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懒惰”会不会成为一个基本的民主美德？

 “懒惰”会不会成为一个基本的民主美德？

《勒克勒佐的罢工》：人们打出旗帜，要求获得权利，人类活在世上不单单为了生产

法国历史学家安德烈•劳克（André Rauch）的图文史著作《懒惰的历史》中译本近期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发行，《新京报书评周刊》公号9月4日刊登的书摘梳理了懒惰在西方非线性发展的历史。为懒惰这样的日常生活概念著史，为更好地理解当下的生活提供了一条别样的路径。

在宗教改革运动期间，天主教和新教的矛盾冲突集中在如何使用时间上，宗教改革家认为工作是通向拯救的必经之路，以此来反对教士的神圣责任——日祷。

在16和17世纪，时间不再属于上帝，道德在选择善的生活时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懒惰、无所事事被认为是善的对立面。

启蒙主义者争论的焦点是，懒惰是人在野蛮状态下所固有却被群居生活所剥夺的自然状态，还是沿袭自封建社会贵族阶级的特权而应该被革除。

随着19世纪工业化进程的开始，阶级冲突加剧，“懒汉”一词频频出现于有关工作、教育或殖民的话语中，而受到压迫的人们也开始追求“懒惰的权利”。精神病学也加入战局，把懒惰视作焦虑症和抑郁症的症状而不仅仅是意志缺失。

真正可怕的是对工作的激情：“资本主义文明国家里的工人阶级被一种奇怪的狂热占据。” 拉法格认为劳动狂热的代价是肉体折磨和精神困顿，这会剥夺无产者的人性，唯有懒惰，即罢工，才能还他们公正，恢复他们被掠夺的人性。法拉格希望能颠覆旧规：如果人人都停下自己手里的活，拒绝把工作当成生活的中心，人类就会自由。

到了20和21世纪，周期性的失业潮、针对减少工作时间的论战，以及要求个人自由的呼声高涨，造成巨大的社会危机，激起新一轮的冲突和斗争。在消遣休闲的风尚兴起、工作时间以外个人时间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同时，如何使用“空闲时间”又成为新的问题。

懒惰不该只被归于恶、罪、邪、错、无能的范畴，它也保护了一种特权，捍卫了既得的权利，表达了不屈从的姿态，申诉了对自由的要求，强调了个体的重要性。

赵鼎新：中国“儒法国家”的形成

近日，《东方历史评论》公号刊发了对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Max Palevsky教授、浙江大学教授赵鼎新的访谈。赵鼎新曾出版过《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一书，相关的题为《儒法国家：一个解释中国历史的新理论》的英文著作将在今年11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访谈围绕赵鼎新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展开，涉及中西方哲学的差别、中国“儒法国家”的形成、中国古代国家与宗教的关系、晚清帝制瓦解与儒家社会消失以及赵鼎新对于人类本质和历史规律的看法等多个方面，其中不乏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和角度。

诸子百家与希腊思想家有显著差别

第一，诸子百家文章的最主要对象是国君，而希腊思想家文章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

第二，希腊社会强调个人，人际关系纽带较弱，联系的紧密度相对较弱。这给希腊思想家提供了一种探索两个因子在不被其它条件干扰下的因果关系的可能性， 这就为理性和形式理性在西方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也成为现代科学出现的契机 。中国思想家在紧密的人际关系下更看重多重事务之间的联系。中国人的特长是系统性思维和相关思维。例如，孔子之所以不会给“仁”下定义，总是给出不同的具体例子，是因为他显然认为“仁”这个东西放在不同的场景下是有不同意义的，任何事务都需要放在历史情景下加以理解，一旦给出一个超越情景的定义就片面了，这种观点有其深刻性。

第三，与希腊哲学家相比，中国诸子百家有着很强的历史理性，或者说从历史经验中找行为准则的冲动，在这一点上儒、道、法三家都是如此。

工具理性的上升到“儒法国家”的形成

赵鼎新在历史研究中将“战争”这一概念作为脉络。战争和商业都有输赢明确的特点，因此一旦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就会导致工具理性的增产。工具理性的内涵是“合算的就干，不合算的不干”，相对于价值理性的“对的我干，错的我不干”。春秋早期，价值理性是贵族行为的主宰，但随着战争成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工具理性成为主导，以官僚体制、常规军队、国家强大的税收能力、私有制和小家庭等为特点的法家学说便应运而生。

秦国因为地缘政治的优势和成功的法家改革而统一中国，但法家学说带来的暴政和宫廷内斗导致了秦朝的速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朝的教训，以强调“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作为统治策略，出现了“文景之治”，但无法解决经济繁荣带来了人口飞速增长、贫富差距加大和地方豪强并起等问题。另外，黄老作为统治术也不能给国家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儒学由此逐渐被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汉武帝时期形成的以儒学作为统治意识形态，以法家手段进行统治的做法逐渐发展成了古代中国政治体制的特征，并且一直延续到清末。

儒家意识形态的“优越性”

儒家在意识形态上至少受到过两次重要挑战，第一次是汉朝“丝绸之路的形成”带来佛教传入，第二次是唐朝时西方贸易从海陆两路带来了伊斯兰教。相较于其它宗教，儒学作为国家统治工具有着特殊的“优越性”。对统治者而言，儒学讲三纲五常，肯定社会不平等，只是要求人们做出与社会地位相称的行为；对社会精英来说，儒学不但提供了一个可以通过读书来获取功名的渠道，作为臣子可以通过儒学伦理来规范皇帝的行为，还能用孔孟之道来教育将来的皇帝。儒学因此就成了国家与知识精英结盟的基础。

古代中国国家与宗教关系十分特殊，类似传统中国的夫妻关系。统治者是丈夫，儒学是大老婆，大老婆在传统中国家庭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其它妻妾（其他宗教）无法与之抗衡，国家因此能对宗教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使传统中国宗教生态具有高度多样性。

帝制的瓦解和儒家社会的消失

赵鼎新认为，帝制的瓦解、辛亥革命的成功主要在于汉族精英和满族精英的矛盾，而不是所谓的救亡图存。而清朝晚期的改革，再加上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的确是把儒学的根给彻底刨掉了。任何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必须要有制度来加以维系，宋朝以后，维系儒学在中国主宰地位的制度是科举制和宗族制。晚清改革废除了科举制，宗族制在民国时期就走向衰落，土改后被进一步摧毁，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民大量进城几乎被彻底摧毁。

多元史观及社会变迁规律和动力

传统的主流史观有进步史观和道德史观。持有进步史观的学者会认为历史展现的是人类不断的进步，甚至认为历史背后有着一个客观的、能把人类社会推向美好终结的逻辑，但进步和落后的定义从来和强权难以分开。持有道德史观的学者热衷于从历史中找正义找道德，但一旦和权力与利益结合后就会促使造假。

当前西方盛行的多元史学是对进步史学和道德史学的一个反弹，主流的观点是历史是多元、没目的和非进步的，每一个历史都是自己的历史。但研究者在写作时仍然会带入自己的价值观和旨趣，因此当代史学虽然在庆祝人类文化和历史形态的多样性以及打破主流叙事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并不能保证研究的客观性。

赵鼎新认为人猴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除了是政治动物、经济动物、军事动物外，还是意识形态动物。这四点都是稀缺资源，但这四个层面产生的竞争有着不同的性质。军事竞争和商业竞争输赢清楚的性质会给社会带来同构压力（isomorphic pressure），进而产生一个很重要的非企及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即积累性发展（accumulative development），但是并没有任何本体性的进步和道德意义。比如战国时代的法家改革，一个国家搞了改革，别的国家不搞就不行。并不是法家代表进步，而是打仗的需要。

除了经济和军事竞争外，人类还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展开竞争。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竞争不会促进社会的积累性发展，但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竞争因为其输赢准则不清楚会给社会带来多样性。这四个层面竞争之间的无限可能性关系会给社会带来同构性和多样性之间的巨大张力，给历史增加了不可预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