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传记里，基辛格被概括为一个政治演员

基辛格年仅26岁时，写下了近400页的本科毕业论文《历史的真义——关于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他在文中写道，“权力不仅是历史的表现形式，还是历史的独有目标”。

在《基辛格的影子》一书中，葛兰丁洞察了基辛格的这种历史哲学观，以及他的治国理论和他对道德在政治中作用的见解，分析基辛格后来在政治和决策方面所做出的决定。

不同于基辛格最热心的批判者想象的那样，葛兰丁笔下的基辛格不是在权力政治方面深谋远虑的实践者，而是为了自身利益自觉自愿的实干派。在他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美国国务卿和全球精英顾问期间，基辛格“将自我实现的逻辑制度化”，建立了一种工作模式，用来判断“如何在忽略昨日灾难的同时，证明明日行动的合理性。”

葛兰丁写道，“在美国战后的每一个转折点，每一个危机时刻，当善良的人们开始表达出对美国实力的怀疑时，基辛格总是站到了对立面。”美国几乎总是与他划清界限。

科恩：你的书一开始设想道，当亨利·基辛格去世时，各种各样的讣告铺天盖地。为什么不把你的书当作讣告之一？是什么迫使你现在写下这本书？

葛兰丁：坦白说，我见过一张萨曼莎·鲍尔（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亨利·基辛格在纽约洋基队比赛中的照片，这张照片让我动容。你知道，萨曼莎·鲍尔写过关于种族灭绝的书，包括基辛格涉及的几场种族屠杀，然后看到他们对权力、现实主义和人权的戏谑……我想我应该写一本刻薄一点的书，叫做《人们给亨利·基辛格写的讣告》（The People’s Obituary of Henry Kissinger）。前言“讣告预言”，就是对它的总结。

早前我写过基辛格，大部分内容关于拉丁美洲。而且我一直认为，在美国右翼崛起的话语中，他被排除在外。然后，我偶然发现了他的本科论文。

科恩：亨利·基辛格似乎特别关注于定义自己的遗产。是什么让他成为一个有趣的人，你是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写的吗？

葛兰丁：他现在92岁。他对自己的人生史料有过度的控制欲。他在各方面都非常强大，他有很多议程设置的能力。另一方面，当前人们对基辛格有谴责和仇恨，反对他的这种能力。我发现这很有趣：他可以如此强大，不为所动，同时又如此被中伤。

我反对司空见惯的断言，认为基辛格跳出了美国传统，认为他在19世纪会更好，或者认为他不喜欢国内政治混乱。基辛格是战后精英统治的产物，是自主创新想法的产物。尽管他有德国口音，风格似乎与美国式的轻浮格格不入，但是美国精英和民主让他成为可能。

科恩：你曾研究过危地马拉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你如何避免简单编目基辛格的政策和这些政策的后果？你是如何控制自己的道德愤怒仅限于头脑中而不真正出现在你的书中？

葛兰丁：我的政治立场和理论框架是左派反帝国主义，但我也知道左翼愤怒的限度，我一直试图捕捉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这不一定要你削弱自己的政治承诺，但是却帮助你在面对细微差别的时候重申它们。

至于亨利·基辛格，有太多的书谴责他。我认为对左派来说，欣赏他知识框架的活力、这种活力如何变成某种形式的美国精神、以及如何朝着新保守主义迈进，是比道德愤怒更有用的任务。而且，你知道，他们仍然可以阅读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的书《审判亨利·基辛格》（The Trial of Henry Kissinger）。

科恩：你之前在《帝国的车间》（Empire’s Workshop）里写过，罗纳德·里根的外交政策如何推动“新右翼”保守主义运动的兴起。你认为，人们对基辛格在这一进展中的作用的最大误解是什么？

葛兰丁：事情变得越糟糕，基辛格的庄严越被看成是我们外交政策中丢失的东西。所以他弥补了新保守主义者疯狂的冒险主义，和奥巴马的技术实用主义。人们说奥巴马明白如何部署力量，但是毫无目的，毫无缘由。基辛格比人们意识到的还要深知这些传统。

新右翼确实攻击基辛格，但是同时，他们——迪克·切尼（美国布什政府时期的副总统）、保罗·沃尔福威茨（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美国前国防部长）——在思考这个世界的时候都有强大的亲和力，有形而上学的权力意志，有政治家不应该被信息所困的想法，他们认为应该采取行动，用行动创造现实。

基辛格有别于其他战后现实主义者（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的地方在于，在某些时候，他们中每个人都与“国家安全体制”（national security state，指的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初期美国政府机构的重组，特别是经过1947年《国家安全法》后形成的与对外政策相关的联邦政府官僚机构的总体。这一国家制度设施的理念基础是内涵比“外交”和“国防”都更广泛的“国家安全”观念，基本目标是以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核心，在政府内政治、军事、外交、内政、经济、情报等各职能部门之间实现政策制定的集中统筹和全面协调）的概念划清界限，一些人甚至态度相当强烈。但是每一次右倾时，基辛格都在那里。从纳尔逊·洛克菲勒到理查德·尼克松，从尼克松到罗纳德·里根，从里根到新保守派。基辛格支持每一次进军中东，所以认为他反对新右翼是不对的。

科恩：在你的书中，你花了一整章研究“保密和景观”复杂的相互作用，将基辛格概括为一个政治演员。越南战争期间，他如何从方方面面“非法、隐秘”的轰炸柬埔寨。你如何看待这个秘密和今天反映出来的景观之间的动态关系？

葛兰丁：很显然，保密仍然是讨论的一部分，特别是现在有着监控状态。然后也有击毙奥萨马·本·拉登的景观。这几乎变成了一种集体剧院。作为景观而发动的战争将厌战的、相对积极的公民——越南战争时代——转变成被动的观众。新保守主义的“震骇效应”策略是基辛格轰炸柬埔寨逻辑的全面开花和反转。但是基辛格将这些轰炸正当化：我们必须摧毁敌人的避难所，外国主权不能成为那些目标的障碍。关于国家安全状态的信息现在一直出现，但是如果你不质疑外交政策的目标，就变成了程序主义和技术主义。这场争论变成了一场露天历史剧，每一方扮演各自的角色。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保密和景观并不是真正互相矛盾的，它们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

科恩：你的这本书开始于思考当基辛格去世的时候，人们会如何讨论他。最后，讨论的焦点已经不再是他本身。基辛格本人几乎已经转化为模糊的“基辛格主义”。这本书可以看成美国外交政策久久不散吗？

葛兰丁：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当然，基辛格是真实的人。但是在他去世之后，“基辛格主义”会长久地存在下去。

你知道，聚焦于某个具体的人物来讨论大的体制，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基辛格反映了整个体制。他无法一人为整个体制负责——如果我们将基辛格从历史中抹去，我们无法拥有一个良性的共和国——但是他照亮了整个体制，无人能出其右。

《基辛格的影子》（Kissinger’s Shad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