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刘云军：宋朝高官如何通过选婿巩固权力

政治精英如何通过婚姻来巩固、提升自己的权力和社会地位？

16年前，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柏文莉（Beverly Bossler）写作Power Relations（《权力关系》）一书，以两宋宰相家族和浙江婺州地区本土精英家族为研究对象，揭示他们的婚姻、家族及其社会地位之间的联系，被公认为美国宋史学界“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今年6月，这本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翻译出版。在译者刘云军看来，这部著作从婚姻、家族的视角呈现了政治的复杂性，“尤其是指出姻亲关系对个人仕途发展的影响可能比宗亲关系更大”。

那么，对于宋朝那些累世为官的政治家族而言，婚姻是一种怎样的策略？目前任教于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的刘云军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作了介绍。

在联姻这件事上，皇帝和宰相谁更需要对方？

澎湃新闻：北宋初年的宰相几乎清一色是皇室姻亲，并且世代联姻。然而就在此前一百多年，唐文宗还在发牢骚，埋怨山东的士族和皇室联姻不积极（“民间修婚姻，不计官，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刘云军：唐代仍然是世家大族把持政治权力的时代。史学界的一般观点是，李唐皇室属于士族中的关陇集团。相比有着数百年历史、声望、“尚礼法”、“尚婚姻”的山东士族，关陇集团崛起时间较晚，“尚武”，二者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已故史学家汪篯先生曾经分析过，在门阀制度下，社会地位是以婚媾为标准的。那时看重的是“清”，是“文化的传统”，关陇集团的贵门，包括李唐皇室在内，都不具备这个条件。他们的祖先都是没有文化的胡人或胡化的汉人，所以被文化显族轻视。

通俗而言，唐代的山东士族不需要依靠皇权来为自己增光添彩，而是单凭自己悠久的士族地位便可屹立不倒。而到了宋朝，社会大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

经过唐末五代的社会动乱，以往的门阀士族已经难以为继，社会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不再是凭借门第出身，而是个人才干、风云际会的机遇等等。比如宋初开国宰相赵普就出身农村的教书先生，一些手握重兵的节度使也并非世家大族出身。对这些人而言，门第出身不再是保障个人在政治上畅通无阻的护身符，他们想保持自己的（包括家族的）身份地位，必然寻求其他有效的手段。这个时候，谁能得到皇帝的青睐，谁便会飞黄腾达，地位便越牢固。

我个人认为，说宋初宰相和皇室联姻，并非强调权臣向皇帝靠拢，反而是皇帝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比如赵匡胤，他是普通武将出身，他在建国初期要笼络权臣，而在中国古代异姓之间巩固关系无非两种：歃血为盟、缔结婚姻。所以在“杯酒释兵权”中，赵匡胤就主动与石守信等将领“约为儿女亲家”。

而对这些权臣来说，已经没有世家大族的实力，依附皇权无论从身份地位上，还是物质上都是非常可取的选择。另一方面，这也是在新王朝建立初期一种与皇帝合作的表态。

但我个人认为，这只表明政治精英不反对或者觉得与皇室联姻可取，至于他们是否很积极地追求这件事情，需要做细致的个案分析，毕竟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

澎湃新闻：有学者研究指出，北宋九朝皇帝中，除了宋真宗刘皇后、宋神宗向皇后及宋哲宗刘皇后3人无武将家庭背景，其余14位皇后皆为武将之女。皇帝与将门联姻是否真的这样普遍？

刘云军：北宋初年，皇室与“将门”通婚的现象确实相当突出。一方面帝王、太子大都娶武将女为后妃，而另一方面武臣及子弟则多尚公主及宗室女。宋太祖在登基伊始，为了结束中唐五代以来武夫跋扈、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拉拢、收买武将上层的方式之一就是联姻，以后则形成打压和拉拢相结合的武将政策中的一个内容，由此也造就了一批长期与皇室联姻而又统军的著名将门。比如宋太祖的第三任皇后宋皇后，是忠武军节度使宋偓的长女，宋皇后的生母为后汉永宁公主（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女），而宋偓是后唐庄宗外孙，可以说宋皇后出身显赫。

但是，有些皇后虽然出身将门，但她被选作皇后却不一定与将门出身有关。如宋英宗的高皇后是宋仁宗的曹皇后亲自选定的。高皇后曾祖是武将高琼，所以她属于武将后人。但曹氏是她的姨母，她能被选作英宗皇后，我个人认为曹皇后更多是出于维护家族利益的目的，而并非看重高皇后的武将后人身份。

此外，宋朝猜忌武将是传统，相比武将，外戚更可靠一些，所以皇帝在选择姻亲时，会更倾向于选择武将而非文臣，因为如果地位高的文臣成为外戚，再同时统兵，对皇帝的威胁可能更大。而宋代“右文”的政策，使文官普遍不愿意换成武职，一些武职也想方设法转换成文职。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外戚意味着从此只能走武职，这对文官来说吸引力骤降。他们可能会不太愿意成为外戚。

此外，宋代前期驸马要升行，即变得与自己父亲为同辈人，同时还要将自己的名字改成和父辈相符。如王贻永原名克明，其父为王贻正，尚主升行改名，名义上与其父成了兄弟。升行的目的是维护皇室在婚姻中的地位，但实际上造成人伦的混乱，为人所诟病。我认为，这可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臣与皇帝联姻的兴趣。因此宋神宗即位不久，便下诏废除“尚主升行”制度。

文官与皇帝联姻弊大于利，所以他们不积极，而武将与皇室联姻，既不影响仕途，对自己还有地位、财富上的好处。其实很多所谓的武将后人，她们的远祖可能比较显赫，但直系祖先往往已经没落。皇室与之联姻，更多的是从门第，而非现实地位考量。

澎湃新闻：皇帝为什么不追求官高爵显的岳父？

刘云军：北宋皇室选皇后，一方面，门风要好，祖上是大官，而当下的政治地位不用很高。特别是在北宋中期以后。主要原因是士大夫不积极了。宋代对外戚防范很严，一旦成为驸马，尽管待遇会很高，但不会有实权。

北宋皇帝在婚姻选择上不像我们想象得那样严苛。有的皇后甚至嫁过人（比如宋真宗的刘皇后，起初为蜀人龚美之妻，后改嫁给宋真宗），再改嫁给皇帝。比如宋仁宗选皇后的时候，原本选了一个生意人的女儿，他自己没有意见，是别人提出异议，按照“士农工商”的标准，这个候选人的社会地位不适合做皇后，后来才作罢。

士大夫家族的择婿标准：“绩优股”还是“潜力股”？

澎湃新闻：政治高官之间的联姻也很普遍，联姻作用如何体现？有什么政治风险？

刘云军：柏文莉在《权力关系》第四章 “宰相的婚姻”中就列举了许多宋代高官之间的联姻。此外，陶晋生教授的《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中研院”史语所，2001）对北宋士族的起家、仕宦、婚姻都有着详细的论述。特别是书后附录的“北宋士族婚姻关系表”，可以让我们很直观地看到士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

比如北宋初的宰相赵普与枢密使李崇矩的联姻、南宋宰相陈俊卿与梁克家之间的联姻等等。应该说这种联姻的目的肯定包含巩固政治地位的考量在内，实际上也确实有一定作用，毕竟这属于“强强联合”，可以将两个实力很强的家庭的优势集中化——这一点在荫补方面最为明显。因为官员职位越高，享受的荫补权利越大，换言之，更多的子弟可以享受到更大的做官机会。或者是在某一方地位衰落时，可以凭借另一方地位来阻止或挽救己方的地位，比如司马光的侄孙司马朴，就是凭借外祖父范纯仁荫补入仕。

当然任何手段都是双刃剑。权门之间的联合虽然带有优势，也会带来麻烦，特别是在瞬息万变的党争中。尤其是，皇帝也担心这种有权势的官员勾结在一起。比如赵普与李崇矩的联姻，被宋太祖发现后，直接罢免了李的枢密使职务。而北宋初年的钱惟演与宰相丁谓是姻亲，丁谓在台上时，钱十分春风得意，但随着丁谓的倒台，他的仕途也受到影响。

澎湃新闻：宋朝宰相还倾向于选择出身平凡的高第进士做女婿，柏文莉认为这开放了一条向上的社会流动的通道。“宰相岳父+进士女婿”是宋朝政治精英家族中常见的婚姻模式吗？它是否替代了“门当户对”？它确实成为一种上升通道了吗？

刘云军：“宰相岳父+进士女婿”我认为是一种指代，“高官岳父+进士女婿”似乎是一种更贴切的说法。当然这个模式中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岳父官高爵显，女婿地位一般，甚至很低，但很有前途。通俗地讲，这是“绩优股”+“潜力股”的结合。

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只能是在科举制非常发达的宋代。正因为科举成为入仕极其重要的敲门砖，尽管同时存在其他入仕途径，但都逊色于科举。所以只要是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之人，除了自身需要征战科场外，挑选进士女婿无疑为自己家族的发达增加了一条新的保障。

士族政治消解以后，“人走茶凉”不可避免，而提拔一支“潜力股”可以使家族地位尽可能地延续下去。宋代官员有任期，到了任期就回家成为普通老百姓了，类似于今天的聘任制。那怎么维护家族地位？如果家族子弟优秀，考上进士继续当官；如果子弟不争气，女婿能考上，也很好，其实就是为家族输送新鲜血液。

北宋参知政事王旦挑选出身贫寒的进士韩亿为女婿，正是看中这一点，后来韩亿也成了宰相。在宋代一些“慧眼识英”的故事中，也往往强调“被赏识之人”“前途不可限量”，并用他日的飞黄腾达来佐证这一点。

表面上，这种模式与“门当户对”完全不同，但它并未取代“门当户对”，实际上它恰恰是对“门当户对”的一种支持和证明。进士身份使女婿日后在仕途上有了飞黄腾达的可能性，换言之，将来会变成新的权贵甚至宰相。所以这是维护个人政治特权的一种考量和补充手段。

对出身平凡的士人而言，这确实是一条上升的捷径。最典型的，很多士人在成为宰相的女婿后短短数年间便跻身高官行列，而按照正常的升迁，很多人一辈子都无法达到这样的地位。确实很多宰相女婿后来也成为高官甚至宰相，除韩亿外，宰相富弼女婿冯京、参知政事薛奎女婿欧阳修等等，都做到宰相或参知政事。

澎湃新闻：有学者概括了宋朝士大夫家族婚姻的两个择偶标准：不问阀阅问门第；以才择婿，注重进士身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标准？

刘云军：在宋之前的社会，获取政治权力主要是靠门第，一个人出身何种门第，直接决定了他未来的仕途发展。而在宋代，仕途的发展与门第关系不大，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的进士身份最重要，所以才华无疑是第一位的。

宋代有“榜下捉婿”的现象，就是权贵豪门利诱或“威逼”新科进士为女婿。如《宋史•冯京传》便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冯京自乡试、礼部试、殿试都是第一名，也就是三元及第，便成为抢手人选。 宋仁宗温成皇后的父亲张尧佐也打算把女儿嫁给他，便派人将冯京簇拥至家中，给他扎上一条金腰带，并称这是皇帝的意思。而且很快宫里派人赐酒食，张尧佐还直接把丰厚的嫁妆摆出来，让冯京看。但在皇帝的压力和丰厚彩礼面前，冯京不为所动。

《权力关系》这本书中列举了不少例子，说明许多显赫一时之人的后人由于种种却境遇不佳，这正反映了宋代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已经不存在“世卿世禄”的家族。比如北宋前期曾任宰相的晏殊，一生锦衣玉食，风光无限。但他的幼子晏几道便仕途坎坷。参知政事苏易简去世后，他的儿子苏叟一辈子沉沦于县职。这些例子，恰恰反映了宋代社会的流动性，类似于“江山轮流做，今年到我家”。

除了看重才华外，宋代婚姻中也比较看重钱财。当然并非宋之前的婚姻不看重钱财，而是在宋代史料中，比较明确地将钱财考虑作为婚姻的一个重要条件提出来，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宋人赵彦卫曾说：“唐人推崔、卢等姓为甲族，虽子孙贫贱皆家世所重。今人不复以氏族为事，王公之女苟贫乏，有盛年而不能嫁者，阊闾富室便可以婚侯门、婿甲科。”（《云麓漫抄》卷3）我觉得这反映了宋人在择偶时更注重从现实出发，较少理想色彩，当然也可能是宋代这方面留下来的史料比唐代多。

宋代结婚更重视彩礼，婚事也崇尚奢侈铺张，这可能也是导致婚姻中考虑钱财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普通百姓，连朝廷高官都不能免俗。宋真宗曾任宰相的张齐贤、向敏中，因为故相薛居正的儿媳柴氏寡居，将携带资产再嫁，便争相求娶柴氏。张、向二人为此还闹得不可开交，还惊动了皇帝。

婚姻与社会地位：姻亲关系比宗亲关系更重要？

澎湃新闻：南北宋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婚姻方面差别大吗？南宋为何许多宰相与难民是姻亲？

刘云军：柏文莉在《权力关系》这本书中其实是回应了此前美国学界比较流行的“南宋精英地方化”的说法，她认为两宋精英之间的差别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更多是表面上的差异，事实上并不显著。她也不同意南宋时期精英的地方化，认为南宋地方精英之所以重要，恰恰是他们与本地区以外的关系网融为一体。我认同她的观点。

南宋和北宋在许多方面存在不同，但婚姻方面，我认为差异不大。因为婚姻是个比较稳定的东西，除非受到大环境的剧烈影响，否则人们的观念等等很难发生变化。

至于南宋许多宰相与难民是姻亲，这一点很好理解。北宋灭亡的“靖难之难”是中国古代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对南宋大多数人而言，除非是南方土著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北方难民（包括宰相）。

澎湃新闻：柏文莉的观点是，姻亲关系对个人仕途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可能比宗亲关系更为重要。您如何看待宋朝婚姻对于个人政治前途的影响？

刘云军：我认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如我们中国人常说“远亲不如近邻”、“一表三千里” 等等，说的就是亲戚关系有时候会很疏远，而一些非亲戚关系反而有时候更实用。而且如何鉴定这里说的姻亲关系是一个问题。本书中也谈到，很多宋人喜欢亲上加亲，如此一来，宗亲与姻亲便变得难以分辨。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以姻亲身份起作用，还是宗亲身份起作用，就不太好分辨了。我个人认为，柏文莉强调的姻亲关系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是在有些人虽然有宗族存在，但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可能无动于衷或者爱莫能助，而这时候恰恰姻亲施以援手。

其实，影响个人政治前途的不光是婚姻，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比如才华、机遇。单纯说婚姻，影响肯定有，但究竟起多大作用，需要具体分析。如北宋宰相王安石的女婿蔡卞，他后来也担任宰相，人们就嘲笑他，说他有什么问题都要回家问老婆，认为他的宰相是拜夫人所赐。

比如，宋代官员升迁过程中，荐举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一些官员就是由于“举状”（举主的推荐信）数量不够，在仕途上抱憾终生。对于达官贵人而言，他们的身份地位使得在荐举方面比一般官员无疑有优势，他们的姻亲也一样。比如北宋枢密使庞籍的女婿陈琪改官，举状有十七纸之多。当时有一个皇帝审阅官员的政绩考核表，发现一个小官职位很低，却有七八位人联名保荐，一查发现小官岳父是朝廷高官，他就很生气，斥责一通。这是被皇帝发现了的情况，也可能有没被发现和记载的。不过，也有些宰相刻意避免裙带关系的嫌疑，女婿在仕途上的发展反而不太顺利。