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我对这个国家的公共记忆从1976年9月9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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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大学毕业就从军了，在他们那代人看来，报效国家最好的方式就是当兵。他是广东梅县客家人，大学读的是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到部队后被分到炮兵研究所——当时的番号是207所，搞了十多年的重兵器科研。

母亲是浙江绍兴县人，也是在上海读的书，学的是船舶技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就好上了，结婚后，母亲也入了伍，同在一个所里。

1960年代的中国十分动荡，部队已算是避风港，但也随着时局的突变而风雨飘摇。父亲先是在福建的台海前线拉练，“每天挖炮坑，填炮坑，瞄准射程。”两年后，207所突然接到通知，整体搬迁到了江西南昌。紧接着，中苏关系恶化，三线建设开始，207所又秘密北迁到山西祁县的一个小山窝里。

母亲就是在那个时候怀上我的。她身子从来就弱，外婆去世的早，自小是她的大姐把她拉扯大的，到临产的时候，部队正好北迁，大院里乱哄哄的，父亲便把她送到宁波的大姐家。就这样，我出生在宁波的一家郊区医院，那是1968年的9月9日。

满月的时候，父亲要回部队报户口，这才想起，这个小子居然还没有大名，大家琢磨了半天，也弄不出一个响亮点的名字，父亲急了，说：“先随便起一个吧，生在宁波，就叫小波，等长大了，再改。”在大宁波，有无数的孩子叫小波，单在妈妈大姐家——我后来管她叫大大阿姆——的弄堂里，就有两个，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就这么一随便，一直随便到了现在。

到部队报户口时，管事的人为难了，生在宁波必须有医院的出生证明，可是父亲居然忘记开了，一来一回又要花钱，索性就捡方便的来。于是，直到今天，在我的户口簿上，籍贯填的是广东梅县，出生地填的是江西南昌。

母亲把我生下来，三个月后就急匆匆地回部队了，我就养在大大阿姆家。从山西到浙江，路途遥遥，来回一趟就得花掉半个月的工资，舍不得。到我周岁的时候，父母又回来了一次，这才突然想起，一家三口居然还没有一起拍过照，于是，手忙脚乱地跑到上海，找了当时最好的长征照相馆，有了第一张全家福。

今天，这张照片被我放在随身的小皮夹里。相纸已经泛黄，几处斑点，我戴着一顶网格图案的圆帽，手上握着一只小皮球，年轻的父亲和母亲穿着整洁的白衬衫，我们一起看着远方，笑容自然，充满好奇。现在，母亲已经去了天堂，父亲年逾七旬。

这些关于幼年的记忆，我都是零零散散地从家人嘴里听来的，从来没有人完整地跟我讲过一遍，没有人觉得这是重要的事。生命也许本就应该是这样的，它很随意地在时间的河床上流淌，没有意外发生，便是极大的幸运了。

有一次看君特·格拉斯的回忆录《剥洋葱》，他说：“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你若缠着它，向它提问，回忆就像一颗要剥皮的洋葱。洋葱剥了皮你才能发现，那里面字母挨字母都写着些什么：很少有明白无误的时候，经常是镜像里的反字，或者就是其他形式的谜团。”

与格拉斯那个“前后左右同时爆发了战争”的童年相比，我们这一代中国孩子看上去要平淡无奇的多，然而这颗洋葱里，仍然充满着戏剧性和时代的“反字”与谜团。从1960年代末到整个1970年代，平地而起的革命洪流裹挟着每一个人，意识形态的激进、国际关系的紧张与物资的短缺，构成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我的父亲和母亲，无疑是其中一对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与一个新生儿之间的那些快乐而无奈的往事，实在是太过于私人的残缺留藏。

到六岁那年，我被领回到了父母身边，那时，林彪坠亡，中美恢复邦交，时局貌似已经稳定了下来。到了祁县，我第一次见到了已经两岁多的妹妹，她躲在饭桌下，瞪着大眼睛，害羞地远远望着我。

我进幼儿班的第一天，就跟小朋友们发生了冲突，几个男孩子围着我打，正在上班的母亲获悉后，立即赶到了幼儿园，她像母老虎一样地抓过领头的那个男孩子，狠狠地扇了他几个大后脑勺。那孩子的妈妈不干了，当天就在207所的大院门口贴出一张老大老大的大字报。我还记得那个景象，大字报前面都是人，母亲领着我和妹妹胆怯地远远站着，我清晰地听到她叹了一口气。

后来，母亲在207所全体大会上做了检讨，我被幼儿园开除。我家在家属宿舍四楼，窗口的下面就是幼儿园，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我趴在窗户前看同龄的孩子们玩耍，看他们举着长长的竹竿打枣树上的枣子，他们都不跟我玩，因为我是“母老虎”的孩子。

接着就上小学了。207所太小，适龄孩子都去附近的三合村小学就学。从研究所到三合村，要经过一片白桦林，所里的大人说，在那里经常可以发现正在哭泣的小襁褓，附近村里的农民生下来后没有钱养，就悄悄丢在那里，年轻的妈妈躲在远处观望，看到孩子被所里的人抱走，然后大哭而归。

三合村小学是几间非常简陋的泥瓦房，教室里有几个泥墩子，上面铺一块木板，就是课桌了。上课的时候，我就拿了铅笔在泥墩子上挖地道、雕小兔子，我的早期美术自学应是在那时候开始的。

等我上小学的时候，妈妈又生下了弟弟，家用变得越来越拮据，平日家里吃的主食是二米饭（糙米加小米）和窝窝头，菜是土豆和腌白菜。只有到了生日的时候，妈妈才给做一碗面条，卧上两只鸡蛋。

二年级开学不久，就是我的生日了。记得那天，祁县的天空瓦蓝瓦蓝的，坐在那里听课的我，心思早飞到晚上的那碗鸡蛋面里了。到了下午的时候，校长突然慌慌张张地冲进教室，急促地对着学生们喊：哭，快哭。

孩子们都懵掉了，不知道为什么要哭。两三分钟后，几个女生先哭了起来，接着男生也开始抽泣，全班哭声一片，我的心里正乐开了花，但看大家都哭，便也哼唧哼唧，居然挤出了眼泪。

又过了一会儿，207所的几辆军车开进小学，我们都被装上车，拉到县中心广场。在那里，我吃惊地看到，满广场乌秧乌秧的都是悲痛欲绝的大人，黑布白字的大标语条遮住了整个天空，大喇叭里一遍一遍地播放着沉痛的音乐。

一直到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清楚地意识到，一定发生了天大的事情，或者说，发生了天要塌下来的事情。我对这个国家的公共记忆就是从那个黑色的广场开始的。

那是1976年的9月9日，我的八岁生日，毛泽东离开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