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凉山兄弟》写的不是奇风异俗，而是“现代性”

又一次，刘绍华回到了她的“凉山兄弟”之间。

十年前，当时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的她，被“中国社会艾滋病情况”这个问题引向位于中国四川省的大凉山。她走进了凉山州的利姆乡，一个从西昌还要坐十小时颠簸客车才能到达的偏远山寨，在那里进行了一年的参与观察。

2007年完成博士论文之后，刘绍华回到台湾，就职于“中央研究院”民族所。但是她忘不了凉山，一次次地回去重访、记录。她与当年的受访对象保持着长期联系，经常通电话，万一对方不接电话就会禁不住胡思乱想、心急如焚。和许多优秀的人类学者一样，她让她的田野调查地点融入了自己的生命。

这次回四川，正值她毕十年之力写出的凉山诺苏人民族志在大陆出版。她执意起了一个不怎么“学术”的书名——《我的凉山兄弟》。“我始终如一的初衷，就是凉山和我的诺苏兄弟们的生命能广为人知。”她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

这本结绳记事般的图书，诉说了凉山诺苏人在现代化浪潮中辉煌而又惨烈的青春探险。和许多人类学著作不同的是，它并没有对诺苏人特殊的文化习俗、风土人情展开全面而详细的描述，而是将一切内容紧扣“现代性”展开。

“大部分民族学研究注重对于特殊族群的文化描述，可以说文化描述就是其研究的主要目标，但我不是，”刘绍华说，“我是跟着问题意识走的。因此，尽管与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相比，诺苏人对于传统文化的保留程度其实是比较高的，但我并没有事无巨细地介绍他们所有的文化风俗，而是采取了问题导向式的书写方式，尽量不让文本内容溢出主题之外。”

《我的凉山兄弟》一书中，寻常的利姆乡民住屋庭院，墙上挂满黄澄澄的干玉米。

凉山的“现代性”

当代凉山的主要问题，一为吸毒，二为艾滋病，三为犯罪，四为贫穷。

在刘绍华看来，当今国际上流行的几种解释年轻人为何吸毒的理论（比如“社会排他论”或“猎奇式消费”），并不能全然适用于诺苏年轻男子。他们的生活经验由对个人自由的渴望和对“现代化”的渴望交织而成，而海洛因作为一种唾手可得的消费品，成为了诺苏年轻男子眼中一种“现代性”的象征，吸食海洛因也成为他们展示“好日子”的一种方式。

他们吸毒还有历史文化的渊源。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诺苏青年初次接触到海洛因时，他们称它为“yeyi”，而这个词在诺苏语里原指“鸦片烟”。事实上，现代性对于凉山诺苏人的影响正始于1910年左右引入此地的鸦片经济。

当时的诺苏贵族吸食鸦片并开展鸦片贸易，并借由此产生的丰厚利润获取大量枪支，具备了镇守凉山林立村落的军事实力，甚至一度扭转了夷汉关系。时至今日，诺苏的老人在回忆凉山种植鸦片的历史时，仍会提到以往吸食鸦片象征着社会阶层和财富地位；他们甚至会向刘绍华表示，抽鸦片的习惯让他们维持了“健康活力”。这种族群对于鸦片的正面记忆，恐怕是海洛因在今天的凉山泛滥成灾的一个重要原因。

毒品与艾滋病往往是一对相生相伴的社会毒瘤，在凉山也不例外。上世纪90年代，吸食海洛因在凉山地区所引发的艾滋病毒传播达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2000年，英国开发总署与中国政府在凉山开展大规模的艾滋防治计划（俗称“中英项目”），其抽血检验的结果触目惊心（在三个村落的初步筛检中，艾滋感染的人口比例达到9.6%）。数年过去了，当地的艾滋状况不见好转；上至州政府官员，下至乡卫生人员，私底下都认为这个“中英项目”彻底失败。

在刘绍华看来，该援助计划的失败，证明了地方管理者缺乏相关的文化识能。

以人类学者特有的敏感，刘绍华还注意到，“中英项目”竟在无形中让凉山村民将艾滋视为一种能够牟利的疾病。在该计划实施的前两三年，向项目方报道登记的艾滋感染者，每逢年节都会收到50元左右的慰问礼金；如果参加卫生院的抽血检验和追踪检测，也会获得5到20元不等的奖励。

这些奖励让感染者认为艾滋病能带来“特权”，甚至产生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联想。比如2005年3月，有一位艾滋感染者询问从北京到利姆考察的项目官员：“艾滋病人可不可以有生孩子的优惠？能多生几个孩子？”

在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诺苏年轻人流动到都市，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染指了偷抢扒窃等行为，还发明了“抢汉族，吃汉族，就跟圆根萝卜一样好吃”之类的彝族谚语。一方面，诺苏人在当代中国的边缘地位，使得他们容易沦为犯罪人群；另一方面，在刘绍华看来，这也与传统诺苏的男性认同和尚武精神一脉相承。

在过去，诺苏人是习于“参战旅行”的民族，标榜“雄武为男子之美德”，狩猎和武艺在诺苏男子的日常生活中相当重要；改革开放之后，诺苏人依然看重男子气概与勇敢精神，认为最勇敢的人是那些有胆识走出大山、“探索世界”的年轻人。流动到外地被视为诺苏年轻男性的当代“成年礼”；他们不论是通过合法还是非法手段挣钱，都能让留在村里的人崇拜向往。诺苏人并不介意年轻人在都市中做了“坏事”，也不介意他们坐过牢，甚至将劳改或劳教戒毒看成是难忘的探险或学习经历；不少诺苏青年在坐监时学到了弹吉他之类的技能，回村后还会得意洋洋地表演给亲友看。

而毒品、艾滋病、犯罪，所有这些问题都与第四个问题——贫穷——息息相关。事实上，包括刘绍华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坚定地认为，贫穷，极端的贫穷，是凉山地区的根本性问题。

四川凉山，这些孩子由于父母贫穷、吸毒和艾滋病死亡，变成了孤儿，一起组成了“爱心班”。 人民网 资料

为什么凉山越扶越贫？

近年来，凉山作为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吸引了学界与媒介的关注。相关人士对于“凉山为什么这么穷”“为什么越扶越贫”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其中一类颇有影响力的观点是，那里的彝族人蒙昧未开、固守传统、抗拒“现代化”。与此相关的一个背景是，国家政府在大凉山扶贫方面，投入的资金年年加码，仅2010-2013年间就在10个扶贫项目中投入了83.65亿人民币。

而在刘绍华看来，上述观点是无法忍受的。“这是一种污名化！说凉山人好吃懒做、好勇斗狠、忘恩负义、心术不正，都是对彝族的污名化；而这些污名化中最荒唐、最离谱的一种，就是说他们拒绝现代化！”刘绍华说，“这种种污名化，说到底，都是在继续怪罪受害者，这种归咎方式容易而廉价，而且毫无用处。”

刘绍华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她的“凉山兄弟”对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绝不抗拒，恰恰相反，他们渴望发展、渴望富裕、渴望融入中国社会的主流。可惜他们追求经济发展的道路似乎只有一条——到城市打工。于是他们成群结对、背井离乡，让乡间村落里仅剩下了老人和幼童。可怜大凉山吸毒、艾滋病的老问题还没解决，新的“空巢化”问题也来了，真正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这次回四川，正逢大凉山因一篇“最悲伤作文”而被置于中国媒体的高光之下。

刘绍华表示，不管那篇“最悲伤作文”虚构与否，它所凸显出来的问题绝对是客观现实。在今天的成都街头，她看到了许多凉山来的小孩子，在餐馆门口向过路人群发放宣传单；那每个孩子的背后，恐怕都有一个“最悲伤作文”所哭诉的故事。

“我问我的凉山兄弟，为什么把这些孩子也带出来赚钱？他们难道不用上学的吗？国家政府不是强制义务教育的么？他们跟我说，强制这种事情，罚点钱就好了。”刘绍华告诉记者。

在微薄的收入面前，下一代的教育可以忽视，那族群的传统文化当然更容易被抛弃。此番与凉山兄弟重聚，刘绍华问其中几个在成都发展得比较好的人：“你如果在这里扎根，那两代以后，你的后代可能就不会说彝语了。那他们还是彝族人么？你对此在意么？”对方常常沉默不语。

他们只是马不停蹄，往城市、工地、工厂前进，比前辈更有目标、更迅速地融入城市现代性之中。“在他们看来，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是第一位的，对此，我们当然无可厚非，”刘绍华说，“事实上，今天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几乎都接纳了那种发展主义的思路；只有占人群极少数的知识分子，才会哀叹传统文化的流失吧！”

然而，既为知识分子，就免不了书生意气、忧国忧民。几天前，在凉山美姑县的彝族毕摩文化研究中心，刘绍华结识了一位纳西族的学者。席间，那位学者酒醉后突然放声大哭，他说：“这次来凉山，我见到了一百多位毕摩（彝族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是彝族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而在我们东巴，只剩下几位了。”

现代化发展是否必然导致传统的凋零？少数民族是否可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保留自己的文化之根？——这是民族学者与人类学者心中的深切痛楚与永恒追问。刘绍华告诉记者，对于凉山彝族的未来，她“没有办法不悲观”，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似乎只有两条路：要不继续贫困、继续沉沦；要不走向城市，走向“汉化”。在历史的洪流中，边缘的独特性从不讨好，这是世上众多弱势族群逐步被卷入现代性漩涡中的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