握了它。古典诗歌对他最大的帮助，或者说他的作品中最堪与伟大抒情诗人相媲美的地方在于，他眼中的悲剧人物具有雕塑般鲜明的轮廓，而在描绘它们时，他像希腊人那样结合了深沉的激情和完美的美学掌控。

海厄特对莱奥帕尔迪的评价完全正确，但对卢克莱修的判断过于积极，对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雅典悲剧的看法则犯了高贵的错误。事实上，卢克莱修甚至比莱奥帕尔迪更加消极，而雅典悲剧中的希望与《李尔王》和《麦克白》中的相当。不过，海厄特的渊博仍能启发思考。他让我回归埃斯库罗斯、卢克莱修和莱奥帕尔迪，尽管他本人不愿吸收他们强烈的消极。

我的研究生导师弗雷德里克·波特尔（Frederick A. Pottle）为詹姆斯·博斯韦尔写过传记，还是华兹华斯和雪莱专家。他教我对所有的文学学术作品都问一句：“这有用吗？”按照这个来检验，海厄特的《古典传统》是上佳之作。我拥有异乎寻常的记忆力，特别是对诗歌，但我的头脑无法容纳本书向我展现的重要文学传统的整个庞大轮廓。在这个黯淡无光的时刻，它提供了可敬而持久的帮助。

此外，由于海厄特的渊深，它还带来许多惊喜。在阅读俗语欧洲文学时，你必须记住奥维德，他为乔叟、蒙田、马洛、莎士比亚、乔伊斯和其他许多人提供了素材。荷马、柏拉图和维吉尔同样如此，他们就像欧洲正典这块织物中的纺线。海厄特展现了学者如何娴熟地织成一张典故的挂毯，让永恒的大师们一遍遍回归。

最重要的是，海厄特证明古典文学的过去永远不会消逝，尽管失去了很多，但仍有许多留存下来：

现代世界和古典世界的真正关系在更大规模上重现了罗马和希腊的关系。这是一种教育关系。罗马是富有而强大的，它的大部分财富和权力被用于感官享受——酗酒、竞技、宴会、游艇、昂贵的家具和华丽的服饰。不过在希腊人的教导下，许多罗马人也开始利用自己国家的财富和权力来让每一位当时和后世的读者拥有更有力和更敏锐的思想生活。他们至今仍被人铭记。我们记得某些伟大征服者和暴君的名字，比如恺撒、尼禄以及击败汉尼拔的某人（他叫什么来着？）。而除了那个用夜莺的舌头做菜，在黄金打造的热水池中戏水的可笑形象，罗马的百万富翁早已被人遗忘。我们仍然铭记和赞美的是那些善于使用头脑的人：比如那位自学成才的律师。在登上事业巅峰并出任国家最高公职后，他又用自己富于说服力的语调为人们解读了许多最艰深的希腊——罗马哲学思想；或者那个将罗马人的全部历程写成希腊式英雄史诗，为但丁、弥尔顿、丁尼生、雨果和其他许多人带去灵感的乡下孩子；或者那位出生在贫瘠的南方，被节俭的父亲送往希腊的奴隶之子。他回国后开始了文学生涯，首先写的是鞭挞贪婪富人的讽刺诗，后来转而创作表现有节制的欢乐和深刻爱国主义基调的诗歌，为数以十万计的现代人带去了愉悦，令他们为之着迷和受益。他们就是西塞罗、维吉尔和贺拉斯。在希腊人中，被我们铭记的包括荷马、柏拉图、索福克勒斯和亚里士多德，而那些富有、强大、奢靡和野心勃勃的人则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思想和艺术得以长存。

在“结语”的这倒数第二个段落中，海厄特再次变得理想化，但让我感动的是希腊与罗马之间，以及二者与我们之间的“教育关系”。因为那正是海厄特这本大部头的贡献：它提醒我们像蒙田和莎士比亚那样回归古典作品，寻找永远必需的激励。

在我们的工作与时日中，我们能从何处找到意义？在不眠之夜和老年的痛苦中，人们寻找能让自己满足的东西。我经常独自背诵沃尔特·惠特曼、华莱士·史蒂文斯或哈特·克莱恩的诗歌。但有时，更古老的记忆会涌上心头，比如埃斯库罗斯的合唱或品达的一段颂诗：让含义变成意义的是多年来的悲伤，在更好的时刻也可能是诗歌本身的乐趣。

由于早年的希伯来式教育，我对古典传统一直有种疏离感。教育减轻了那种疏离，但我对古希腊人追求卓越的好胜心，对致力于加强自身基础的罗马权威仍然心存隔阂。海厄特不太可能把我看做他的天命读者，但在《古典传统》出版六十年后重读本书时，书中在记录古典作品对西方文学之影响时的出色编排和细节仍让我像当年一样钦佩。我与海厄特只有一面之缘，但暮年的我仍然对他的学识和热情心存感激。他的书仍然活着，并将继续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