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亚洲第一摄影师”杜可风：香港这个空间给我很大的刺激

这是一个由纸箱子摆放成的矩形空间，大而明亮。杜可风背着把椅子，慢慢走进空间，他在箱子围成的墙外张望着。在空间里，他或爬上手扶梯，或抱着纸箱子，或站在墙角，畏畏缩缩，东张西望，充满好奇，好像在寻找什么。

“你是想表达什么？”

“为了……玩。”杜可风说着大笑起来。

这是杜可风和艺术家张恩利合办的艺术装置“画影之间”。在张恩利的作品《空房间》里，杜可风将自己的视频艺术作品镶嵌其中，有他曾拍摄的电影《重庆森林》、《花样年华》、《阿飞正传》等里面的经典片段。《阿飞正传》里，张国荣在镜子前跳舞，自由而轻松。除此之外，还有一组他个人在艺术装置中“玩”的系列动作视频。

9月4日下午，在上海震旦博物馆，眼前的杜可风一头松垮的银发，穿着棕色格子外套，翻着红袖口，脚踩皮靴，很潮的装扮，又有点嬉皮士的味道。他有着澳洲人的面孔，却操着一口熟练的中文。

电影摄影界没有人不知道杜可风。他被誉为“亚洲第一摄影师”，外界赋予他的称号还有“王家卫御用摄影师”，他和导演王家卫的合作是一段不小的传奇，他们合拍了7部电影，《重庆森林》、《花样年华》、《阿飞正传》、《东邪西毒》等，他拍过张曼玉、张国荣、梁朝伟......以港产艺术片成名后，杜可风的脚步遍布全球，开始和张艺谋、陈凯歌、奈特•沙马兰和吉姆•贾木许等导演合作。

成名之后，所到之处，人所众知。有人说他是澳洲摄影师，有人说他是中国香港摄影师。人们为他的摄影冠以风格化的评价，但对杜可风来说，他摄影的风格并不是来自他自己，而是来自他所处的空间。他擅长感受空间，因空间而诞生想法。“我所谓的风格就是跟着感觉走。”香港这个城市的拥挤、狭小，它独具的活力，以及这个城市的人们对生活的期待给了他刺激，他在那个空间就会知道要怎么去表达。看到张恩利创作的《空房间》艺术装置时，他也是很快就有了创作的欲望。

在今天看来，杜可风算是入行较晚的，他31岁才首次拿起摄影机。他在杨德昌的《海滩的一天》里担任摄影师，拿到了当年的亚太影展最佳摄影。自此，他停止了职业上的漂泊，电影摄影渐渐成为他的工作重心。在获得42个国际电影节奖项及19项相关提名后，摄影于他来说，已是生活本身。“我的生活是早上起来拍电影。”

“如果当初没有人给你这个摄影机或摄像机，你没有成为电影摄影师，你觉得自己现在会在做什么？”

“做船员。”杜可风几乎是脱口而出，不加思索和犹豫。

近几年，杜可风把原来处于香港中环的工作室搬到了九龙湾，那里离货柜码头很近，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这是找回我做水手的根了”。

杜可风1952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出生，那时叫做克里斯托弗•道伊尔(Christopher Doyle)。少年时期他对世界充满好奇，感到澳洲的社会环境太小了，平常来往的朋友对他来说不再有新鲜感，他想要看一些在澳洲没有看到过的东西。后来，他离开了澳大利亚，成为一名挪威商船船员，想要环游世界。他在不同的国家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最后几经漂泊来到香港，学了中文，并且有了中文名字杜可风。

杜可风已年届63岁，但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衰老的影子，他有着爱玩的天性。也许年岁大了，让他反倒更能像个孩子一样玩，正如他在作品里展现的自己，畏畏缩缩，东张西望，充满好奇，像是在寻找什么。

9月4日下午，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在震旦博物馆与杜可风进行了对话。

【对话杜可风】

谈艺术创作：“为了……玩”

澎湃新闻：这次办的展跟你以前办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杜可风：首先，这是跟一个艺术家合作办展，我们之间的来往很重要。二是这个展包含不同的视频，不同的平面，最终要制造一个空间，我觉得这个办展的过程其实就是作品，它的呈现是因为这样一个过程。

对我来说，办艺术展比拍电影还要辛苦，拍电影我已经习惯了，在电影那个艺术空间里，我比较清楚观众期待的是什么。但艺术界我不是很清楚，所以对我来说挑战比较大一点。也是因为有挑战，所以才做。

澎湃新闻：这是第一次吗？张恩利老师是做当代艺术的。

杜可风：我也做过其它个人的展，在香港，在北京，在国外。这次因为是合作，所以比较有特点。而且因为这个空间比较大，本来不知道那么大的空间怎么去完整它，后来看到张恩利的这个空间后，感觉真的很像电影，我有了一个空间去玩嘛，我开始感觉到一些可能性。

澎湃新闻：为什么选择张恩利呢？

杜可风：其实是朋友建议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我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我们个人性格不同，试试看，会有火花的。这对我来说很像拍电影，一开始，你会有些想法，然后要想怎么去完整它，在这个布置当中，那些我自己参与、加上去的小作品，其实也是在参与这个过程。

澎湃新闻：刚刚我注意到你说了一个词“玩”，你说在这么大的空间里可以玩，然后我看到你的作品，你背着个椅子、拿着椅子、靠在墙角，有点畏畏缩缩，又有点东张西望，好像在寻找什么，这是要表达什么呢？

杜可风：为了......玩。（大笑）我觉得是为了表现对这个空间，对这个作品，对我们合作的一种意外，所以我要跟他来往，我要投入到这个空间，我们互相交换。这是对这个空间，对我们的合作的一种态度和说法。

澎湃新闻：这个作品给人感觉很滑稽，很有趣，你觉得这跟生活中的自己是一样的吗？

杜可风：当然我先有一点好玩嘛。（大笑）我做的事情不是呆板的，我喜欢美好一点的生活。我所有的电影摄影也是在欣赏，在交往，在追求美。在跟演员聊天时，我说我是有一种跟思想跳舞的心态。我拍电影有个好处，我不是在一个比较呆板的空间里，我有许多空间，可以跟很多人来往，跟一些想法来往。

谈电影摄影：如果没做摄影师，会去做船员

澎湃新闻：你提到“空间”很多，也曾说过自己的摄影风格不是来自于你自己，而是空间。

杜可风：这是来自空间。比如我们拍香港电影，如果香港不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的电影也不可能是这样的。香港整个散发出的活力，那种集中的小的空间、光线、人对生活的期待，在电影里反映出后，更具特点。我在香港拍的一些电影，正是因为香港这个空间给了我很大的刺激，给我很多想法。所以我的所谓的风格其实是在跟着感觉走。我刚在南美拍了一部电影，南美给我的感觉不一样，所以电影的风格一定跟我在这边拍的不一样。那边的人、那边的生活方式、那边的空间、那边的气候，都会影响到我的感觉。而不是说我的电影一定要是某种风格。

澎湃新闻：你觉得自己的摄影作品跟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的文化有关，但是在观众的眼中，杜可风的电影就是有他独特的风格，你接受这种评价吗？

杜可风：你们有这种想法我能不接受吗？（笑）我在一个空间，会马上有一些想法，然后我接着走到另外一个空间，又会有新的想法，我会思考怎么把这两个空间组合起来，所以慢慢会建立一个所谓的风格，一个所谓的对一个整体的看法。

其实我的作品也是我的生活。今天会比明天更好，这是我生活的态度。所以反映到作品上当然也会有同一性，不过对我来说这都是潜意识的东西。

澎湃新闻：但听说你不喜欢电影，只看书，那拍了这么多年，是什么支持的？

杜可风：是这样。但这是我的生活，没有别的了。（笑）我的生活是早上起来拍电影。如果要我放假，让我去海边玩，是不可能的，到海边我一定要拍一些自己的东西。我不放假的。

澎湃新闻：你电影里的女人拍出来都很美，但电影明星本身就美，如果让你去拍一个普通的女人，你可以拍好吗？

杜可风：我觉得普通女人也有她的特点，每个人都有她的特点。我的人物是我的爱好，我要用心想到她的特点。这不一定是美化她，用化妆品或者什么。最重要的是我让你信任我，我让你感受到我关心你，才会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出现。你会比较自信，你会用你自己的方法来表达你自己。会更相信我们的来往。所以，这些东西会有美。

澎湃新闻：在你合作过的导演和影星中，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或者影响最大的是谁呢？

杜可风：我自己。（大笑）

澎湃新闻：记得你说你当摄影师是因为有人给了你一部摄影机拍摄，如果当初没有人给你这个摄影机，你没有成为电影摄影师，你觉得自己现在会在做什么？

杜可风：做船员。以前我离开澳洲，去了一个北欧的船公司做船员，要环游世界。那时候在澳洲就觉得很多东西没有看过，那个社会环境太小，来往的人也很局限，我好奇心强，也需要一些新鲜感，想看一些在澳洲没有看到过的东西。

我在很多不同的国家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现在也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拍电影，今年有在日本、北欧、爱尔兰，还有中国香港......之前刚在南美拍电影（笑），我下一部戏在国内。

谈中国：“是我最舒服的空间”

澎湃新闻：你在中国很多年，中国对你来说是个什么印象？

杜可风：当然是我最舒服的空间。比方说，有人让我在澳洲拍电影，自己写一个故事。但我不认识澳洲这些人，他说你是澳洲人啊。其实，澳洲人的生活方式我并不懂，因为我不跟那边人来往。我很少去澳洲，除非去看我妈妈。中国这个空间对我来说更亲切，因为我在跟中国人生活，我知道大家的喜怒哀乐，还有思想。不过，说到底，我还是一个外面的人。

我觉得这对创作有帮助，你既是参与者，又是旁观者，在这个空间里面，我懂别人对生活的观点，但我不一定要接受那些观点，我可以给你一个新的看法。因为我是来自不同的地方，这对艺术家是一种很重要的自由，你必须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你必须退一步去看，不过你必须参与，人家才会懂你的感受，才会接受。

澎湃新闻：退一步是要客观吗？

杜可风：对，是客观跟主观的一种组合。你必须要有客观，才能重合。

澎湃新闻：那你在中国拍电影更客观？

杜可风：（笑）其实我在别的地方更客观，别的地方更新鲜些。我一看到一个空间，就有工作的热情，因为我知道这个精神我要怎么去把握它。

澎湃新闻：听说你很喜欢中国，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后，你怎么定义自己的身份？

杜可风：澳洲说我是澳洲摄影师，香港说我是香港摄影师。我觉得我应该很骄傲。现在国外很多人在别的国家打球，比如西班牙人在英国打球，不过到了他的国家要打比赛的时候，比如奥运时，他一定要回到祖国。我觉得我们都是这样的。

澎湃新闻：平常会关注中国的文化或社会吗？

杜可风：忙不过来。因为都在拍电影，其实我大部分的电影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反映。而且参与者都是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背景的人。所以拍电影对我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用很多不同的心态去看社会，享有不同的人的思想，不同的对社会的期待，不同的生活经验。

（实习生范佳来亦对此文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