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穿汉服需要蓄须：从贾平凹祭西王母说起

8月30日，在西王母祖庙所在地——新疆天山天池景区，包括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在内的九名文化人身穿汉服，作为主祭嘉宾参加了祭拜西王母的典礼。

然而，贾平凹的照片在网上公布之后，遭到了大量网民吐槽。吐槽的要点有二：一、他的衣服穿反了，衣襟本来应该“右衽”，变成了“左衽”；二、他没有留胡须，无论脸颊、唇上还是下巴，都是光秃秃的。

微博网友“慈心明了”甚至忍不住动手，用Photoshop软件为贾平凹做了一个“镜像”，并且修饰了一番。

左右衽的问题，本文不作讨论。穿汉服究竟是否需要蓄须，倒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有趣的问题。

这首先取决于你如何看待汉服。如果你像某些网络亚文化群体那样，把汉服看作与历史毫无联系、仅仅代表着某个小众群体（如游戏圈、动漫圈、影视剧圈）审美趣味的文化符号，那么，只要能够在该群体的主要成员当中取得认同，汉服怎么穿都可以，蓄须与否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小节。

但是，如果你想要把汉服中的“汉”字坐实，与历史上存在过的汉家王朝以及相应的制度、习俗乃至审美风尚相联系，声称这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的话，蓄须与否就成了决定成败的细节。因为，在古人看来，胡须虽小，兹事体大，绝对马虎不得。

接下来，此文将探究这样几个问题：蓄须这件今人眼里的小事在古人看来究竟有多重要？古人之所以这么看，原因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不这么看的古人？

作为生殖崇拜符号的胡须

关于胡须，远古社会的先民早早地便认识到了以下两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男性一旦具备生殖能力（也就是“成年”），就会长胡须；二、胡须具有强大的再生能力，除非把它连根拔起，否则，即便你把它刮掉，过不多久，它又会重新长出来。这样一来，古人便自然而然地把胡须和生殖、生命联系起来，形成“胡须崇拜”。

爱斯基摩女性就有胡须崇拜。她们从八岁起，就会在“面、嘴、手、股及胸”这些身体部分，模仿胡须的样式，画上一种叫作“黥涅”的纹饰。她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相信黥涅能让自己多生孩子。（见林惠祥《文化人类学》）

而民俗学家江绍原在其名著《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一书中，深入阐释了科学尚不昌明之时，人们怎么看待发须爪（头发、胡须、指甲）及其背后的原因。他指出，在古人看来，发须爪是人身之精华，“其中寓有人之生命与精力，故对其妥善保存于人身极有益处，无故伤损则危害甚大”。

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各种版本的创世神话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在这些神话中，世界是由死去的创世者身体各部分变成的，毛发最后变成的，往往是草木、大地等极具生命活力、能够不断重生的事物。可见，在先民眼里，毛发象征着生命力的强弱，也就是生育、繁殖能力的强弱。

这种对胡须的生殖崇拜神秘化或者神圣化之后，就会跟人格挂起钩来，进一步强化胡须的地位。性心理学家蔼理士曾经说过：“须髯的培养是因时代与文明程度而有不同的。但在未开化的民族里，培养的功夫最为精到；这种民族甚至于把个人的须髯认为与人格的神圣有关，不许侵犯。”（参见潘光旦译《性心理学》）

以上所述，中国人并不陌生。我们最熟悉的创世神话是盘古开天辟地，盘古死后，须发恰恰就是变成草木。《孝经》开宗明义就说，“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对中国的古人来说，“孝”无疑是人格的核心部分，对胡须的妥善保护成了“孝之始也”，由此可以看出胡须之于人格完整的重要性。所以，中国古代民间许多关于胡须的禁忌，如不轻易剃须，不把剪下的胡须乱扔，理发、剃须需要挑选特定的日子，都可以上溯到《孝经》。

有趣的是，中国古人对胡须的生殖崇拜，通过中医理论的转化，在中医典籍中得到了传承。

中医理论体系以“阴阳五行说”作为基础。根据这一学说，肾属水，而须属肾。肾水旺，则胡须浓黑茂盛；肾水亏，则胡须枯黄稀疏。换句话说，从一个男子的胡须多少，可以判断他的生殖能力强弱。最早建立阴阳五行医学理论体系的《黄帝内经·素问》就说肾“其华在发”，《黄帝内经·灵柩》对此进一步阐发道，“血气盛则髯美长，血少气多则髯短，故气少血多则髯少，血气皆少则无髯”，把代表男人精力的血气与胡须长短挂上了钩。

《黄帝内经》以后的中医典籍，都继承了“肾之华在发”这一说法，并加以发挥。以中医典籍集大成者《本草纲目》为例，李时珍对长在面部不同位置的胡须作了详细区分，说：“唇上曰髭，属手阳明；颏下曰须，属足少阴、阳明；两颊曰髯，属足少阳。其经气血盛，则美而长；气多血少，则美而短；气少血多，则少而恶……”

值得注意的是，历代医方都不乏以胡须入药的记载，如《本草纲目》就在“人部”中列入了“发”和“乱发”。这印证了江绍原的观点：“人与自身的发须爪的同感是有继续性的，我们能使它们与人身分离，但不能斩断那同感的关系。”也就是说，胡须就算离开了人体，也能继续“寓有人之生命与精力”，一经服用，就会转为己有。

关于对胡须的生殖崇拜如何沉淀成为中国人深层次的文化心理，中医是最佳例证。正是这种文化心理，为胡须发展成中国人的文化审美符号奠定了基础。

作为文化审美符号的胡须

摆脱了原始的生殖崇拜色彩，转而成为文化审美符号的胡须，往往被人们认为象征着阳刚、雄豪、魁梧的男子气概，“须眉”也成了男子汉的代称。《南史·褚彦回传》记载了一个故事，山阴公主爱慕褚彦回，想要嫁给他，褚彦回拒绝了公主，公主说他“君须髯如戟，何无丈夫意”：你明明长了一副好胡须，怎么一点也不像个男子汉呢？这说明，在古时女子眼中，男子蓄须能体现大丈夫气概。《褚彦回传》说他“美仪貌，善容止，俯仰进退，咸有风则”，更说明了胡须长得好，是男子外貌俊美、气质出众的表现。

这种审美观，在典籍中处处都有体现。史书描写男子外表，常常会特意提到“美须眉”、“美须髯”等生理特征。这方面有两个最著名的故事。

一个故事出自《三国志·蜀志·关羽传》。关羽对受降的马超有点瞧不上，写信问诸葛亮，马超能和谁相提并论。诸葛亮回信说：“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意思是说，马超文武双全，确实厉害，好比汉初的英布、彭越，但他再厉害，也只能和张飞争个高低，比你关胡子差远了。《三国志》随后补充道：“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因为关羽长了把好胡子，诸葛亮才叫他“关胡子”。这段史实经《三国演义》小说及影视剧发挥，使得关羽“美髯公”的形象深入人心。

另一个故事出自《世说新语·容止》。曹操想要见匈奴使者，嫌自己长得太难看，就让崔琰假扮魏王，自己“捉刀立床头”。会见结束，使者离开后，他派间谍问匈奴使者，“魏王如何”。使者回答说：“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

崔琰到底如何“雅望非常”呢？《三国志》说他“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可见，像崔琰这样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的男子，是当时公认的帅哥。

再来看几个历史上的名人的外貌描写。

汉朝的霍光：白皙，疏眉目，美须髯（《后汉书》）。

隋朝的杨素：美须髯，有英杰之表（《隋书》）。

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也长了把好胡子：体貌雄伟，美须髯（同上）。

唐朝的杨炎：美须眉，风骨峻峙，文藻雄丽（《旧唐书》）。

宋朝的蔡襄：美髯须（《铁围山丛谈》，宋仁宗也夸他“卿髯甚美”）。

明朝的张居正：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明史》）。

清朝的曾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清史稿》）。

从以上记载不难发现，从汉到清，近两千年时间，胡须都和“英杰之表”、“体貌雄伟”、“威重”这些代表男性气概的语词相联系，被当作男子外貌出众的体现。

也正因为胡须代表着男性气概，所以常常就被描述成帝王之象。《史记》提到汉高祖刘邦，说他“为人隆准而龙顾，美须髯”，《后汉书》描写汉光武帝刘秀外貌，也说他“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大口，隆准，日角”。这类描写经由司马迁和范晔确认，几乎成为后来历史文本写作的范式，于是，“美须髯”也就成为帝王的标配，象征着权力和地位。

不仅帝王需要“美须髯”，官员也需要。根据阎步克在《中古士族的容止欣赏与古代选官的以貌取人》一文中的研究，从汉代开始，官员选拔对外貌就有了要求，最基本的要求是“仪状端正”，即容貌端正；“美须眉”则是作为“仪状端正”的可操作标准，被用来选拔谒者、侍中、太常、大鸿胪这些官员。

这套标准渊源于先秦时期的贵族传统和儒家传统。先秦贵族特别注重男子的“容止”（外貌举止），并把它视为一种教养，儒家经典更是要求君子应该具备“威仪”。所谓“威仪”，指的是让人既敬畏又爱慕的外表。所以，尽管史籍并没有孔子蓄须的明确记载，在古代所有关于孔子的图像当中，这位“大成至圣先师”都留了一把大胡子，只有这样，才能凸显儒家伦理所看重的“威仪”。

到了唐朝，考核、选拔官员的程序发展为“四事”，包括“身”、“言”、“书”、“判”四项内容。摆在首位的标准叫“身”，具体来说，是“体貌丰伟”，美须髯自然是要求之一。唐朝男子是否美须髯，常常影响着当时的人们对他的判断。

《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征辽之时，任命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他派遣使者问留守长安的宰相房玄龄李纬能否胜任。房玄龄的回应是，“但云李纬美髭鬓”，言下之意是，不要被此人的漂亮外表迷惑，他其实没啥本事。唐太宗心领神会，“遽改除纬洛州刺史”，赶紧安排李纬下放地方，不让他做财政部长了。

《明皇杂录》记载，唐玄宗让宰相萧嵩起草诏书，没有写好，等到萧嵩退下，唐明皇把他起草的诏书扔到地上，说：“这个人不过是虚有其表罢了。”唐玄宗之所以这么说，原因就在于“嵩长大多髯”。在皇帝看来，手下长了这么一把好胡子，理所当然就是才高之士。

唐朝男子“美髭鬓”、“多髯”，会让人高看一眼，而“无须”则会让人瞧不起。《旧唐书·李希烈传》记载，唐玄宗时期，大将李希烈叛变。湖南有个判官叫李元平，平时经常高谈阔论军事，宰相关播很欣赏他，就派他去对付李希烈。结果他刚去就被李希烈的手下李克诚抓走了。李希烈看到李元平“无须渺小”，就对李克诚开玩笑说：“让你去抓李元平的，怎么把李元平他小孩抓回来了？”（“戏谓克诚曰：‘使汝取李元平，何得将元平儿来？’”）又骂李元平说：“宰相瞎了眼了，派你来对付我，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因谩骂曰：‘盲宰相使汝当我，何待我浅耶！’”）

到了明清，选拔官员时的以貌取人发展到了变本加厉的地步。用阎步克的话来说，这是因为皇权强化而官权退缩，“皇帝大概觉得他办学校是花了钱的，那么学生的形象——他们是未来的官员——也得赏心悦目一些才好”。

明朝对官员的考核标准有六项（“六事定官评”），其中，貌占六分之一。有时候，貌甚至起到决定作用，科举殿试就常常以貌来定状元，比如，洪武四年（1371）开科，状元本来是郭翀，朱元璋嫌他太难看（“嫌其貌寝”），就把长得好看的吴佑改为状元。

而对明朝人来说，外貌好看与否，“美须髯”依然是重要标准。根据胡丹《相人术与明代前期政治》（《北大史学》第18辑）一文，明英宗用人时非常注重外貌。《明史·岳正传》记载，岳正个子很高，长了一把好胡子，明英宗远远看见，非常高兴，连连说好，立刻提拔了岳正，还开心地对人说：“我今天挑中了一个能做大学士的人才。”（“朕今日自择一阁臣”）

清朝科举，每六年举行一次大挑，为连续三年会试不中的举人拓宽仕途出路，标准很简单，“不试文艺，专看象貌”，“象貌魁伟者挑一等”。善于理财、后来官至东阁大学士的阎敬铭就是因为“状貌短小”在大挑中落选的。

从流行于晚清、作者伪托曾国藩的相书《冰鉴》中，也可看出胡须之于当时男子相貌有多重要：“须眉男子，未有须眉不具可称男子者……须有多寡，取其与眉相称。多者，宜清、宜疏、宜缩、宜参差不齐；少者，宜光、宜健、宜圆、宜有情照顾。卷如螺纹，聪明豁达；长如解索，风流显荣；劲如张戟，位高权重；亮若银条，早登廊庙。皆宦途大器。”由此可见，胡须可多可少，但必须有，因为,“未有须眉不具可称男子者”。

不崇尚胡须的时代

那么，有没有不崇尚胡须的时代呢？有，那就是魏晋六朝。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先得回顾一下发生在王力和沈从文之间关于胡子的一场争论。1961年，王力在《红旗》杂志上发表《逻辑与语言》一文，提出“胡子长得好是美男子的特点之一”。为了反驳这一观点，沈从文在《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一文中，举魏晋为例，说“魏晋以来有一段长长时期，胡子殊不受重视”。网络汉服爱好者常常引用沈从文此文，反驳“穿汉服需蓄须”，并列举魏晋时诸多不蓄须的美男子，如“美姿仪，面至白”的何晏，“面如凝脂，眼如点漆”的杜弘治，“美风神，善清谈”、“不堪罗绮”的卫玠，等等。

实际上，论及汉服与蓄须的问题，魏晋六朝是不足为凭的，因为，对漫长的中国男性审美史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沈从文自己也承认，“魏晋之际社会日趋病态”，“以男子而具妇女柔媚姿态竟为一时美的标准”。而就在南朝流行不留须髯、以状若女子为美的审美观之际，胡人占统治地位的北朝依然崇尚雄豪的男子气概，也还是以多须为美。其实，蓄须与否，对当时的南朝士人来说，就如同孔子所看重的左右衽问题一样，已然成为一种“夷夏之辨”的身份认同符号：满脸络腮大胡子的，都是化外之地的蛮夷，而举止阴柔、面容姣好的江南男子，才是华夏正统。阎步克指出：“秦汉男子对须髯的崇尚，在江左‘女性化’的容止观中淡化扭曲了；北朝的胡汉融合，则重振了对须髯的传统崇尚。”北方少数民族本来就“多须髯”，正好与汉族崇尚胡须的传统相融合。

无论魏晋之前还是之后，包括与南朝对峙的北朝，男子的外貌举止女性化，都不被时人所推崇。沈从文说，“张良的貌如妇人……虽并不见得特别称赞，也就看不出有何讥讽。”其实不然。读读《史记·留侯世家》，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的褒贬之意是很明显的：“上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一开始，因为刘邦称赞张良，司马迁以为张良“魁梧奇伟”，一看图像，才知道他长得很秀气，像个美女，这不正好说明，在司马迁心目中，像张良这样了不起的人，就应该是“魁梧奇伟”的须眉男儿吗？司马迁引用孔子所说的“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更证明了，在古人眼中，一个人长得像女人，不留胡须，就像长得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澹台灭明……字子羽……状貌甚恶”）一样，容易被人轻视。

沈从文说，魏晋时期胡子“殊不受重视”，“和年青皇族贵戚及宦官得宠专权必有一定关系”。这是很有历史洞见的说法。因为自身生理条件所限，宦官无法蓄须，一旦掌权，自然看不顺眼长了一副好胡须的人，必然想方设法排挤他们。这个时候，胡须就成了区分正常男性和宦官的基本判断标准，那就更加非蓄须不可了。

最后，让我们有请秋风老师，演示当代汉服的正确穿法——

尽管秋风在自由主义的欧风美雨中沐浴了若干年，但一旦穿起汉服来，蓄须、右衽，还是一丝不苟的。这一点，值得贾平凹向他学习。

(本文写作从丁改萍《中古胡须文化透视》一文中得到极大启发，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