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隐娘的老师有多失职

聂隐娘与道姑师父嘉信公主。

电影《刺客聂隐娘》接近尾声时，聂隐娘与师父嘉信公主终于在电光石火的短兵相接后分道扬镳，这一次长达十三年的学习生涯以聂隐娘发现自我而宣告终结。

聂隐娘在山顶对着师父叩下的三个响头和着风声构成一篇山林间不公开的《谢本师》，从此与师诀别，长留人间。师父嘉信公主像普天下所有平凡的教师一样，静静目送着学生毕业。

也许在聂隐娘的黑色身影消失后许久，嘉信公主会默默转身走进云雾缭绕的山中继续修道，一个人做大唐的“维和部队”，或者等待下一个学生的出现。电影没有展示老师的未来，但作为观众的我们已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毕业，深知如果我们回望，就会发现教师的坚守与等待。

教师，可以算作成长过程中除家长以外最重要的成人角色，与其他成人角色一样，通常在以儿童或青少年为主角的影视作品中扮演着压迫者、财富（包括物质与精神）提供者或同盟者的角色，他们介入他人成长的历程，试图改变他人成长的轨迹。

嘉信公主教授聂隐娘刺杀技术，但并不单单是一个财富提供者，她同时以压迫者的姿态出现，不停以命令的形式迫使聂隐娘行动。作为刺杀的教唆者，嘉信公主看似与聂隐娘形成了同盟关系，但实际上后者与匕首一样，不过是一把凶器、一个工具。在电影构图中，师父坐着，徒弟便站着，师父站着，徒弟便跪着，有种程门立雪的画面感，然而和谐只是表面的，师徒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形式上的尊重与顺从并不能掩饰思想上的冲突。

如果说“看小儿可爱，不忍下手”是聂隐娘对师父做出的善恶判断进行的一次求证，那么刺杀田季安行动便是这个孤独的女杀手自我发现的过程。学生一旦发现自我，就转头谢师、辞师与之在思想上决裂，这个历程在民国时期章太炎谢师俞樾、周作人谢师章太炎、沈启无谢师周作人的历程中也有所反映。

千年来中国科举制度下衍生出的师徒关系，重传承而轻个性，直到上世纪初才开始提出“首在立人”的思想，鲁迅先生主张的“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大概和十几年后蔡元培先生“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观点有着相同的指向，即比起教知识，更重要的是教做人，教师除了“传道授业”，更重要的是“解惑”。

嘉诚公主和道姑是双胞胎姊妹，许芳宜一人分饰两角。

作为教师的嘉信公主授藏影匿形、腾空刺鹰之术，而没有“解惑”。主张“剑道无亲，不与圣人同忧”的嘉信公主把自己视为天意的执行者，一个维护国家和平的工具，并将这种理念灌输给聂隐娘，即便聂隐娘在一次次杀戮中表现出对这种观念的质疑，老师也没有正面做出解释，只是告诉她“以后遇此辈，先杀其所爱，然后杀之”，或是近似黄老之学的“剑道无亲”。天命这样玄妙的意向很难靠一句话解读，也很难通过一次杀戮参破，恐怕作为教师的嘉信公主本人也很难给出逻辑缜密且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电影中设定聂隐娘十二岁离家学剑、十三年后回归，到谢师之时也不过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女性，独自面对情爱人性这样庞大的人生命题时没有得到任何指引，只能在黑暗中、在朦胧的光影中独自摸索，在受伤后默默哭泣，发出“没有同类”这样自怜而悲伤的感慨。

聂隐娘的感慨比起青春片里声嘶力竭喊出的疼痛在意境上高级了一点，但那种因为无人倾诉、无人指路造成的孤独感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也许正是因为对于这种倾诉与指引的渴望，才会有人在美国影星罗宾·威廉姆斯辞世后念叨他在《死亡诗社》的台词“Oh, captain, my captain”，才会有人在英国演员理查德·格雷弗斯去世后唱起《历史系男生》里那首《再见黑鸟》。教师红烛一般的自我奉献固然值得歌颂，但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在大银幕上展示出的红烛所发出的光芒，能够帮助他人在迷茫中照亮前路的光芒，独属于老师的光芒。

《刺客聂隐娘》不是一部教育题材影片，像所有电影一样，它的目的在于为观众制造困惑而不是解决困惑。为了让故事有圆满的结局，电影为主人公摆脱困惑提供了轻巧而简易的方法，谢师归隐，从此与杀伐无涉，但聂隐娘的困惑并没有得到解决，而这种困惑不会像师生之间一旬有余的交情，三言两语、拂尘匕首一次交会便会散尽的，它或许会转化成观众对教育的困惑、对教师角色的困惑，进而被带出放映厅，带入喧嚣的尘世间，不断追寻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