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如何从边缘小县变成“地上天堂”

2015年8月17日，中国奥委会宣布已经向亚奥理事会正式递交了杭州代表中国申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的意向书。作为唯一的申办城市，亚运会落户这座美丽的江南城市几乎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果然在今天（9月16日）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举行的第34届亚奥理事会代表大会上，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郑重宣布：“中国杭州获得2022年亚运会主办权。”杭州成为继北京、广州之后，第三个举办亚运会的中国城市。那么，杭州究竟是怎样变成“地上天堂”的呢？

钱塘蕞尔小县

苏州与绍兴，是文明发展早期的江南两个中心城市。春秋时期吴越争衡，前者国都在吴（今江苏苏州），后者的统治中心在会稽（今浙江绍兴），越王勾践灭吴之后，首都一度北迁山东琅琊，但越国终于不能在中原立足，又退回江南，仍旧建都于吴（苏州）。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江南属于会稽郡，而会稽郡治在苏州。

东汉时期，会稽南部仍名会稽郡，治所也依旧在绍兴；而北部则分立为吴郡，治所仍在苏州。吴郡所辖的钱唐县便是今日杭州的前身（县治在灵隐山下），在吴会以钱塘江为界分治之后，钱唐县紧靠两郡分界线，不过是个处于边缘地带的蕞尔小县。

最初的杭州如此籍籍无名的原因是，与今天许多人的想象不同，位于钱塘江入海口的杭嘉湖地区，一开始并不是先民眼中的一片肥田沃土。杭嘉湖平原处于杭州湾与太湖之间，是长江三角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势四周高而中间低，呈浅碟状地形，外有海水入侵，内有湖水漫溢，注入“碟”中之水不易排出而形成沼泽区，由于地下水位高，土壤盐碱化严重，水草沮洳，开发难度大，大面积的土地长期处于未开发状态，故总体经济水平较低，一直作为吴郡的边地而存在。

直至南北朝时期，囿于生产力的局限，钱塘江下游南北两岸的开发成就还主要集中在中山丘陵与平原相接地带，以及海拔相对较高的平原地带。譬如位于杭州以西的浙西丘陵地带，由于开发得较早，六朝时已出现了吴兴郡（治所今浙江湖州）这样拥有属县达10个之多的大郡。

至于与钱塘县一江之隔的会稽郡，虽然宁绍平原的面积远不如杭嘉湖平原（仅为后者的三分之二），但却属于山麓冲积平原。它位于会稽山、四明山与钱塘江和杭州湾南岸之间，由南往北依次为山麓、平原和后海。地势呈逐级降低态势，排水相对容易，地下水位相对较低，对于先民而言，开发难度更低。

公元140年，东汉会稽郡太守马臻主持修筑鉴湖，既可以在春季尤其是梅雨季节承接山麓群流而避免山洪对平原地区的灾害性影响，同时还可以为夏秋干早季节提供农业灌溉用水和生活用水，以防因旱而成灾，在促进区域开发中发挥了巨大的水利效益，使得会稽迅速繁荣起来。

西晋末年，时人已有“今之会稽，昔之关中”之说，这一带的膏腴土地甚至达到了“亩直（通‘值’）一金”的珍贵程度。在南北朝时期，作为会稽郡治的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已经有“民户三万口”，是刘宋政权内户口最众的一个县，号称“海内剧邑”，而吴郡属县的平均户数只有少得可怜的4200户，作为吴郡边地的钱唐县就更是不能望其项背了。

大运河与杭州的兴起

钱唐籍籍无名的命运在隋唐时期发生了转折。一方面，在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逐渐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通过在杭州湾北岸修筑海塘以抵御海潮的侵袭，在平原内部太湖沿岸修筑湖堤以阻止湖水的上岸漫溢，在平原区内部兴修塘浦以利排水，促进了杭嘉湖平原低洼区的开发；

另一方面，公元589年，隋灭陈之后将原本远离吴兴、吴郡治所的两郡南部辖地析置余杭郡（唐代改为“杭州”），随后以钱塘县为郡治所在。更为关键的是，大业六年（610年）十二月，隋炀帝下令“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而江南河的终点，恰在钱唐县。

这条江南河的修建与大运河的其他各段一样，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是隋炀帝为了下江南游玩享乐而进行的劳民伤财之举。但专制君主好大喜功的客观后果是，自从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开通以后，如唐代的杜佑所说，“自是天下利于转输”。作为大运河南端的钱唐县，其对于周边腹地的集散功能不断得到增强。在杭州中转的客货，既可以取道钱塘江溯流而到达今天浙江中南部的睦、婺、衢等州，并可沿新安江进入皖南的徽州；也可以往东到达越（今绍兴）、明（今宁波）二州，且明州还是该地区对外交通的一个出口，由浙东运河汇集明州的客货可下海南下福州、泉州、广州。

于是，杭州这块曾经处于吴郡和会稽郡边缘地带的土地一跃而“咽喉吴越，势雄江海”，确立起了它在整个钱塘江下游地区的交通枢纽地位，所谓“水牵卉服，陆控山夷”。

经济繁荣势必带来人口的增加。江南河开通前的公元609年，余杭郡的户口不过1.5万，到了不久之后的唐贞观年间（627-649年），已经猛增一倍，达到3万户，再过一个世纪，到天宝年间（742-755年），又翻了一倍还多，达到8.6万户，59万口。这时，杭州地近江海造成的“水泉咸苦”对城市居民饮用水的危险越来越突出，唐德宗年间出任杭州刺史（781-784年）的李泌筑六井，挖土引西湖水入城蓄水为池，“虽尽竭湖水，而泉用有余”，使遇上大旱之年西湖水竭，也可确保城中居民日常饮用水无虞，彻底解决了这一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问题。

因此，到了唐代后期，杭州已是一副“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的兴旺景象。每年朝廷从杭州所收商税高达50万缗，几乎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在元和八年（812年）中央政府任命卢元辅为杭州刺史的制文中已经出现了“江南列郡，余杭为大”的赞誉。

荣登东南第一州

唐代后期开始，在杭州快速兴起的同时，江南原先的两个中心城市，唐代两浙东路治所越州（今绍兴）与浙西道治所苏州则是相对衰落了。一方面，在唐末五代的战乱中，江南的多个名城惨遭兵燹之灾，杭州所在的两浙西道治所苏州，作为淮南（吴-南唐）与吴越双方争夺的焦点，竟于十年间八次易手，遭祸最酷，元气大伤。

另一方面，由于山林过度开发、水土流失导致东汉时曾经横合三百里、溉田九千余顷的鉴湖日益淤积，在803年后甚至四年三竭。鉴湖水利功能的丧失对越州（今绍兴）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唐朝元和年间，越州的户口已经被杭州超过。进入宋代之后，杭越易位已成定局，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杭州城的商税额已高达82173贯228文，而当时的越州城仅为28916贯92文，前者的商税已为后者的3倍之多。

而杭州却因为有钱镠势力（吴越）的稳固盘踞，环境相对安定，避免了兵火的洗劫，在备受摧残的江南地成了仅存之硕果。钱镠建都杭州，使杭州的政治地位历史上首次超过苏州与越州，之后的杭州也一直保持浙江区域内的中心城市地位至今。吴越国三次扩建杭州城奠定了（直至今日）杭州城市格局的主轴线；动用了大批的劳动力“运巨石盛以竹笼”修筑海塘；又多次治理西湖，设“撩湖兵”千人，专负疏浚之责，使西湖绿波仍在……“由是钱塘富庶盛于东南”。

北宋初年，杭州开始获得“东南第一州”的美誉。嘉裕四年（1059年）欧阳修作《有美堂记》时，杭州城已是“四方之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著名词人柳永在《望海潮》中更是称赞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有“参差十万人家”。杭州已经具备“地上天堂”的美姿了。

南宋建都杭州（称为“行在”），杭州发展到了顶峰，在经济、人文、景色方面均是独占鳌头。宋孝宗时，杭州有26万户、55万余口。南宋末年时，杭州连同临安府属县共39万户，124万余口，这在古代，是个非同小可的数字。流传至今的西湖十景，也是在南宋时期提出的。

晚至元代，来华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说杭州是当时“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并称赞“行在（即杭州）之大，举世无匹。一个人可以在那里寻到这么多的乐子，简直恍若步入天堂”。绝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样想而已，北宋人称“苏杭百事繁度，地上天宫”，已有这个意思。南宋时范成大《吴郡志》有“天上天宫，地下苏杭”的谚语，语言上也相似了——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国都临安繁华远甚平江，“苏杭”恐怕倒为“杭苏”更为贴切。

到了元人奥敦周卿的《蟾宫曲·咏西湖》里，就完全变成“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八个字了，这句广泛流传的成语至今还令杭州散发着持久的魅力。

参考文献：

1、周祝伟：《7~10世纪钱塘江下游地区开发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2、陈修颖、孙燕、许卫卫：《钱塘江流域人口迁移与城镇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3、魏嵩山：《太湖流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

4、周峰主编《杭州历史丛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5、沈起炜：《宋元历史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6、[法]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