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观念在中国的接受历程

接受史研究最初兴起时，往往聚焦于不同语境下的读者对文本的感知和解读。随着接受理论的深化，越来越多的领域成为其研究的对象。近年来，已有西方学者研究奥运会在古代和现代世界的接受史，但他们较少关注奥运会在中国被接受的过程。回首百余年的历史，从被西方列强讥为“东亚病夫”到如今“全民健康”的目标，中国有众多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而国人如何认识、接受、熟悉、参与和举办奥运会则是其中最有价值的研究问题之一。笔者尝试借鉴接受理论，简要梳理奥运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变迁，以期对中华民族奋起自强的大历史作一个小角度的观察。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晚清、民国时期：奥运观念从无到有

传统上认为，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创始于公元前776年，每四年举办一次。作为祭祀宙斯的节日活动，它逐渐发展为希腊和罗马世界普遍认同的竞技赛会。约公元394年，信仰基督教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因把它视为异教节日而下令将其禁止。1859年，希腊商人埃旺格洛斯·扎帕斯（Evangelos Zappas）率先尝试在希腊恢复奥运会，不过当时只有希腊人参加。真正创建现代国际奥运会的是法国人顾拜旦。

1894年6月，顾拜旦在巴黎索邦大学礼堂召集了一次奥林匹克大会，旨在恢复奥运会。大会决定1896年在雅典举办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并组建国际奥委会。1930年代，体育编辑阮蔚村认为，当时的国际奥委会曾给清政府发出了邀请，但慈禧等人未予答复。此说法后来颇为流行，但一直未找到事实依据。无论如何，清朝直至覆灭都没有派遣选手参加过奥运会。这固然是由于国力日衰、无暇顾此，但也反映出当时清朝的保守派统治者对奥运会缺乏基本的概念，无法形成积极参与的心态。

据罗时铭、魏伟等学者研究，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报道过1896年的雅典奥运会，英文月刊《中西教会报》报道过1900年的巴黎奥运会，但它们都是英文媒体，且报道都很简短。此后，《万国公报》对1904年的圣路易斯奥运会有过后续报道。总体来看，这些零星报道对当时中国知识界和大众了解奥运会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不过，据陈德正研究，受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影响，19世纪晚期国内的新式学堂中可能已开始教授古希腊史。1886年，由传教士艾约瑟编译出版的《希腊志略》是中文世界最早的古希腊史专著，影响广泛，其第二卷第七节就介绍了“历四年有一次”“驰马、角力、斗奇技、逞异能”的“俄伦比亚会”（奥林匹亚赛会）。可以想见，一部分热衷西学的洋务派和维新派人士对古代奥运会还是有所了解的。

教育家张伯苓是第一位真正在中国大力推广奥运会的人物。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他深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决心办新式教育，并且尤其重视体育。他最初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了解到奥运会，也在此地发表了《雅典的奥运会》（1907年10月24日）的演讲，介绍古代和现代奥运会。1908年8月，他在欧洲考察教育期间观摩了伦敦奥运会，成为亲临现场观摩奥运会的第一位中国人，并在回国后向南开中学堂的学生介绍奥运会。1909年10月，他又在南开中学堂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举办的年度运动会上发表了《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演讲。1910年10月18日，他参与组织了第一次全国学界运动会（后被追认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到了民国时期，他不仅在南开努力开展奥林匹克教育，而且倡导和组织全国运动会，与王正廷等人创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1924年成立，1931年被国际奥委会承认为中国奥委会），还参与发起了远东运动会（原名“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推动中国与亚洲各国进行体育交流，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肯定。他积极支持中国运动员参加第10届（洛杉矶）、11届（柏林）和14届（伦敦）奥运会。在他和一大批爱国体育人士的带动下，以奥运会为代表的近代体育在中国开始逐渐深入人心。

张伯苓

张伯苓推广奥运观念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选择的受众群体是青年学生。他目睹了中国的衰弱动荡，深具救亡图存、强国强种强身的理念，这与受到普法战争刺激而将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的顾拜旦颇为契合。他不仅重视男子体育，还很早就重视女子体育教育，使南开女中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女运动员。其次，他对多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主动接受近代体育的先进成果，并聘请了许多专业的体育名师到南开任教，成为将国际奥运精神带入中国的传递者。再次，他极为重视运动会的展示功能，多次担任运动会的会长、总裁判长或领队，亲自指导比赛，不断向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普及“体育强国”的观念。最后，他非常清楚奥运会与国家主权的密切关系。为了改变当时盛行的外国人操控中国体育比赛的风气，他在第10届华北运动会（1923年）时力主完全由中国人自主办理，谢绝外籍人士参与，比赛术语不再使用英文，一律采用中文。足见他吸取奥运观念时带有鲜明的爱国意识，而非照搬西方体育形式的被动接受者。此后，他更是坚决抵制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和远东运动会。总之，笔者认为，以张伯苓为代表中国近代体育人士接受奥运会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判断和选择的过程，他们以中国为本位，选择西方近代先进的体育观念和运动方式，重点培养年轻人，旨在使中华民族再次复兴。

1949年至2008年：奥运观念的回归和高扬

1952年7月17日，国际奥委会经表决通过了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员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的决议。当7月19日我国收到邀请电时，距离开幕式只有几个小时了。周恩来总理说：“一定要去！” 他告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我国代表团到了赫尔辛基，即使正式比赛参加不上，运动员也可以和其他国家的运动员进行友谊比赛，同时可以宣传新中国。于是，我国派出40人的代表团前往赫尔辛基参加了奥运会，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运会升起。这表明，新中国从一开始便“读懂”了参加奥运会对于融入现代世界的非凡意义，只要有机会，便可不顾重重阻挠去参赛。所以，一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奥运观念”就在中国得到回归，而且逐步得到高扬。这离不开新中国从一开始便具有的积极参与奥运会的心态。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在洛桑批准了《名古屋决议》。自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而台湾使用“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名古屋决议》解决了两岸奥运代表权的问题，并开启了此后一系列体育和非体育国际组织中类似问题的解决方式，史称“奥运模式”。这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体育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折射出将“一国两制”构想融入中国奥运观念的智慧。

1980年，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冬奥会。1984年，中国代表团出征第23届（洛杉矶）夏季奥运会。相比1932年只能派出一名运动员和一名教练员前往洛杉矶参赛的景象，此时中国的国力和体育实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不仅成为本届奥运会的首金得主，同时也成为中国首位奥运冠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人的奥运观念亦日趋成熟和完善，有充分自信去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优秀的运动员受到普遍的尊敬，并被全社会给予厚望，他们在奥运会上获胜成为国家进步和国力提升的重要象征。

2008年8月，北京成功举办第29届夏季奥运会。中国圆了百年奥运梦，不仅成为东道主、赢得了最多的金牌，而且向全世界展现了“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三大理念，开幕式与闭幕式上都出现了众多中国元素，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画卷、“以和为贵”的中华思想与“公平竞争”的奥运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通过改革开放，中国自信地维护和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并努力实践“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价值观。经历了北京奥运会后，现代奥林匹克精神已经深深融入中国人自身的文化观念之中，中国完成了从接受主体向传播主体的角色转换，抓住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机遇。

2008年至今：从奥林匹克文化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对奥运会的接受史经历了无知、了解、参与、回归、热爱和主办的几大阶段，这也正是中国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的过程。相应地，中国人的奥运观念也有几次重大变化。2008年之后，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中国人民更加自信地意识到“重在参与、追求卓越”的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观念十分贴近。而世界人民也越来越认同中国“天人合一”“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价值观。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的观念以及以某个文明为中心的世界观，既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也不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奥林匹克运动推崇公平竞技，希望用和平而非暴力的方式构建文化共同体，这在本质上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一致的。2021年7月，中国代表团出征东京夏季奥运会；2022年2月，北京和张家口将举办冬奥会。我们期待中国对奥林匹克运动做出更大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希腊通史（从爱琴文明至今）”（19VJX06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